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的發動

義和團在魯西北地區興起的一段時間內，英、美等國僅視其為小規模的反洋教活動，對這一地方性事件並沒有予以足夠的重視。隨著義和團在山東地區的加速蔓延，列強對地方官員的鎮壓不力有所不滿，頻頻向清政府施加壓力，先後撤換了李秉衡、張汝梅、毓賢三任山東巡撫。但局勢並未因此有所好轉。1899年12月末，英國傳教士卜克斯(S.M.Brooks)在山東肥城被殺害，致使各國對義和團運動普遍提高警惕。英國公使竇納樂照會總理衙門大臣，要求清政府採取行動，切實保護在華教堂、傳教士及教民。清政府為避免事態擴大，迅速採取懲兇、賠款等措施，了結此案。

義和團拳民

卜克斯被殺後，朝內官員在剿撫問題上爭論不休，慈禧太后也是舉棋不定，相關政策自然是模稜兩可，剿撫不定。1900年1月11日，清政府釋出上諭，承認一部分民眾“或習技藝以自衛身家，或聯村眾以互保間裡，是乃守望相助之義”，因此責令地方官在辦理教案時，應區分良民與匪徒，“只問其為匪與否，肇釁與否，不論其會不會、教不教也”。駐京各國公使對此十分憂慮和不安，認為清政府這一舉措在一定程度上保護甚至鼓勵了拳民。同年初，義和團在直隸、山西、河南等地迅速擴散，拳民對各地教堂、教民和傳教士的攻擊、殺戮、搶掠及恐嚇連綿不斷，各國反應日趨激烈。1月27日，英國、美國、法國、德國、義大利五國公使聯合照會總理衙門，要求清政府在山東和直隸地區立即採取措施，鎮壓義和團。

隨著義和團向直隸北部地區加速逼近，各國公使又多次向總理衙門致送照會，表示嚴重抗議，並一再要求清政府頒佈上諭，及時剿除義和團。2月19日，慈禧太后迫於外部壓力，令直隸、山東督撫禁止民眾私立會社，聚眾滋事，若有違者，即從嚴懲辦。各國公使要求對外公佈這道諭旨，但遭到清政府的拒絕，始知事態嚴重，於是向國內申請調兵，計劃在渤海灣聚集軍艦示威。3月間，儘管與義和團相關的暴力衝突日益增多，但清政府無意採取堅決鎮壓的政策。各國公使十分不滿，態度由此轉為強硬，4月初，限令清政府在兩個月內剿除義和團，否則將派軍代為執行。4月12日，英、俄、美、法等國軍艦集結於大沽口，向清政府進一步施壓。15日，清政府無奈將2月19日的諭旨公佈。但在隨後幾天，又先後頒發兩道上諭，再次重申鄉民設團自衛屬正當行為，“果能安分守法，原可聽其自便”16。同時責令直隸總督裕祿對拳民“止論其匪不匪，不必問其會不會”，必須持平辦理，“因應得宜，非朝廷所能遙制”。清政府實際承認義和團為合法的自衛團體，袒護之意十分明顯。5月初，清政府甚至一度考慮將義和團改為團練。

5月間，受清政府主撫傾向的影響，義和團陸續湧入北京和天津，在城內四處張貼揭帖，焚燬鐵路、火車等設施，甚至“見有售洋貨者，或緊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者，皆毀物殺人”，在北京城內造成極大的社會騷亂。德國公使克林德(VonKetteler)認為“中國政府正在土崩瓦解”，不相信“以設想他們(清政府）的穩定為依據的任何行動能夠有效”。1928日，鑑於情勢危急，各國公使提出增調衛隊入京保護使館，清政府先是拒絕，後不得不予以批准。5月30日至6月2日，四百餘名外籍士兵從天津乘火車至北京，進駐東交民巷。與此同時，英、俄、美、日等國軍艦二十餘艘聚集在大沽口外，天津租界的外籍士兵也增至兩千多人。為抵制外國干涉，清政府於6月3日明令停止清剿義和團。6月9日，慈禧太后又令後軍統領董福祥率部移駐北京城內，以控制局勢。

