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東南互保”與南北勢力分化

“東南互保”是義和團運動時期東南地方實力派不滿中央決策而自行其是的一次獨立行動，反映了地方勢力的抬頭和清政府中央集權的弱化。

東南互保的省份

1900年年初，兩江總督劉坤一對中央招撫義和團的決策“極為焦慮”“，遂發電力阻。湖廣總督張之洞等南方督撫也一致要求嚴厲剿除義和團。隨著義和團在華北、東北等地區迅速蔓延，英國深恐波及長江流域，予俄國以干涉口實。為維護自身利益，英國試圖利用東南各省督撫力主鎮壓義和團的心理，以控制南方的事態發展。1900年6月15日，英國駐上海代總領事霍必瀾(PelhamLWarren)向劉坤一、張之洞轉達願以武力協助其維護秩序的意向。

劉坤一、張之洞獲得這一承諾後，除表示支援外，還透過駐英公使向英國政府保證將採取有力措施，維護英國在長江流域的一切權益，以避免列強的武力干涉。同時，督辦鐵路大臣盛宣懷也擔心各國軍艦會以保護僑民為名，自行駛入長江，遂致電劉坤一，建議向各國領事申明“自認保護，勿任干預”37。繼此之後，劉坤一、張之洞又相繼與美、日、德、法等國達成諒解。

在與兩江、湖廣、陝西、四川、安徽、福建等省督撫密切協商後，兩廣總督李鴻章於6月20日電奏朝廷，指出東南等地疆臣已達成一致意見，即認為“非自清內匪，事無轉機”，要求慈禧太后“宸衷獨斷，先定內亂，再再外侮”。與此同時，義和團和清軍正在北京城內圍攻西什庫教堂和外國使館聚居的東交民巷，德國公使克林德在與清軍混戰時中彈身亡，北方的政治局勢已陷入一片混亂。清政府自感無力控制局面，遂通諭各省督撫“保衛疆土”，“接濟京師”，“聯合一氣，共挽危局”。“

東南互保各督撫油畫

6月21日，清政府向各國正式宣戰，隨後又諭令各省督撫召集義民，調兵北上援京，以共同滅洋。在各省督撫進退兩難之際，李鴻查率先電奏朝廷，稱此為“亂命”，“粵不奉詔”“0，並申明自保兩廣地區。受其影響，多數地方督撫出於維護轄區安全和利益的考慮，遂聯合宣稱自6月20日以後的宣戰和招撫上諭均屬“矯旨”，在此名義下公開與清政府分庭抗禮，拒不受命。

清政府下詔宣戰後，南北兩地在八國聯軍的攻勢面前表現出截然不同的情態。北方戰事日益激烈的同時，劉坤一、張之洞又在張謇、沈曾植兩人的勸說下，授權盛宣懷幫同上海道臺餘聯沉與各國駐上海領事展開會談，擬訂《保護南省商教章程》及《保護上海租界城廂章程》草案，並聯銜上奏，表示並不存在反叛意圖，以求朝廷諒解。6月25日，盛宣懷致電南洋各省督撫，指出在北部形勢急劇惡化的情況下，若貿然召集義民禦侮，必然會招致失敗，因此“欲全東南，以保宗社”，各省督撫可依據朝廷“聯絡一氣，以保疆土”的旨意，“以權宜應之，以定各國之心”。26日，餘聯沅與各國領事正式商訂《東南互保章程》草案，內容共計九款，其中規定上海租界由各國共同保護，長江及蘇杭內地則歸各省督撫保護，均以保全中外商民安全、產業為主，兩不相擾等。

東南互保簽約照

章程草案一經訂立，議和大臣李鴻章、山東巡撫袁世凱表示支援，折江巡撫劉樹棠、四川總督奎俊、安徽巡撫王之春等紛紛宣佈參加東南互保”，閩浙總督許應騤也同意該項主張，並與俄、英、美等六國駐福州領事簽訂《福建互保協定》。至此，“東南互保”的範圍由劉坤一、張之洞管轄的江西、湖北、湖南等五省擴大至四川、浙江、福建、安徽、河南等十三省。

