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康有為和梁啟超為核心的維新派，在當時的國內做了非常多的努力與改革，那麼這些活動，究竟對當時的社會帶來怎樣的影響？
光緒皇帝與康有為（右）梁啟超（左）
一、組織學會
為了廣開風氣，培養和團結維新人才，傳播合群意識，進而擴大影響，推行變法，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人士積極創辦各種學會，“復思開會振士氣於下”。1895年至1898年間，全國各省學會林立，其中尤以北京、上海、湖南三地最為活躍。
在北京，學會出現最早。1895年8月，在廣學會的示範作用與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的直接影響下，康有為、梁啟超與帝黨成員文廷式等人聯合創立北京強學會，推舉陳熾為提調，梁啟超為書記員。參加成員包括康有為、梁啟超、文廷式、沈曾植、張權、楊銳、徐世昌等二十二人，並得到翁同穌、張之洞、李鴻藻、劉坤一等官員及李提摩太、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等傳教士的支援。
北京強學會舊址
強學會的性質是“兼學校和政黨而一之焉”，實際上是維新派和帝黨相結合的一個政治團體。該會每十天集會一次，由專人演說，論述中國自強之道，探討維新變法之途。由於成員複雜，派系不一，彼此間爭權奪利，內部矛盾日益突出。1896年1月，在御史楊崇伊的彈勃下，強學會成為黨派爭鬥的犧牲品，被清政府封禁。
1897年至1898年4月間，維新派又在北京發起和參與創辦了知恥學會、關西學會、粵學會、閩學會、蜀學會、保國會、保滇會、保浙會、保川會等團體，其中尤以保國會影響最大。保國會成立於1898年4月，主要發起人是康有為和李盛鐸。該學會在北京、上海設總會，各省府縣建立分會，以保國、保種、保教為宗旨，制定了《保國會章程》及相關會議例則。與強學會相比，保國會在規模和宗旨方面更為完善，已具近代政黨的雛形。同時，又致力於禦侮圖存、變法維新的思想宣傳，推動了各省自保救亡和維新運動的發展。
保國會遺址
上海作為全國經濟貿易和中外文化交往的重心，社會風氣較為開放，是維新人士創設學會和變法自強的又一重要基地。1895年11月中旬，在張之洞的支援下，康有為在上海王家沙創立上海強學會，由他和汪康年共同主持，並擬定《上海強學會章程》，申明旨在為中國自強而立，以此開通風氣，擴大維新聲勢。參加成員包括康有為、汪康年、陳寶琛、張謇等二十餘人，其中多屬張之洞一派。上海強學會在章程中強調學習西方，以譯印圖書、刊佈報紙、擴大藏書、開設博物館為緊要之事。具體而言，即翻譯出版西文圖書，研習西方國家的社會政治學說和自然科學；刊行報紙，關注和報道國內外時事；蒐集中外書籍，以供研究；開設博物館，置辦儀器，講求製造。1896年1月，北京強學會被封禁後，上海強學會隨之解散。上海強學會雖歷時短暫，但對上海乃至東南地區的維新運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維新派康有為等
1896年至1898年6月，上海又相繼出現了地理公會、務農會（農學會）、算學會、譯書公會等諸多學會組織。這些團體多屬學術性質，其中地理公會旨在繪製、刊印各國地圖及國內分省地圖；務農會、算學會等致力於講求農學、算學、醫學、商學等各種新學；譯書公會注重仿效日本，著力翻譯有關政治、教育、律例、物理、天文地理等西方書籍、報章。除此之外，梁啟超、譚嗣同等人發起的不纏足會則是反對舊禮教的重要團體，在全國各地的同類組織中影響最大。
