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說，民族資產階級帶有天生的軟弱性。

大宋帝國計程車大夫階層也有著這樣的特點，從軟弱性角度去看，宋帝國的黨爭和前朝有著本質的不同。蘇軾被外貶到海南島已經是最為嚴厲的處罰了，和漢、唐、明動輒誅九族相比是那麼的和風細雨。

敢於砸缸的少年司馬光長大後，變成了那個他自己討厭的人（我這樣認為），他反對新法，熙寧三年（1070年）自請離京，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現陝西省西安市）。熙寧四年，以西京留司御史臺職在洛陽待了15年，編纂完成了《資治通籤》。

變法失敗後的王安石以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的頭銜在江寧賦閒了10年後病故。

王安石、司馬光作為新舊兩派黨爭的領袖人物，在失敗後，都在地方悠遊地生活了十幾年，司馬光更是在15年之後又重新起復做了宰相。這不是黨爭的應有的樣子，更像是兩個棋手和一盤沒有下完的棋。

魏晉風骨、名士風流，這種氣度在司馬光、王安石這兩個固執的老頭身上展現得最為徹底。

然而天下家國事，獨木難支，他們都沒有辦好，在他們故去的40年後，就發生了靖康之變，國家淪喪 了。這兩個老大夫開的藥不僅沒有解決好現實的社會問題，卻幾乎要了宋朝老命。

北宋的黨爭從歷代對比的角度看，總體上是一種心平氣和的改革（沒有廣泛的殺戮），不是一種權利的鬥爭。

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中是絕無僅有的，這是一個獨特的現象。

中國歷史上有三次重大的改革，兩次成功了，對後事影響巨大，一次失敗了，而失敗的那次就是王安石的變法，也就是我今天所講述的北宋黨爭。

商鞅變法是中國第一次成功的制度性改革，不僅達成了富國強兵的目的，而且這次改革的成果直接影響了中國後世兩千年的政治制度。商鞅在變法成功後不久也因秦孝公死去，失去支援，被車裂。

張居正的一條鞭法，是中國賦稅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張居正在死去後被萬曆皇帝抄家，但是他的改革措施卻保持下來了，萬曆一朝的社會經濟繁榮發展有賴於此，長遠上更為中國的商品經濟發展奠定了基礎。

商鞅和張居正在歷史的評價中只有一個身份：政治家。而王安石則多了另外一個身份：文學家。這也是王安石變法失敗的一個性格主因，他沒有市井的權詐和圓滑。中國文人的歷史侷限性，主觀善意的出發點，卻客觀地把國家帶入深淵。

商鞅和張居正在歷史中的風評並不好，個人私德上多有詬病，然而他們卻是帶動國家繁榮前進的舵手，司馬光、王安石個人才華出眾、品格高雅，卻不能挽救國家滑向深淵，這真是一種現實的悖論。

失敗者常常能獲得同情，而失敗的理想主義者，則成為歷史的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