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捷報頻傳、凱歌高奏的形勢下，西柏坡迎來了1949年。
3月，中共中央七屆二中全會在西柏坡勝利召開。毛澤東在會上作主題報告，描繪了新中國的巨集偉藍圖，確定了新中國的大政方針。
歷史關頭提出新的任務
七屆二中全會召開之時，距毛澤東來到西柏坡已半年有餘。
這是毛澤東革命生涯中最繁忙的時期之一。在這裡，他起草了197封電報，指揮了24場戰役。尤其是三大戰役期間，他常將吃飯當成“負擔”，總是經多次催促才吃上一頓；他的睡眠時間也很少，曾多次連續兩三天不上床休息，平時也是躺下三四個小時就起床辦公。中央行政處為了保證毛澤東有充沛的體力和精力處理黨政軍民的各項大事，準備在生活飲食上進行一些改善。
毛澤東知道後，對工作人員說：“你們不要為我吃東西費心費力，一個星期給我吃兩次肥肉，那就足矣。”他對衛士長李銀橋說：“不要亂忙，你弄了，我也顧不上吃。我就是補補腦子好工作，你只要隔三天給我吃一頓紅燒肉，我肯定能夠打敗蔣介石。”
這段時間，正是人民解放戰爭進入奪取全國勝利的戰略決戰階段。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環環相扣，一個勝利接著一個勝利。
戰略大決戰勝利結束後，中國的政治形勢已經十分明朗。毛澤東寫道：“中國人民將要在偉大的解放戰爭中獲得最後勝利，這一點，現在甚至我們的敵人也不懷疑了。”
毛澤東還大大縮短了原來的預想。他曾預計，從1946年7月起，大約需要五年左右時間，便可從根本上打倒國民黨反動政府。而現在有了新的估計：從現時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時間，就可將國民黨反動政府從根本上打倒了。
在巨大的勝利面前，毛澤東沒有沉浸在喜悅之中，而是告誡全黨：奪取這個勝利，已經是不要很久的時間和不要花費很大的氣力了；鞏固這個勝利，則是需要很久的時間和要花費很大的氣力的事情。
在取得勝利的時候，人們往往會驕傲，中國共產黨在這方面的教訓極其深刻、慘痛。如何防止驕傲，毛澤東有其經驗。他曾說過，打完一仗之後，要立即提出新任務，這樣就不驕傲了，否則就會停止前進。
在1949年到來之際，毛澤東向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中國各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提出了新的任務：
一、中國人民解放軍將向長江以南進軍，將要獲得比1948年更加偉大的勝利。
二、在經濟戰線上將要獲得比1948年更加偉大的成就。我們的農業生產和工業生產將要比過去提高一步，鐵路公路交通將要全部恢復。人民解放軍主力兵團的作戰將要擺脫現在還存在的某些遊擊性，進入更高程度的正規化。
三、召集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務為目標的政治協商會議，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並組成共和國的中央政府。這個政府將是一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的、有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適當的代表人物參加的民主聯合政府。
毛澤東強調：幾千年以來的封建壓迫，一百年以來的帝國主義壓迫，將在我們的奮鬥中徹底被推翻掉。1949年是極其重要的一年，我們應當加緊努力。
此時，解放戰爭的硝煙尚未散去，毛澤東就將主要注意力投向即將成立的新中國，將主要的精力放在思考建國方略上。
七屆二中全會被提上日程
1949年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開政治局會議。會議決議明確指出：“北平解放後，必須召集第七屆二次全體會議，這個會議的任務是：（1）分析目前形勢和規定黨的任務；（2）通過準備提交政治協商會議的共同綱領的草案；（3）通過組成中央政府的主要成份的草案；（4）批准軍事計劃；（5）決定經濟建設方針；（6）決定外交政策；（7）其他事項。”
這實際上是七屆二中全會的預備會。