董福祥部進入北京後，英、俄、法、德、美、日、意、奧八國應駐京公使團的要求，決定直接出兵干涉。6月10日，英國海軍中將西摩爾(E.H.Seymour)率領聯軍兩千餘人由天津乘火車前往北京。義和團沿途拆毀鐵路、電線，在落垡、廊坊等地不斷進行攔截。聯軍隨修隨行，於12日勉強到達廊坊，再難前進。13日前後，清政府有心轉圜，雖曾釋出幾次剿捕和解散義和團的上詢，慰問各國公使，但已於事無補。14日，義和團在廊坊與聯軍展開激戰，雙方傷亡多人。

西摩爾所率聯軍遭受阻擊之時，各國又陸續調兵，俄軍千餘人抵達天津，大沽口外軍艦多達三十餘艘。慈禧太后得知各國增派援軍的訊息後，迅速調聶士成部回防天津鐵路沿線，並責令裕祿攔截援軍，在大沽口加緊戒備。16日，慈禧太后召開御前會議，再次宣佈暫時停止鎮壓義和團，並告誡各國毋派援軍，否則將不惜開戰。

同日下午，聯合艦隊向大沽炮臺守將羅榮光發出最後通牒，限令在17日凌晨二時交出大沽炮臺，但遭到守軍的拒絕。17日凌晨，聯合艦隊提前從海面和炮臺後側發動進攻，與守軍展開激戰，於上午七時強佔大沽炮臺，打開了進攻天津和北京的門戶。八國聯軍侵華戰爭正式爆發。

攻佔北京和慈禧西逃

在八國聯軍肆意入侵的形勢下，1900年6月17日至21日間，慈禧太后召開三次御前會議，統治集團內部在和戰問題上存在嚴重分歧。光緒帝及許景澄、袁昶等官員認為無力與八國聯軍作戰，主張鎮壓義和團，避免外國的武力干涉。載漪、剛毅等人則主張利用義和團抗擊列強。慈禧太后原本傾向於主撫，但獲悉列強要求其歸政，憤怒至極，不惜孤注一擲，報復洋人，遂決定正式招撫義和團，強行對外宣戰。21日，清政府釋出宣戰上諭，痛斥列強在中國的種種惡行，聲稱“與其苟且圖存，貽羞萬古，孰若大張撻伐，一決雌雄”。與此同時，又因在戰和及剿撫問題上政見不合，先後誅殺了吏部左侍郎許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兵部尚書徐用儀、內閣學士聯元、戶部尚書立山。

慈禧太后和載漪、剛毅等守舊派官員不顧時勢，企圖藉以發洩對列強在帝位廢立和武力威脅問題上的不滿情緒，實非明智之舉。隨後幾日，慈禧太后對宣戰行為也有所反省，遂改行兩面政策：一面在北京發放錢糧，由載勳、剛毅統率，制定團規以控制義和團；一面向李鴻章、張之洞等地方督撫致電，申明朝廷不願輕易挑起戰端，稱“此次之變，事機雜出，均非意料所及”，且義和團勢力日漸壯大，“剿之，則即刻禍起肘腋”，故“只可因而用之，徐圖挽救”。同時，又令出使大臣向各國解釋清政府宣戰出於被迫的苦衷，保證派兵保護使館，對拳民“設法相機自行懲辦”，以爭取各國的諒解，為自身留有餘地。