北京、上海維新運動日益高漲的同時，湖南在譚嗣同、唐才常$維新人士及陳寶箴、黃遵憲等地方官員的推動下，維新活動十分樂躍，聲勢日漸壯大，成為全國最具維新氣息的省份。1898年2月，嗣同、唐才常在長沙成立南學總會，在各縣設分會，並制定《南學會大概章程》，由譚嗣同、唐才常、熊希齡等充任議事會友，負吉議定會中事務章程；由皮錫瑞、黃遵憲、譚嗣同、鄒代鈞擔任講論會友，分別主講學術、政教、天文、輿地。自成立之日起，總會每七天舉行一次講演會，既介紹西方的政治學說、自然科學及世界形勢，又論述創立學會的必要性，闡釋“孔子改制”理論，進行維新變法、救亡圖存的輿論宣傳。除講學外，總會還設答問，對設立課吏堂、新政局、保衛局等新政事項展開討論，並提出方案，以供政府參考。與其他學會有所不同，南學會雖名為學會，但“實兼地方議會之規模”，成為連線湖南官僚士紳、講求地方新政的政治團體。在南學會的帶動下，湖南省內“民智驟開，土氣大昌”，各府州縣紛紛設立學會，其中以湖南不纏足總會、群萌學會、延年會、積益學會、學戰會、公法學會、法律學會等較為著名。
譚嗣同
在上述地區之外，浙江、江蘇、福建、廣東、四川、江西等省及香港、澳門等地區的維新事業也漸次開展起來，學會數目頗為可觀。具體而言，如浙江杭州、瑞安、海寧等地的興浙學會、化學公會、瑞安務農支會、海寧樹藝會等，江蘇南京、蘇州等地的金陵測量會、蘇學會、中西學社等，福建福州等地的不纏足會、新學會等，廣東廣州的粵中不纏足會、農學會、時敏學堂等，四川成都、威遠等地的蜀學會、威遠農學會等，江西南昌的奮志學會、勵志學會等，湖北武昌的質學會，貴州貞豐州的仁學會，廣西桂林的聖學會，天津的立天足會，香港的戒鴉片煙會及澳門的不纏足會等。
據不完全統計，1895年至1898年，全國近十省三十多個城市共設立學會百餘個，擁有近萬名會員，一時間“學會之風遍天下”。作為中國近代最早的社團組織，學會在這一時期規模和宗旨較為完善，種類也較為多樣，既有宣揚維新變法、救亡圖存的政治團體，又有提倡新學、翻譯西書的學術組織。儘管多數學會因內部組織龐雜、思想混亂，大都陷於停頓，但它們畢竟打破了長期以來禁止士民結社論政的法令，成為宣揚維新思想的新型傳播媒介之一，在政治、文化、教育等領域產生了廣泛的影響。自此，全國各省市風氣漸開，民間組織社團已成不可抑遏之勢。
二、輿論宣傳
在組織學會的同時，維新派又積極創辦新式報刊，以此抑揚民眾輿論，傳播維新思想和近代科學知識。1895年至百日維新前，全國各地報刊猶如雨後春筍，蔚然興起。其中北京《萬國公報》創立最早，上海《時務報》和天津《國聞報》則是維新時期南、北兩地的輿論中心，在全國影響最大。
《萬國公報》創刊於1895年8月17日，由康有為發起，是維新派創立最早的報刊。《萬國公報》為雙日刊，共出四十五冊，每冊附論說一篇，每期刊印一千份，隨當時專門刊載詔書、奏章的《邸報》，免費贈閱給在京官員。該報除轉錄廣學會及其他報刊外，主要由梁啟超、麥孟華撰寫評論文章，具體包括《地球萬國說》《通商情形考》《萬國礦物考》《各國學校考》《鐵路通商說》《西國兵制考》《報館考略》等二十餘篇。這些文章側重闡述富國、養民、教民之法，具體涉及開礦、造船、郵政、農業、工商、製造機器、修築鐵路、新式教育、開辦報館等事項，較為完整地宣傳了維新派的變法主張。《萬國公報》發行兩月後，北京城內“輿論漸明”，部分官員“聞所不聞”，“漸知新法之益”，由此“識議一變”。
萬國公報
北京強學會成立後，維新派更加註重輿論宣傳，遂將《萬國公報》改稱《中外紀聞》，作為北京強學會的機關刊物，由梁啟超、汪大燮擔任主筆。12月20日，《中外紀聞》雙日刊正式出版。初刊時，為擴大報紙在上層官僚中的影響，強學會依然採取免費贈閱的方法，將其隨《邸報》分送至各大官宅。隨著維新思想的傳播，《中外紀聞》的發行量增加至三千份，內容除摘錄閣抄、譯印國內外時事新聞外，還刊載西方格致書籍，介紹西方自然科學，同時還附有論說多篇，考察各國情況及其強弱根源，為新政改革提供建議。1896年1月，該報被清政府查禁。《中外紀聞》發行時間雖僅月餘，但它作為維新活動的一種宣傳媒介和輿論工具，反映出維新派變法圖存的政治傾向，在部分京內官員及士大夫階層中引起反響，產生了一定的社會影響。
