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最近卻看到一篇好文，寫的是如何客觀評價馬家軍。作者認為馬家軍雖然作惡多端，從客觀上來說，馬家軍的存在對西北的安定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至少在抗戰中，在那個最風雨飄搖的時期，西北馬家軍面對日本人的威逼利誘，沒有像東北、內蒙的實權派一樣賣國投敵，分裂建國。

筆者同樣認為不能一棍子打死馬家軍，但是我們也要知道，馬家軍之所以不敢叛國，功勞全在左宗棠。所以說，如果能夠客觀地看待馬家軍，就能夠理解梁啟超為什麼說左宗棠是“五百年來第一偉人”。

馬家軍的崛起可以追溯至清末的陝甘叛亂。趁著太平天國之亂，西北的宗教領袖也紛紛自立，妄圖建立一個政教合一的獨立國家。西北宗教和民族問題複雜，清政府屢次平亂皆以失敗告終，在覆滅太平軍後後，急忙讓左宗棠率老湘軍趕赴西北。

西征的老湘軍皆是經過戰爭洗禮的百戰精兵，戰鬥力不言而喻，但左宗棠也敏銳地意識到，西北亂局並不能單純地依靠軍事手段解決。經過多番走訪和調研，左宗棠認為西北的癥結在於“有教無國”。

伊斯蘭教在西北傳播過程中，與當地封建勢力相結合，發展出了一種特有的“門宦制度”。透過神化教主是帶領信徒進入天堂的引路人，將教主與信徒之間的宗教等級關係變成地主與農民之間的依附關係。

教主在宗教、婚姻、錢糧、訴訟等中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信徒必須無條件服從。絕對的權力意味著絕對的腐敗，教主的傳承最初採取的是“傳賢制”，但僅實行了一代就變成了“世襲制”，教主的兒子永遠是教主。

當教主對信徒的控制遠遠超過了官府後，一旦中央政府對邊疆地區控制力下降，各地有實力的教主就蠢蠢欲動，這才有了“國有難，穆必亂”的老話。

左宗棠進入甘肅後，先是全力蕩平了叛亂的中心金積堡，凌遲處死了匪首馬化龍。然後才開始實行自乾隆皇以來，清政府一直奉行的“以穆治穆”政策，但是扶持的物件卻跟以往大不相同。

當時西北伊斯蘭教主要有新老兩個教派，創始人分別是馬明心和馬來遲。馬化龍被誅後，標誌著新教勢力的破滅，馬來遲的四世孫，華寺門宦的教主馬桂源於是就成了西北宗教界最具影響力的人物。

新教是發動叛亂的主力，左宗棠必須將馬化龍的勢力連根拔起，但老教一直心向官府，很多人都是被裹挾的，並沒有堅定的反叛意識，所以馬桂源屬於可以被爭取的物件。

然而左宗棠卻沒有爭取這位教主大人，反而將他有意投降的訊息透漏給了河州的宗教領袖馬佔鰲。馬佔鰲之前是河州叛軍的首領，他在太子寺之戰中大敗清軍，之後卻立刻請降，因此深得左宗棠的青睞。

馬佔鰲深知自己僅是地區性的宗教領袖，永遠不可能成為教主。一旦馬桂源投降，朝廷必然重用其老教教主的身份，而他自己則永無出頭之日。

馬佔鰲得到訊息後，一方面寫信告訴馬桂源，自己是身在曹營心在漢，不得已才投降清軍的，請求馬桂源繼續領導教眾抗清；另一方面又不斷暗中設計，最終生擒了包括馬桂源在內的13名首領。

這樣在馬佔鰲的幫助下，左宗棠成功斬斷了西北最大門宦勢力的血脈。戰後論功行賞，以馬佔鰲家族為首的河州軍閥如願當上了朝廷在西北的代理人。

隨著清王朝的衰落，馬家軍雖然逐步實現了割據西北的目的，因為他們不是教主，而且還出賣過教主，從此失去了宗教號召力，只能依靠中央政府的才能維持統治。

抗戰時，日本特工丟擲建立“伊斯蘭國”的誘餌時，他們之所以不為所動，根本原因就在於沒有足夠的合法性，而這一切都要感謝左宗棠在幾十年前就給他們戴上了緊箍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