在1月8日的會議上，毛澤東著重論述了經濟建設方針。他指出：“今後對經濟構成是應有一個通盤的認識。國營經濟是帶社會主義性質，合作經濟也是帶社會主義性質並向社會主義前進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個體經濟，那個東西基本上（是）對的，但要注意兩條戰線鬥爭。一方面不要以為新民主主義經濟不是計劃經濟，不是向社會主義發展，而認為是自由貿易、自由競爭，向資本主義發展，那是極端錯誤的。……另一方面，必須注意，必須謹慎，不要急於社會主義化。合作化必須發展，但不可能很快發展，大概要準備十幾年工夫，要長期地穩健地進行。如果希望搞社會主義，太快，會栽跟頭。中共28年，再加兩年，完成全國革命任務，就是鏟地基。但是起房子，這個任務要幾十年工夫。高階幹部要懂得，全國開啟，事情方開始，那時會感覺比打仗還難。”
毛澤東的這些思索，構成了七屆二中全會的重要內容。
1月31日，毛澤東在西柏坡迎接斯大林派來的代表米高揚。2月1日至3日，他同米高揚正式會談，周恩來、任弼時也參加了會談。圍繞奪取全國勝利和建立新中國的問題，毛澤東系統地談了中國共產黨的意見。
毛澤東在會談中所提出的看法，反映了在過去長時期以來，特別是在中國革命迫近全國勝利的形勢下，他對一系列帶全域性性的重大問題的深刻思考，實際勾畫了未來新中國藍圖的基本輪廓。
送走米高揚後，毛澤東繼續為召開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作準備。當時，北平剛剛解放，根據各方面的條件，決定全會仍在西柏坡村舉行。這段時間，毛澤東非常忙，經常通宵達旦地開會。
2月1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召開七屆二中全會的通知。3月，初春的西柏坡，一派生機。從全國各解放區和戰場上趕來的林伯渠、張聞天、彭德懷、賀龍、陳毅、鄧小平、李先念、王震、習仲勳等黨政軍領導帶著一路的風塵，重逢在這偏僻山村。戰友久別重逢，一雙雙大手緊緊相握。大家沉浸在戰場上取得巨大勝利的喜悅之中，憧憬著即將建立的新中國。
確定新中國的大政方針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中央七屆二中全會在西柏坡召開。出席會議的有中央委員34人，候補中央委員19人，列席的重要工作人員有11人，一共64人；因為交通條件等原因缺席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共有20人。
毛澤東主持了開幕會議，並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主要內容有：
一、提出了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移到城市的問題。毛澤東說，從1927年到現在，我們的工作重點是在鄉村，在鄉村聚集力量，用鄉村包圍城市，然後取得城市。採取這樣一種工作方式的時期已經完結。從現在起，開始了由城市到鄉村並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時期。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必須圍繞著生產建設這個中心工作併為這個中心工作服務。毛澤東強調：“從我們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們的眼睛就要向著這個城市的生產事業的恢復和發展。”
毛澤東還說：“二中全會是城市工作會議，是歷史的轉折點。”這是對七屆二中全會的內容和歷史地位的精闢論述。
二、論述新中國的經濟政策。毛澤東首先深刻論述了制定政策的基本依據。他指出：中國的工業和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就全國範圍來說，在抗日戰爭以前，大約是現代性的工業佔10％左右，農業和手工業佔90％左右。這是一個最基本的國情。毛澤東認為：“這也是中國革命的時期內和在革命勝利以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一切問題的基本出發點。從這一點出發，產生了我黨一系列的戰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問題。”
在上述分析的基礎上，毛澤東概括說：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個體經濟，加上國家和私人合作的國家資本主義，這就是人民共和國的幾種主要的經濟成分，這些就構成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形態。由此決定，對內的節制資本和對外的統制貿易，是新中國在經濟建設中的兩種基本政策；限制和反限制，將是新民主主義國家內部階級鬥爭的主要形式。
