乾隆四十年（1775年），和珅被擢為御前侍衛兼正藍旗滿洲副都統，從此加官晉爵，平步青雲，幾年之內，任至軍機大臣、大學士，還先後兼任、擔任吏部尚書、戶部尚書、理藩院尚書、內務府總管大臣、九門提督、領侍衛內大臣、滿洲都統等要職，封一等忠襄公，位極人臣，秉權二十餘年。和珅發跡之迅速，在封建社會的官場中亦屬罕見，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封建專制主義在清代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乾綱獨斷”已成為最高統治者的唯一信條。乾隆帝晚年陶醉於“盛世”之中，喜聽諛言而不容諫言，更不容對時弊有所指責。他對廣大人民群眾進行殘酷統治、鎮壓，在統治集團內部則羅織文字獄，以望文生義、捕風捉影的手段，加上莫須有的罪名，透過製造濃重的恐怖氣氛，顯示皇帝生殺予奪的專制淫威。其結果是，文人士子惴惴自危，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官吏惶恐不安，無不看乾隆帝的眼色行事，這就給和珅這個最善於察顏觀色人物的晉升創造了有利條件。

其次，當時朝廷上雖有元勳阿桂等人存在，但對和珅的貪橫卻無可奈何。阿桂之父阿克敦官拜協辦大學士，阿桂以滿洲世族而屢建奇功，乾隆四十二年即升為武英殿大學士，相當於首席宰相。但此後十餘年間，他經常被乾隆帝派任外差，或赴各省治河，或赴各地查辦朝廷命案，或率軍出外鎮壓各地人民的反清武裝起義等等，加之明哲保身，缺乏與和珅進行鬥爭的精神。如史籍所述：“乾隆末，和珅勢漸張，阿桂遇之不稍假借。不與同直廬，朝夕入直，必離立數十武。和珅就與語，漫應之，終不移一步。阿桂內念位將相，受恩遇無與比，乃坐視其亂政，徒以高宗春秋高，不敢遽言，遂未竟其志。”這就助長了和珅的擅權。

再次，和珅聰明機敏，博聞強記，不但能詩善畫，對滿、漢、蒙、藏等語言文字也有所知曉，而且有較強的工作能力。這在當時朝廷官員中是很少見的，使他在隨侍皇帝處理大事中處於有利的地位。另外，和珅也曾為乾隆帝整飭貪汙之風效過力。乾隆四十五年，雲南糧儲道海寧揭露了雲貴總督李侍堯貪縱營私後，乾隆帝立即命和珅處理此事。他一到雲南，拷問李家僕人，查出許多證據，接著又上疏陳奏雲南吏治廢弛、府州縣多虧帑等情形，回京後又向皇帝面奏了雲南鹽務、錢法、邊防等情況，“多稱上意，並允行”，顯示了和珅處理政務的才能。和珅還很“善體聖心”，對皇帝的起居可謂體貼入微。每當乾隆帝“有咳唾之時”，作為堂堂大學士的和珅竟“以溺器進之”，這無疑是他獲得寵信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