《時務報》創刊於1896年8月9日，由梁啟超、汪康年、黃遵憲在上海福州路發起創立，汪康年任經理，梁啟超擔任主筆，張坤德、郭家驥、古城貞吉分別擔任英文、法文、日文翻譯。該報為旬刊，從創辦至1898年8月7日停刊，共刊印六十九冊，每冊二十餘頁，分為論說、諭折、京外近事、域外報譯等專欄，另附各地學規、章程等，其中以域外報譯為主，約佔全冊內容的一半。梁啟超擔任主編期間，在《時務報》上陸續發表了《論報館有益於國事》《變法通議》《論中國積弱由於防弊》《論君政民政相嬗之理》《說群》等五十餘篇文章。他既明確主張學習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教育制度，變法圖強；又大膽宣傳民權、民主，認為君權日尊、民權日衰是中國貧弱的根源，號召伸民權、設議院，實行君主立憲制度；同時還要求改革科舉制度，以培養有用人才，並實行工藝專利，為發展民族資本主義創造有利條件。梁啟超所撰政論文章，言論新穎，文字通俗流暢，在維新人士和部分開明官僚中引起了強烈反響，他們“愛其語言筆札之妙，爭禮下之。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窮陬，無不知有新會梁氏者”。在梁啟超的宣傳鼓動下，《時務報》營銷至南北十五省及日本、東南亞等海外地區，銷售數額多達萬餘份。作為維新時期南方的輿論中心和全國影響最大的新式報刊之一，《時務報》“一紙風行海內，觀聽為之一聳”，推動了維新變法運動的深入開展。
時務報
《國聞報》創刊於1897年10月26日，由嚴復、夏曾佑、王修植在天津發起創立，嚴復擔任主編。《國聞報》以通上下、中外之情為宗旨，以合群自強相號召，成為維新時期北方的輿論中心和全國影響最大的兩份報刊之一。該報為日報，每日兩張，主要刊登告白、上諭、直隸制臺轅門抄，譯錄英、美、日、俄、法等國報紙和國內新聞，同時還發表相關論說，譯介和宣傳西方各國的政教、學術等。由於天津地處北方，距離北京較近，《國聞報》所刊登的國內新聞僅限於京津一帶及華北、東北、西北等地，其中對維新時期的新聞和京城動態報道得尤為翔實和及時。嚴復主持報務期間，在《國聞報》上陸續發表了《擬上皇帝書》《西學門徑功用》《保教餘義》《保種餘義》《論治學治事宜分二途》《論中國教化之退》等多篇社論。他揭露清政府的統治弊端，倡言變法改革、救亡圖存，主張學習西方，廣開民智，廢除八股文，改革科舉制度。
八股文
八股文，又稱時文或制藝，濫觴於北宋，至明初被確定為一種獨立的八股文體。自明中期開始，逐漸形成比較嚴格的程式，並在清代一直沿用，成為科舉考試製度的一種特殊文體。八股文每篇文章均按照一定的格式和字數限制，由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後股、束股八部分組成。其中破題即用兩句話將題目的意義破解開；承題即承接破題的意義加以說明；起講為議論的開始；入手則為起講後的入手之處。後四部分才是正式議論，並以中股為全篇重心。在這四股中，每股又都有兩股排比對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故名“八股文”。八股文專講形式，沒有內容，所擬題目基本來源於《四書五經》，要求考生所論內容主要根據朱熹《四書章句集註》，不得自由發揮。由此，八股文成為一種僵死的官僚式文體，不僅使士人的思想受到極大的束縛，而且敗壞學風。
在《時務報》和《國聞報》的帶動下，1895年至百日維新前，上海、天津、湖南、浙江、福建等地及澳門地區，新式報刊廣泛盛行，數額多達六十餘家。具體而言，如上海的《強學報》《農學報》《整合報》《富強報》，天津的《國聞彙編》，湖南長沙的《湘學報》（《湘學新報》)，浙江杭州的《經世報》、溫州的《利濟學堂報》，江蘇無錫的《無錫白話報》，福建福州的《福報》，廣東廣州的《嶺學報》，廣西桂林的《廣仁報》，四川成都的《蜀學報》，重慶的《渝報》，澳門的《知新報》等。除此之外，日本、新加坡亦受維新思潮的影響，分別設有《東亞報》《廣時務報》《天南新報》。
國聞報