毛澤東對新中國成立後經濟的發展充滿信心。他說：中國經濟建設的速度將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當地快的，中國的興盛是可以計日成功的。對於國民經濟復興的悲觀論點，沒有任何的根據。
三、論述了新中國的對外政策。毛澤東指出，新中國的外交政策是，不承認外國政府現在派駐中國的代表為正式的外交人員，不承認國民黨政府與各國建立的舊的外交關係，也不急於取得帝國主義國家對我們的外交承認。中共中央的態度是堅定的，堅持必須取消帝國主義在華特權，中華民族解放和民族獨立不能動搖。
這就是毛澤東所說“另起爐灶”和“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的外交政策。對此，他有個深入淺出的解釋：“我們這個國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個家庭，它的屋內太髒了，柴草、垃圾、塵土、跳蚤、臭蟲、蝨子什麼都有，因為被帝國主義的鐵蹄踐踏過。解放後，我們必須認真清理我們的屋子，把那些髒東西通通打掃一番，好好加以整頓。等屋內打掃清潔，乾淨，有了秩序，陳設好了，再請客人進來。朋友們走進我們的門，建立友好關係，這是正常的，也是需要的。對我們探頭探腦，想把腳踏進我們的屋子裡的人是有的……至於帝國主義分子，他們是為了攪渾水，我們不歡迎這樣的人來。”
毛澤東還在其他場合多次論述對外關係和新中國的外交政策。後來，新中國處理對外關係時，就是遵循這些原則。
四、論述新中國的政治方針。毛澤東在繪製新中國建設藍圖的同時，就開始考慮和醞釀如何組建新的人民政權。在七屆二中全會上，他響亮地提出：“召集政治協商會議和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一切條件，均已成熟。現在一切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和無黨派民主人士都站在我們方面。”“我們希望四月或五月佔領南京，然後在北平召集政治協商會議，成立聯合政府，並定都北平。”我們要建立一個“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
1949年初，中共中央和毛澤東考慮聯合政府的組成時，曾設想在政府中，中共與進步分子合為三分之二，中間與右翼佔三分之一。在進北平的途中，毛澤東又交待周恩來：對作過貢獻的各民主黨派領導人，應該在政府裡安排職務。當時中央人民政府的人事安排確定為：副主席6人中，黨外人士3人（宋慶齡、李濟深、張瀾）；委員56人中，黨外人士27人。在政務院所轄34個部、會、院、署、行中，擔任正職的黨外人士有14人。
五、強調鞏固政權的極端重要性。毛澤東深深懂得，奪取政權固然很難，鞏固政權也非常不易。他反覆強調：必須學會同我們的敵人作政治鬥爭、經濟鬥爭、文化鬥爭和外交鬥爭。既要學會同他們作公開的鬥爭，又要學會同他們作隱蔽的鬥爭。如果我們不去注意這些問題，不去學會同這些人作這些鬥爭，並在鬥爭中取得勝利，我們就不能維持政權，我們就會站不住腳，我們就會失敗。在拿槍的敵人被消滅以後，不拿槍的敵人依然存在，他們必然地要和我們作拼死的鬥爭，我們決不可以輕視這些敵人。如果我們現在不是這樣地提出問題和認識問題，我們就要犯極大的錯誤。
毛澤東還指出：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政權，在人民民主革命勝利以後，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須強化。誰要是忽視或輕視了這一點，誰就將要犯絕大的錯誤。
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作的報告集全黨智慧之大成，為全會定了基調。報告的內容巨集大精深，是一篇建設新中國的綱領性文獻。
“兩個務必”警示全黨
作為一個非同凡響的政治家，毛澤東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他諄諄告誡全黨：“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後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向黨內講明白，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
毛澤東提出的“兩個務必”，集中回答了共產黨人如何正確對待勝利和執政的考驗，如何防驕戒奢、居安思危，如何始終保持與人民群眾血肉聯絡的重大歷史性課題。
