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玄燁，並非一位不近女色的皇帝，他的后妃人數居清朝諸帝之冠，隨玄燁入葬景陵的后妃共55人、其中包括皇后1人、皇貴妃3人、貴妃1人、妃11人、嬪8人、貴人10人、常在9人、答應9人，需要說明的是，玄燁本人所冊封的后妃，有皇后3人、貴妃2人、妃11人、嬪5人、貴人11人、常在14人、答應9人。
由於史料不足，入葬景陵的55位后妃內，目前僅知道40人的民族屬性，其中滿族28人(來自漢軍旗者包括在內)，佔總人數的70%；漢族10人佔25%；蒙古族2人，佔5%。這基本上反映出玄燁后妃的民族組成狀況。
康熙只有兩位蒙古族妃子，即慧妃與宣妃，而且都不曾生育子女。這同清太宗皇太極的五宮后妃全部為蒙古女子，以及順治帝3位皇后中的兩位和3位妃子，均為蒙古族的先例、形成反差。
康熙年間，清朝對全國的統治已經建立，並日趨鞏固，雖然滿蒙貴族聯盟仍為基本國策，但滿蒙聯姻政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終究在逐漸減小，這是出現上述情況的最主要原因。
從康熙朝起，清帝后妃中蒙古貴族女子的數目急劇下降，皇帝親生女兒下嫁蒙古貴族的人數，自康熙朝後也迅速減少。這標誌著滿蒙貴族聯姻已轉入一較低層次，即主要侷限在清朝宗室、覺羅與蒙古貴族之間進行。
其次，來自科爾沁草原貴族的蒙古少女，其氣質、性情、文化素養及生活習慣等各方面，與在關內長大，或多或少受到漢族文化浸染的滿蒙漢八旗少女相比，存在一定差距。順治帝福臨對5位蒙古后妃所以十分冷淡，除其他因素外，這一點需考慮在內。
玄燁的后妃中，已知旗分者共17人，除1人(安嬪李氏)來自漢軍正藍旗外，其餘16人，都屬於滿洲鑲黃旗和正黃旗佔已知旗分后妃總數的94.1%。這裡麵包括玄燁冊封的3位皇后，兩位貴妃，9位妃嬪和1位貴人。顯然，玄燁后妃最主要的部分，是由滿洲兩黃旗女子組成，當時後宮最高及較高位號，也幾乎由她們所包攬。
和玄燁其他旗分、民族的妃嬪相比，她們人數最多，在後宮中處於絕對優勢。玄燁后妃的旗分高度集中，與清朝其後歷代后妃的情況有所不同。
兩黃旗為天子自將之旗，實力雄厚，戰鬥力強，居各旗之首。兩黃旗主要大臣曾支援順治帝福臨繼位，並站在孝莊一邊，與攝政王多爾袞覬覦皇位的企圖進行長期較量，最終取得勝利。所以，康熙初年4個輔政大臣內，有3人來自兩黃旗。
這些情況無不表明，在孝莊撫育、培養、保護兩位幼齡皇帝的艱難歲月中，兩黃旗是她的依靠力量。玄燁的后妃內兩黃旗女子佔據絕對優勢，正是清朝入關前後，最高統治集團內部歷次激烈鬥爭的反映。玄燁之後，這種狀況因客觀局勢的改變不復存在。
自康熙帝開始，確立了清帝后妃內滿洲女子佔絕大多數的格局，這與漢族皇帝后宮中，漢女佔有最大比例的情形相仿、無可厚非。同時，它又是清廷“首崇滿洲"的原則，在皇帝婚姻問題上的具體體現。不過需要指出，玄燁早年和中年，都認真貫徹了這一原則，到其晚年，則出現某些變化，從后妃生育情況中即反映出來。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以前，23位后妃共生育子女44人。其中滿人18人(78.3%)，生育子女37人(84.1%)；漢人5人(21.7%)，生育子女7人(15.9%)。
康熙四十年(1701年)以後，9位妃嬪共生育子女11人。其中滿人3人(33.4%)，生育子女3人(27.08%)；漢人6人(66.6%)，生育子女8人(72.92%)。
上述兩階段中，滿漢后妃生育比例，已呈倒轉趨勢。如果將康熙五十年(1711)以後有關情形再作一統計，這一變化則更為突出。
