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德川幕府正在打著對外擴張的主意，可是還沒有從他們下手之前，世界格局發生了巨大的改變。 歐美列強於19世紀中葉極力向外發展，尋找殖民地和商業機會‍‌‍。 平靜的太平洋上，歐風美雨席捲而來，波推浪湧，古老而封閉的中國首當其衝。 1842年，中英鴉片戰爭打出了結果，英國的炮艦轟開了中國的大門，英國人強迫清朝政府簽訂“江寧條約”，攫取了許多權益。 美國政府也派了一個名叫顧盛的專使，率四艘軍艦來到廣州海面，要求與清朝皇帝談判。 道光皇帝在1844年與美國簽訂了《望廈條約》，給美國以最惠國的待遇。

美國把日本的門戶敲開之後，日本的開埠通商，便一發不可收拾。 1858年，日本安政五年，日本分別與美國、荷蘭、俄國、英國、法國簽訂不平等條約，總稱為《安政條約》，也稱《五國通商條約》。 從此以後，歐風美雨刮遍了這個封建島國，使他們的整個社會發生變化，變得人心浮動，變革維新之風迅速興起。 由於這段時間主持外交的是德川將軍，所以日本人攻擊他喪權辱國，令他威信掃地。 各種社會勢力，包括顯貴而傲慢的封建貴族，獲利不多的下層武士，出身地主的工商業者，追求西洋文明的知識分子，和不願再受領主剝削的農民，匯成了推翻德川將軍的洪流，逼迫他交出政權，還給日本天皇。 德川自然有點捨不得，他在負隅頑抗，靜觀形勢之變。

正巧在1867年，日本老天皇因病去世，他那十五歲的兒子登上皇位，就是明治天皇。 他即位之後，受到反德川勢力的擁戴，便成為倒幕運動最有號召力的工具。 德川眼見得自己成為眾矢之的，只好做出識時務之舉，表面上還政於天皇，暗中卻組織反抗。 然而大勢所趨，他的反抗很快就歸於失敗。 這位末代幕府將軍靠著外國人的調停，才得以保全性命。 政權回到天皇手裡以後，明治維新時代開始。

日本和中國在19世紀中葉以前，同樣是封建國家，日本被培理司令敲開國門，還比中英鴉片戰爭遲了十二年，為什麼中國反而落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而日本卻率先進入了資本主義社會呢？ 之所以有這樣的差別，是因為中國的固步自封和日本的思變心切。 中國要固守自己古老的傳統，而日本則把學習的物件轉變為實力強大的西方，這種分別，導致了日本的轉為強盛，而中國繼續衰弱下去。

不過，當時中國並非沒有清醒認識到應該向西方學習的人。 當時清朝政府中，身為閩浙總督的左宗棠，在指揮鎮壓太平軍的內戰之餘，敏銳地覺察到了世界上許多國家正在爭先恐後地加強軍備競賽，日本向西方學習而逐步強盛的狀況引起了他的關注。 他決定在福州建立近代化的造船企業，在給朝廷的奏疏中敲響了警鐘： 西洋各國與俄羅斯、咪利堅數十年來講求輪船之制，互相師法，製作日精。 東洋日本始購輪船，拆視仿造未成，近乃遣人赴英吉利學其文字，究其象數，為仿製輪船張本，不數年後，東洋輪船亦必有成。 獨中國因頻年軍務繁興，未暇議及。

這個明治天皇，憑著這一條施政方略，就贏得了很多臣民的擁護。 明治政府沒有什麼新的發明，還是和豐臣秀吉當年的想法一樣，為了征服亞洲大陸，把征服朝鮮作為實現目標的第一步，於是“徵韓論”主宰了日本軍政界和普通民眾。 “明治維新三傑”之一的木戶孝允，既是武士又是政治家，時年三十五歲，在明治維新之後率先提出侵略朝鮮。 他在1868年12月14日的日記中寫道：