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七屆二中全會立下六條規定：一不祝壽；二不送禮；三少敬酒；四少鼓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國同志同馬恩列斯平列。這六條規定被人們簡稱為“四不二少”。
會議通過當天，毛澤東便指示工作人員把會場上原與馬恩列斯並列的毛澤東、朱德畫像摘下來。毛澤東向黨內同志解釋說：“如果並列起來一提，就似乎我們自己有了一切，似乎主義就是我，而請馬、恩、列、斯來做陪客。我們請他們來不是做陪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們做學生。”他還說：“如再搞一個主義，那末世界上就有了幾個主義，這對革命不利，我們還是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分店好。”
毛澤東用“兩個務必”來警示全黨，是基於對中國共產黨實踐經驗的深刻領悟和歷史總結。
早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就預見到居功自傲是導致黨的政權腐化以及失敗的重要因素。他在《學習和時局》一文中指出：“我們黨歷史上曾經有過幾次表現了大的驕傲，都是吃了虧的。”接著，他逐次列舉了中共黨史上因驕傲而吃虧的事例，有四次之多。
1944年3月19日至22日，重慶《新華日報》刊載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該文以犀利的筆鋒，科學的見解，剖析了李自成失敗的歷史教訓。
在毛澤東心中，李自成既是一位歷史英雄，又是一面歷史明鏡，每每在中國革命發展的重要關頭，常常提起。尤其在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重要時刻，毛澤東更是以李自成這個浴血奮戰16年，卻只在紫禁城坐了41天皇位就被趕下臺的失敗者來警示自己、告誡全黨。
毛澤東在延安高階幹部會議上指出：“近日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們引為鑑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
1945年4月，在中共七大的預備會議上，毛澤東再次指出：“在我們的歷史上也有這樣的教訓，就是大不得，小了就舒舒服服，沒有事情，一大就脹起來了，腦殼脹得很大，驕傲起來了，心裡也躁了，躁得很。急躁和驕傲是連在一起的，驕傲就要急躁，急躁的人沒有不是驕傲的、不謹慎的、粗枝大葉的。我們現在學會了謹慎這一條。”
1948年底，中共中央接管平津兩市之後，毛澤東在對接管幹部的談話中，又提到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他說，我們不能像李自成進北京，一進城就變了。
1949年3月23日，黨中央離開西柏坡遷往北平，毛澤東把此行比作“趕考”。他特意號召再看一看《甲申三百年祭》，“小心，不要中了資產階級的糖衣炮彈，不要當李自成”。
毛澤東還特別注意對身邊工作人員進行教育。一天，他來到警衛班，了解進城準備情況，問大家：“你們有沒有進城市享福的思想？”有一個同志說：“進城以後不能看太陽上下班了，要看錶按時間辦事了，要買一塊手錶。”還有一個同志說：“進城後大概不吃小米飯了吧。我吃小米飯實在吃傷了，看到小米飯就飽了。”毛澤東聽後說：“這不是思想問題出來了嗎！有了錢買塊手錶是可以的。吃小米吃了那麼多年，不要忘掉我們是用小米加步槍，打敗了日本侵略者和美蔣反動派的。就是革命勝利了，進了大城市，可能在糧食上有些調劑，但中國現在還很落後，在短期內也很難做到想吃什麼就吃什麼。”毛澤東還說：“我們進城後還要建立新中國政府，很多人要在政府裡當官。不管當多麼大的官，做什麼樣的工作，都是為人民服務，都是革命工作，都需要努力奮鬥。”這一席入情入理的話語，使大家受到一次深刻的艱苦奮鬥優良傳統的教育、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宗旨的教育。
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召開，使西柏坡成為了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重要里程碑。70年過去了，西柏坡猶如一部大書，是中國共產黨在20世紀的巔峰之作，經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