康熙五十年後，五位妃嬪共生育子女5人，其中滿人1人(20%)，生育子女1人(20%)；漢人4人(80%)，生育子女4人(80%)，可見，這一階段“奉御”玄燁的妃嬪中，漢人已經處於優勢，她們並非漢軍旗，而是清一色的江南女子。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的一廢太子事件，對於已經55歲的老年玄燁，是一沉重打擊，其身體雖然還非一蹶不振，也從此走了下坡路。由於心情抑鬱，健康不佳，玄燁除去加強調養，並照舊外出巡幸，舉行秋獮、水圍外，在後宮生活中也需要新的刺激，而遴選江南妙齡女子入宮，也就勢所必致。
幾個世紀前，江南佳麗的各方面條件，要相對高於滿、蒙、漢八旗的女孩子，這是無庸諱言的。
二、在不同民族成分的后妃地位的刻意安排玄燁晚年，漢族女子幾至獨寵後宮的現象，並非偶然為減少或避免來自滿洲貴族和后妃們的不滿，玄燁也採取了某些補救措施，如對於這一時期入宮的漢族女子，即使生育皇子者，也概不正式冊封、而是讓她們長期處於貴人、常在的低位。
康熙五十年(1711年)生皇二十一子慎靖郡王胤禧的陳氏(陳玉卿之女)、五十二年(1713年)生皇二十三子貝勒胤祁的石氏(石懷玉之女)，以及五十五年(1716年)生皇二十四子誠親王胤秘的陳氏(陳歧山之女)。都是直到雍正帝繼位後，才被晉封為皇考貴人，而玄燁生前，她們3人只是常在的身份。
雖然康熙五十年生皇二十二子貝勒胤祜的色赫圖氏，也是雍正帝繼位後，才成為“皇考貴人”，但她在此4人中只佔25%，並不能掩飾玄燁有意壓低漢女位號的明顯傾向。
對於宮中漢女位號問題的這種處理方針，康熙四十七年之前已經存在。如在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三十四年(1695年)、四十年(1701年)連生3位皇子，即愉郡王胤禑、莊親王胤祿及玄燁十分喜愛的皇十八子胤祄的王氏，做了二十多年貴人後，五十七年(1718年)才被冊封為密嬪，雍正二年(1724年)晉升為皇考密妃。
與此相對照、連生5位皇子(只有誠親王胤祉成人)、一位公主的馬佳氏，康熙十六年(1677年)即受封為榮嬪，二十年成為榮妃。又如生過3位皇子、3位公主的胤禛生母烏雅氏，十八年(1679年)冊為德嬪，二十年(1681年)晉升為德妃。
王氏與她們相比，差別顯著。玄燁生前所冊封的嬪以上21位后妃中，密嬪王氏是唯一的漢女，所以，她還是一位幸運者，玄燁晚年，就是以此方式，在後妃中貫徹“首崇滿洲”原則的。
清朝入關前，東北地區滿、蒙、漢3個民族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已有密切聯絡。玄燁的后妃由滿、蒙、漢3個民族組成，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這一歷史淵源，同時也是清廷實施滿蒙貴族聯盟及滿漢地主階級聯盟大政方針的需要。
滿、蒙、漢3個民族的生活地區、括及我國國土的大部分，3個民族的人數總和，也佔全國人口絕大多數，玄燁的后妃正是由這3個民族的成員共同組成、其代表性可謂廣泛。
但另一方面，構成玄燁后妃主要部分的滿、蒙、漢八旗女子，入宮前大都居住在直隸中、北部；玄燁僅有的兩位蒙古族妃子，來自科爾沁草原。而其漢族妃嬪、則基本來自江南水鄉。
因此，從具體地域看，又相對較為狹窄，應當說玄燁后妃出生地的地緣結構，在廣泛的前提下，又有集中的一面。這與不少漢族帝王選擇后妃時，涉及很多地區，甚至驚擾全國的情況相比，不論其動機如何，終究略勝一籌。
玄燁的后妃內，除去3位皇后、兩位貴妃、兩位蒙古妃子外，其他妃嬪無論滿漢，母家地位都不高，便是來自兩黃旗的女子，也是如此。這表明在擇選後妃時，除了對皇后、皇貴妃、貴妃等少數人選，必須考慮其母家的地位外，對於大多數一般妃嬪人選，則不計其父職高低，主要看本人的條件。這種對於后妃出身涇渭分明的區別方針，是玄燁婚姻的又一特點。康熙帝后妃的年齡相差懸殊，為其他清帝所未有。
三、后妃年齡差距的懸殊與民族成分從孝莊太皇太后在康熙四年為玄燁挑選後妃，舉行大婚至六十一年玄燁去世，在此五十八年期間，各種渠道、不同方式的選妃之舉，始終不曾停止，玄燁的后妃們是在半個世紀以上的歲月中，先後被選入宮，她們的年齡必然相差很大。例如玄燁晚年很受寵的幾位江南女子的年齡，比玄燁的第一位皇后赫舍里氏要小五十多歲，僅從年紀上看，前者相當於後者的曾孫女。