義和團抵抗外侮

戰爭爆發後，京津一帶的中外軍事衝突日趨激烈。在北京城內，義和團與董福祥軍圍攻西什庫教堂和外國使館聚居的東交民巷，屢起衝突，德國公使克林德被殺，洋兵死傷多人。在天津地區，聯軍攻佔大沽炮臺後，駐津各國領事立即派軍攻打鄰近紫竹林租界的武備學堂，守堂學生髮炮阻擊聯軍的進犯，後因庫存軍火爆炸而全部犧牲。駐津清軍和義和團聞訊後，開始合力炮轟紫竹林租界。18日，曹福田率拳民數幹人，會同部分清軍，向老龍頭火車站發起進攻。雙方激戰數日，俄兵死傷五百餘人。同日，西摩爾所率聯軍在義和團和清軍的猛攻下，被迫放棄由鐵路進京的計劃，撤至湯村車站，試圖由水路入京。當晚，又遭到聶士成所率武衛軍和當地拳民的圍攻，死傷近四十人。19日，西摩爾鑑於前後受阻，無奈率部沿運河向天津撤退，沿途屢遭清軍和義和團的襲擊，直至22日才到達天津西站。其實一直到這裡，一開始義和團和清軍打的還是不錯的。進犯北京的計劃失敗後，聯軍一方面憑藉優勢火力在租界內負隅頑抗，另一方面又陸續增兵，並將西摩爾軍撤回租界，為進一步擴大侵略戰爭做準備。27日，聯軍一萬二千餘人開始轉守為攻，攻打華北地區最大的兵工廠東局子，遭到守軍和拳民的頑強抗擊。在激戰中，局內的彈藥庫爆炸起火，守軍傷亡慘重，被迫撤出東局子。

自清政府宣戰後，直隸總督裕祿改變態度，對義和團由鎮壓轉為招撫，並鼓勵拳民積極配合駐軍，進攻紫竹林租界和老龍頭火車站。7月初，裕祿召集駐軍將領聶士成、馬玉昆及義和團首領曹福田、張德成，共同商議作戰部署，決定由馬玉昆所率武衛左軍和曹福田部繼續攻打老龍頭火車站，聶士成所率武衛前軍和張德成部進攻紫竹林租界。自7月6日起，聶士成、張德成率部分別從西南、西側進攻租界。9日，聯軍兵分三路，圍攻城西南的聶士成部和拳民。聶士成率軍在八里臺奮勇迎戰，身負重傷，壯烈殉國，清軍和拳民戰死近四百人。10日，四川提督宋慶抵達天津，主持戰事。他下令剿殺拳民，搗毀多處壇口，進一步削弱了天津城內的防禦力量。13日，聯軍乘勢從南門和東門向天津城發起猛攻，裕祿、宋慶、馬玉昆等率部逃往北倉。14日，聯軍攻陷天津城，所到之處，燒殺淫掠，無所不為，如擁有萬多居民的塘沽“已無華人足跡”，天津“沿南面城牆一帶屍積如山”，南門至北門的“房屋已全部燒燬”。

八國聯軍佔領天津後，於7月30日成立殖民機構都統衙門，對天津及附近的靜海、寧河等地區實行軍事殖民統治。此外，俄國、比利時、日本、法國還乘機強佔或擴大租界。同一時期，在北京城內，清軍和拳民攻打使館和西什庫教堂的活動時斷時續。這一舉動為列強提供了擴大侵略的藉口，使清政府在政治上陷於被動。8月4日，八國聯軍二萬餘人兵分左、右兩路，從天津沿運河向北京進犯。5日至6日，聯軍先後攻佔北倉、楊村，宋慶、馬玉昆等部應戰失利，撤至通州，裕祿自殺。9日，李秉衡率領從湖廣、兩江等地調集的“勤王師”，與清軍各路在河西務會合，隨即遭到聯軍的攻擊，不戰自潰，李秉衡退至通州張家灣，自殺身亡。12日，聯軍進佔通州。隨清軍將士還有人在頑強抵抗，敗就敗在京城內部的懦弱之心，一旦京城內部出了問題，基層官兵也只有送死的份。果不其然，13日，兵臨北京城下，部分王公大臣、清軍將領爭相出逃，城內一片混亂。14日，聯軍從東面發動進攻，與董福祥所率武衛後軍及義和團展開激戰，於下午兩點侵入北京城。15日晨，慈禧太后偕光緒帝、溥儁等從德勝門倉皇出逃，一行數百人出居庸關，經宣化、大同到太原，嗣後又逃至西安。慈禧太后在西逃途中釋出諭旨，令清軍剿除義和團，並正式任命李鴻章、奕為全權議和大臣，負責與列強的談判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