維新時期，新式報刊不僅種類多樣，而且內容新穎。在種類上，主要分為綜合性、專業性、文摘性報刊及政治團體的機關刊物；在宣傳內容上，或議論時政、倡言變法，或介紹西方政治學說、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等學術知識。作為維新運動的一個重要傳播媒介，新式報刊行銷全國各地，佔據了輿論界的主導地位，對中國社會影響至深。即使“一孔之士，山澤之農”“筐篋之吏，煙霧之儒”，也因新式報刊而“始知有神州”，“始知有時局”，進而推動了維新變法活動的迅速高漲。隨著社會風氣的逐漸開放，民間辦報之風日益興盛。
三、湖南時務學堂
同一時期，為培養維新人才，傳播西學和變法思想，維新派人士又積極籌議和創辦多個新式學堂，其中以湖南時務學堂的成效最為顯著，對維新運動影響也最大。
時務學堂教習：左起葉覺邁、譚嗣同、王史、歐榘甲、熊希齡、韓文舉、唐才常、李維格
時務學堂由譚嗣同等人發起，並在湖南巡撫陳寶箴、按察使黃遵憲、學政江目標襄助下，於1897年10月在湖南長沙開辦，由熊希齡擔任學堂提調，主持一切行政事務。在師資方面，熊希齡特意延請梁啟超、利瓦伊格分別擔任中、西學總教習，同時又聘請康門弟子歐寒甲、韓文舉、葉覺邁等為中文分教習、許應垣為數學教習。在學堂章程方面，梁啟超代為擬定《學約》十章，內容包活立志、養心、治身、讀書、窮理、學文、樂群、攝生、經世、傳改。具體而言，即試圖“遠法安定經義治事之規，近採西人政治學完之意”，講學過程中“以宗法孔子為主義”，擇取六經義理制度及其微言大義，“一一證以近事新理，以發明之”，並“傳孔子大平大同之教於萬國”。在辦學宗旨方面，時務學堂以保國、徊侮、創新相號召，提倡新學，鼓吹維新，致力於培養學通中西的新型人才。在招生方面，時務學堂首先透過統一初試和複試，選取中文內課生和外課生、西文留課生和附課生等各類學生，然後在學生入堂武習三個月(後改為一個月）後，由總教習會同紳董根據學生的日常功課分數和性情舉動，嚴加甄別，最後確定出正式錄取的學生名單。據統計，1897年9月至1898年4月間，時務學堂先後進行了五次大規模的招生考試，合計初選學生二百六十四人次，正式錄取中文內課生八十一人，中文外課生二十四人，西文留課生(兼習西文者）六十七人，備取內課生、留習中文者、調送北洋學堂者等其他各類學生二十一人。
時務學堂舊址的一部分
依照章程規定，時務學堂的教學內容分為普通學和專門學兩種。前者包括經學、諸子學、公理學、中外史志及粗淺的格算諸學，後者則主要涉及西方的政治法律和自然科學知識，具體包括公法學、掌故學、格算學。學生入學六個月以前，攻讀普通學；六個月以後，學生在普通學的基礎上，可各自選擇學習專門科目。在具體授課中，梁啟超、歐榘甲、韓文舉等教習屢屢引述《春秋公羊傳》《孟子》兩部典籍，並撰寫《讀春秋界說》《讀孟子界說》《讀西學書法》等文，以此宣揚康有為的改制學說。他們一方面發揮今文經學的“三世說”，並宣稱孔子為“改制教主”，將民權、平等、選舉議院等西學內容與孔孟學說相互比附，揭示維新變法的必要性及合理性，一方面又勉勵學生閱讀有關西方社會科學學說和自然科學知識的中文譯本，並指導學生反覆鑽研《春秋公羊傳》《孟子》等典籍中的微言大義和民權思想，然後擇取中外政治法律，進行比較參證，以便明瞭維新變法的旨意。學生按日做課業札記和答詞，其中多論及民權、議院、廢拜跪之禮、改朔易服等項。教習則新增大量批語，予以鼓動。
時務學堂碑坊
總體而言，時務學堂在傳播維新思想、改革學堂制度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其一，培養了一批新學士子，並促使新的價值觀和西學知識在青年學生中迅速傳播，進而推動了湖南知識界的思想解放。時務學堂“諸生入堂”，遂以此為中介，“一面講學，一面論政”，放言倡議民權、議院等維新學說。在視野不斷開闊的同時，其變革的激情也日益熾烈。其二，推動了湖南省內書院制度的改革。時務學堂創辦之後，雖然屢屢遭受省內守舊勢力的誹謗和攻擊，但依然獲得了一部分開明士紳的讚譽。他們認為時務學堂“既宏答問之施”，則其他一些學院“當在附庸之列”，遂紛紛請求仿照其教學模式，逐步更改現行書院章程，調整相應課程。可見，時務學堂的設立對湖南學風的轉變影響巨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