不妨再從另一角度，觀察這個問題。以身份而言，玄燁的妃嬪們屬於同輩人。然而當有的妃嬪，如宜妃郭絡羅氏、成妃戴佳氏等，做了曾祖母，有了曾孫時(宜妃之孫弘晟生於康熙三十五年，有3子；成妃之孫弘曙生於康熙三十六年，有4子)，有的妃嬪(如江南女子陳氏等)，還正在為玄燁生育皇子，這是一夫多妻制的必然現象，得享高齡的皇帝尤為突出。
玄燁后妃的壽命，呈現截然不同的兩種狀況。
玄燁的第一位皇后赫舍里氏比他大三個月、康熙十三年(1674年)去世時只有22歲。第二位皇后和第三位皇后的年齡均不見記載，但可作一估算。如果後兩位皇后也與玄燁同齡，那麼第二位皇后鈕祜祿氏在十七年(1678年)去世時當為25歲，第三位皇后佟佳氏在二十八年(1689年)去世時應為36歲。
玄燁的3位皇后連續早卒，在中國古代是很罕見的。
與此相反，玄燁的妃嬪中，卻有不少長壽者。如定嬪萬琉哈氏(雍正帝繼位後尊為定太妃)，卒於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享年97歲，在清朝後妃中最為長壽。已確知年齡的玄燁妃嬪內，貴妃佟佳氏享年76歲，和妃瓜爾佳氏享年86歲、均屬高壽。
入宮較早，生前即由玄燁冊封位號的妃(包括貴妃)嬪，共有18人，玄燁去世時，健在者15人，已去世者3人，僅佔16%。更為突出的是，康熙十六年(1677年)首次冊封為嬪的7位女子，她們與玄燁年齡相仿，但其中僅有一人(僖嬪赫舍里氏)先於玄燁而去世，後來晉封為妃的惠妃、榮妃與宜妃，享年均在70歲以上。
雍正帝生母德妃，去世時也已64歲。活到七十餘歲者，還有成妃戴佳氏、密嬪王氏和貴人易氏。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生育皇十女，卒於乾隆九年(1744年)的貴人納喇氏(雍正帝尊為通嬪)，享年當在80以上了。玄燁本人享年69歲，已是高壽皇帝，而他的妃嬪中，還存在一個人數相當可觀的高壽群體，不少妃嬪的壽命，大大超出於他。
特別是他生前冊封的18位妃嬪，大都享年七十、八十甚至九十以上，這在兩個多世紀前，中國人口平均壽命較低的總體格局下，確為稀有現象。
同年齡相差懸殊，不乏高壽者的特點相適應，玄燁妃嬪們的去世時間，也間隔久遠。例如被追封為慧妃的博爾濟吉特氏，逝於康熙九年(1670年)，和妃瓜爾佳氏逝於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前後相距九十八年。自康熙二十年(1681年)景陵首次葬入兩位皇后及慧妃(玄燁的后妃分別葬於地宮、妃園寢及雙妃園寢三處)起，至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葬入和妃瓜爾佳氏止，歷時八十八年。玄燁去世將近半個世紀後，他的妻妾們才全部作古。
由於玄燁的妃嬪在他之前去世者只是少數(粗略估計最多為十五、六人)，所以，他的遺孀將近40人。玄燁辭世前不久曾決定，在他死後，年老妃嬪可移居親生皇子府邸，終老天年，表明他對這批妻妾的未來，早已有所考慮。
雍正、乾隆二帝對皇父、皇祖的未亡人，無不尊崇禮待，太妃、太嬪多長壽的事實，可在一定程度上證實這一點。
乾隆帝對於曾受皇祖之託，照料過自己的貴妃佟佳氏與和妃瓜爾佳氏，更是備加榮寵，尊封她倆為皇貴太妃，並在景陵專門為之修建園寢，即雙妃園寢，雍正帝則因寵信怡親王胤祥，特將他的生母敏妃章佳氏(康熙三十八年去世)追封為敬敏皇貴妃並於雍正元年(1723年)九月，將她的棺槨從妃園寢遷入景陵地宮葬，此舉開創了帝陵葬皇貴妃的先例、從而也為景陵妃園寢內原安葬章佳氏的寶頂(墳頭)下，永遠留下一個空券。玄燁遺孀內未曾生育，或所生子女早卒的貴人、常在、答應的情況，史料無徵。她們大都逝於乾隆三於三年之前。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