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前線客戶端

毛澤東從國情和新形勢出發，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夢改為人民共和國夢。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是當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部分，受共產國際領導和指 導。共產國際確實是誠心要幫助中國革命，但他們對中國革命的認識和指導偏頗了，既不尊重中國革命的 國情和特點，也不認為中國革命實踐會產生自己的路線和造就自己的領袖。在這種偏見指導下，他們要用 他們創辦的莫斯科中山大學培養的所謂馬列主義科班生，來領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推行他們認定的路線。這就造成了莫斯科中山大學畢業的王明在1931年1月黨的六屆四中全會上上臺。

王明全面推行共產國際路線。在政治上，要求紅軍實行所謂“進攻路線”，奪取中心城市實現革命在一省 幾省的首先勝利。在軍事上，否認敵強我弱的戰爭特點，否定紅軍已形成的行之有效的積極防禦方針，強 求紅軍推行與敵人對應的正規戰。在組織上，向主要戰略區派出代表團或代表，推行他們的政治路線和軍事戰略。雖然王明於不久返回莫斯科，但繼任的博古強行推廣王明路線。1933年春，博古中央從上海遷到 中央蘇區，直接控制了中央蘇區的一切領導。

博古發展並且強行王明的教條主義錯誤，終於釀成了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央紅軍撤出中央 蘇區戰略轉移長征。中央紅軍的長征和中央蘇區的喪失，又引起紅軍戰爭全域性的多米諾骨牌效應，造成了 主力紅軍全部長征，南方蘇區全部喪失。那個條件並不成熟條件下成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也被放 在馬背上跟著萬里長征。

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又一次陷於嚴重失敗的痛苦考驗，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第一次立國夢幾乎破 滅。所幸的是黨有糾正自己錯誤的勇氣和能力。中共中央於1935年1月召開遵義會議，糾正了此前中央的教條主義錯誤，把中國革命實踐造就的毛澤東推上黨和紅軍領導崗位。在周恩來、朱德等黨和紅軍領導的支 持下，毛澤東以他的才能率領黨和紅軍走出危難，完成了長征任務，把中國革命大本營奠基於西北。

而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又一次處於嚴峻考驗中，日本帝國主義又製造所謂華北五省自治，強化對中國 領土的侵略蠶食，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全國抗日民族運動迅速興起。

鑑於形勢的這一重大變化，毛澤東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基礎上，明確提出了人民共和國概念。他指出：“如果說我們過去的政府是工人、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聯盟的政府，那末，從現在起，應當改變為 除了工人、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外，還要加上一切其他階級中願意參加民族革命的分子。”從蘇維埃共 和國到人民共和國，是黨的認識的進步、政策的進步、追求的進步、黨成熟的標誌。同時，也給予了黨和人民為中國紅色政權而奮鬥的準確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