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鄧之誠先生引過一個段子，大略說是，清朝有位毛先生寫了墓誌銘，被文字獄揪出來了，拉到吳山城隍廟去審。

官吏喝問，要求毛先生解釋明朝、清戎、夷、虜都是什麼意思。毛先生引經據典，用《孟子》、《尚書》等解釋，還聰明地說，“清戎”不是說清朝是戎狄外族，而是說戎兵。

官吏問不出什麼來，而毛先生巧舌如簧，結果毛先生得以無罪釋放，妙極了。

但鄧之誠先生補了句，大意是：

這事是康熙朝二十五年的文字獄；因為三藩之亂——吳三桂等三王造反——才比較寬容：那時候要拉攏讀書人嘛！不能讓他們去響應吳三桂！

如果這位毛先生趕上乾隆朝，早就滅族啦！

不同的時代，文字獄的尺寸，那是不同的。

秦始皇焚書坑儒、乾隆爺大搞文字獄，都是在天下大定的時候。概因天下大亂時，要對讀書人客氣，唯才是舉，優容士人。

當初滿清入關之初，對明朝遺臣給足了面子，黃宗羲這類不肯從政計程車人，清朝懂得拿博學鴻辭科去勾引，哪怕勾不到，招賢的姿態是要有的。但到得乾隆朝，相對穩定了，手法就要狠辣一些。天下都歸附了，何必再跟你客氣呢？

當然，乾隆朝文字獄比較熱鬧，理由不止於此。

雍正開了個不好的頭，是這樣的：當時有位錢名世，被文字獄了。雍正對付錢名世，沒有喊打喊殺，而是所謂“革去職銜，發回原籍，朕書‘名教罪人’四字，官制匾額，張掛錢名世所居之宅。”這是精神侮辱。

然後呢，雍正覺得，不能自己一個人折騰，“令在京見任官員，由舉人進士出身者，仿詩人刺惡之意，各位詩文，記其劣績，以儆頑邪。”

發動文化人一起對付他。這招比較狠。

乾隆學了這招。所以乾隆朝許多文字獄，是文人之間的互相檢舉。

清朝有位佘騰蛟，寫過兩句詩，叫做“為何虯髯翁，年年釣綠水”。江西巡撫一位姓胡的，就檢舉他要謀反。乾隆看了，覺得屁大點事，很不以為然。

胡巡撫很作死，還特意給乾隆上課：“虯髯客是風塵三俠之一，是曾存心企圖推翻隋朝的義士；現在這個姓佘的感嘆虯髯翁只好釣魚，就是想謀反而沒氣力……”

然而乾隆爺一輩子寫過四萬多首詩，最覺得自己有學問，你居然來給他講典故，反過來給他上課，真是活夠了！於是乾隆爺把胡巡撫罵了一通，說是吹毛求疵，就過去了。

魯迅先生1934年12月14日給楊霽雲寫信，說他讀許多清朝時禁書，看來並沒什麼，可笑；他讀《閒漁閒閒錄》，內容明明恭順，作者卻因此被斬首啦！

魯迅先生的結論是：

“大約那時跟現在一樣，私仇為多。”

最可怕的文字獄，都來自這種文人內鬥。大概清朝皇帝也明白，漢人之間絞殺起來，比他們滿人檢舉，要有效得多。當然最有效的，還是讓你自覺自願，自己收拾自己。

導致曹雪芹在《紅樓夢》裡，原有些“大明角燈”、“耶律雄奴”之類字樣，都刪改掉了。這麼一想，曹雪芹所謂“批閱十載，增刪五次”，有相當部分時間，不是在斟酌字句，而是在免得被揪出來呢。

所以啊，“你們自己割了吧，省得我動手”。大清就這麼瘮人。

哪位說了：我熟讀《紅樓夢》，可不知道“耶律雄奴”之類避諱啊？絲毫不奇，看的版本不同而已。實際上，歷代避忌避諱敏感詞，最可怕的後果，並不是讓人交流產生障礙。而是久而久之，讓人遺忘和習慣。

比如，正月，為什麼要讀成“徵月”呢？因為秦始皇叫做嬴政，“政”這個音，要避忌。

比如，相國為什麼叫做相國？其實戰國時，相國叫做“相邦”。但劉邦稱了帝，“邦”這個字就得避諱了。

開封原來叫“啟封”。為什麼叫開封？因為漢景帝叫劉啟。

司馬昭並未稱帝，但因為追封了晉文帝，所以王昭君被改稱王明君——杜甫所謂“生長明妃尚有村”，明妃就是王明君。最可怕的是：我們熟悉的蔡文姬，原字是蔡昭姬。就因為司馬昭才改的。

李世民稱帝，“世”與“民”都被避諱了。柳宗元《捕蛇者說》裡，“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人風，其實是民風。乍一看，以為是人中風了呢。

但李世民也逃不了。他弟弟李玄霸，因為犯了康熙玄燁的避諱，改叫做李元霸了——現在民間都知道隋唐第一條好漢李元霸，誰知道他該叫玄霸呢？

最重要的一個細節：《史記》等古書裡，否定詞，還常有“弗能禁也”，就是不能禁止；漢昭帝劉弗陵登基，“弗”這個字不能用了，都改成了“不”。

所以啦：如果沒有漢朝老幾位皇上，如今我們說話，該是這樣：

“今天我們要吃個啟封菜，鯉魚焙面！”

“弗弗弗，大正月的，吃點餃子多好！”

類似於此，都是避忌避諱出來的結果，導致大家都忘了，歷史原來是怎麼樣的了。

所以到得後來，稍微還通達點人情的天子們，都懂得給人省點麻煩。比如我們可敬可愛的五阿哥永琪，他十五弟叫永琰，後來成了嘉慶皇帝。皇帝一登基，逼得老百姓不能練字了：書法帖子，都是“永”字啊。嘉慶皇帝還算好，不折騰，一登基就改名“顒琰”：如此，讀書人也不用特意避忌永字。他兒子綿寧也很識相：自己一登基，“綿”字怎麼辦？哪個小媳婦說“哎喲你看咱這褂子軟綿綿的”，立刻拿去開刀問斬，也不像話。所以改名“旻寧”。

然而統治者們該避忌的，還是要避忌。

唐魯孫先生說過個說法，聽來簡直荒誕：慈禧太后不讓宮裡說“月餅”倆字，必須稱月華糕。哪位問了：她老人家跟餅有仇？一輩子都不吃燒餅煎餅春餅？非也。餅字沒事，但跟月字一連，與“月病”諧音，老太后最恨月病這種麻煩事了，不許叫！——這種避忌，很讓人懷疑老太后有點經期抑鬱症。但這就是權力的可怕之處：如此荒誕，臨了還是給弄成這樣。

但是，我們還是得傳遞些好訊息。比如陶淵明，唐朝時為了避諱高祖李淵，一度被叫成陶深明——乍聽像要逃生脫命似的。但陶潛千載名士，熬過了唐朝，終於得回本來名字。

又後來民國，袁世凱改元洪憲時，楊度與雷震春二人為了拍馬屁，說北京人吃“元宵”，音同“袁消”，為尊者諱，不能用，一切“元宵”都改稱湯圓！北京前門大街的正明齋招牌沒改，被好生整了一番。這事袁世凱自己都未必知道。

耐人尋味的是，袁世凱死後，恢復共和，正明齋特意搭了綵牌樓，電燈泡擺出四個巨大的字：“各類元宵”，好好地出了口氣。

一切敏感詞和愚蠢的避諱，都是兔子尾巴長不了。只要不被避諱到遺忘了，總能等到那一天，出這口鳥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