至關緊要之事有二，一望迅速確定天下方向，二望向朝鮮派遣使節，責其無禮，若其不服，則興問罪之師，以伸張神州之威。

果然，當年12月19日，日本政府透過對馬藩主向朝鮮遞交國書。 他們沒有料到，朝鮮的官員根本不買賬。 釜山的朝鮮官員發現這份國書的格式不合封建文體的慣例規範，因為日本在文風上已經歐美化，所以保守的朝鮮官員一看就覺得不順眼。 此外，這份國書中日本統治者以“皇”自稱，對朝鮮國王提出要求時用“勅”字表述，朝鮮官員認為此二字只有大清帝國皇帝才能使用，因為朝鮮是大清帝國的屬國，而清國是他們的宗主。 他們認為日本使用這些稱號和字眼，是對朝鮮的蔑視，所以拒絕將國書轉呈給朝鮮中央政府。

日本的國書居然被朝鮮拒絕，日本人真是恨得牙癢癢。 他們將此事視為朝鮮政府的守舊和無禮，於是將此當成他們徵韓的藉口。 木戶孝允和新政府的副總裁巖倉具視以及軍事實權人物大村益次郎等人，立即開始對出兵朝鮮進行認真的計劃。 外務省大臣柳原前光專門寫了《朝鮮論稿》，說明侵略朝鮮的重要性，把這件事稱為“將來侵略各國之根本”。

日本人是注重調查研究的。 徵韓的計劃究竟是否可行？ 為了尋找答案，他們派了一名叫做佐田白茅的外交官去朝鮮進行調查。 此人回國後上書天皇，聲稱征服朝鮮是“富國強兵之策”，應該迅速開戰，如果清國出兵，則可以一併對清國作戰。

侵佔朝鮮已經成為日本政府的既定方針，但對於何時付諸實施，在政府上層形成了兩派，一派主張立即動手，是所謂“即徵派”； 另一派主張拖後一點，就是所謂的“緩徵派”。 但是請注意，日本政府中絕對沒有主張不打朝鮮的“不徵派”。

主張立即對朝鮮開戰的是日本陸軍大將西鄉隆盛，他的擁護者主要是九州地方的改革派武士，去朝鮮進行刺探的佐田白茅就是其中之一。 1873年2月，西鄉隆盛在政府首腦中鼓動徵韓，他還和政府參議板垣退助、外務卿副島種臣等人商討攻佔中國的臺灣。 他們的策略是，透過外交手段消除歐美列強進行干涉的可能性，然後突然出兵佔領臺灣。 這種主張一度得到明治天皇的支援。

為了達到北進朝鮮、南佔臺灣的目的，日本派了更加重要的人物來到中國打探情況​‍‌‍​‍‌‍‌‍​‍​‍‌‍​‍‌‍​‍​‍‌‍​‍‌​‍​‍​‍‌‍​‍​‍​‍‌‍‌‍‌‍‌‍​‍‌‍​‍​​‍​‍​‍​‍​‍​‍​‍‌‍​‍‌‍​‍‌‍‌‍‌‍​。 1873年春天，日本外相副島種臣被政府任命為專使，來到中國訪問。 副島種臣是西鄉隆盛的好友，他來中國的目的，就是跟清朝交涉，評估發動侵略戰爭的可行性。 跟著副島來華的還有兩名顧問，一個名叫柳原前光，還有一個是四十三歲的法裔美國人李讓禮。

柳原前光為日本立過大功。 過去三年裡，他曾多次來中國跟李鴻章談判，簽訂了一個令日本政府很不滿意的條約，即平等互惠的《中日友好規約》。 日本政府雖不滿意，但他們畢竟達到了一個目的：這個條約承認了日本不是中國的屬國，而是跟中國平起平坐的國家，所以朝鮮沒有理由看不起日本了。 這就為日本干涉朝鮮軍政進而佔領朝鮮埋下了伏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