“東南互保”協議雖受國內形勢和具體條款限制的影響，最終並未正式定為條約，卻是20世紀初中國政局的一個特殊現象，即未經中央批准由地方督撫與列強擅自商訂和約。在當時的複雜形勢下，其積極和消極的兩重性對國內形勢產生了雙重影響。一方面，劉坤一、張之洞、許應騤、奎俊等地方督撫首次在國家政治事務中顯示出獨樹一幟的獨立性和抗爭性，共同抗旨以求自保地方，無異於“策劃獨立”。這既背離了當時大多數官員的思維方式和統治模式，又保全了列強在長江流域和華南地區的侵略利益，解除了北方義和團的南顧之憂，因此劉坤一、張之洞等人在很長時期內被部分國人斥為“海外叛臣”。另一方面，“東南互保”之舉又包含著南方各省督撫審時度勢、保全疆土的良苦用心。其客觀後果使兵禍限於北方一隅，避免了八國聯軍的南下蹂躪，從而確保了清王朝半壁江山的穩定與完整。

守舊派分崩離析

自19世紀40年代初至90年代末，近代中西交往已達五十餘年。在此期間，雖曾出現過洋務新政、百日維新等改革活動，使西學的影響力日漸擴大，但固守陳規、反對變法的守舊人士仍是數量眾多。至19世紀末，一部分官僚士大夫對自強運動依然多有非議，認為洋務派誇大地宣傳了西方的船堅炮利，同時批駁康梁維新派“菲詈中國先聖帝王以譽洋人”，對變法事宜亦是“交鬨而不解”。

慈禧太后

他們堅守夷夏之防，鄙視趨新求變的崇洋論者，但在帝國主義肆意侵吞的民族危局中，又找尋不到一種對抗列強船堅炮利的現實力量。戊戌政變後，榮祿、奕動及載漪、剛毅、徐桐等守舊官員倚恃慈禧太后，重新把持朝政大權。在新舊集團間的派系鬥爭中，當朝執政為維護其權勢地位，取消了京師大學堂之外的各項新政事業，大肆捕殺維新派及帝黨成員，圖謀廢帝和立儲，同時又對列強同情變法、援救新黨、干涉廢帝的舉動十分憤恨，排外守舊的政治傾向日益明顯。

適逢義和團興起，守舊派的排外之心逐漸與拳民的滅洋之志交織在一起，致使朝野上下、京城內外的仇洋情緒日益激昂。在中央，端王載漪、吏部尚書剛毅、禮部尚書啟秀、軍機大臣趙舒翹、莊親王載勳等王大臣皆抱與洋人不共戴天之志，且急於輔助大阿哥登基，故而對義和團運動一味推波助瀾，企圖利用拳民的仇洋反教心理，排除外力掣肘。一時間，北京城內“親而天潢貴胄，尊而師保樞密，大半尊奉拳匪，神而明之，甚至王公府第，亦設有拳壇”，諸如端王、莊王、大公主等府邸所設的龍團、虎團、仙團等名目。在地方，多數守舊派官員與上述王大臣有所不同，其崇信義和團、仇洋排外的傾向均出自民族激憤，如山西巡撫毓賢仇教排外即“完全出於狹隘的愛國情操，其間並未夾雜有個人的私怨”。

義和團

他們多強調聖道與神道間的內在聯絡，讚揚義和團“攻異端而正人心”，“仗神威以寒夷膽”，認為以其對抗列強，中國足可日漸富強。具體行動中，又仰承中央主撫派的意向，奉行同情和寬拳民的政策，對義和團的反教活動或持默許態度，或進行公開煽動。這真切地反映了庚子年間守舊士大夫由頑固走向迷信的心路歷程，其中雖帶有濃厚的封建色彩和盲目排外的激進情緒，但又體現了一定的愛國心理和民族氣節。

受朝內主撫派的影響，慈禧太后的執政策略開始發生轉變，即由搖擺不定改為奉行極端排外的強硬政策，對義和團的招撫態度也日漸明朗。這種姑息政策直接助長了義和團的仇洋情緒，致使拳民和清軍在全國範圍內大肆圍困使館，焚燬教堂，殺公使、傳教士、教民及其家屬，造成了社會秩序的極度混亂。這使清政府在政治上處於被動，外交上陷入孤立，同時更為列強擴大侵略提供了藉口，最終釀成巨禍，將中國步步推向戰爭的深淵。

八國聯軍攻佔北京後，“懲兇”問題成為中外議和談判的先決條件。1900年9月至1901年2月間，清政府根據各國所列名單，被迫釋出四道上諭，首先對“禍首諸臣”加以懲處。具體而言，即判處端王載漪、輔國公載瀾斬監候罪名，後經赦免，改判發配新疆，永遠監禁；賜令莊親王載勳、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軍機大臣趙舒翹自盡；判定山西巡撫毓賢、禮部尚書啟秀、刑部左侍郎徐承煜即行正法；吏部尚書剛毅、體仁閣大學士徐桐、前四川總督李秉衡均已身故，處以追奪原官，即行革職；革除武衛後軍統領董福祥的職務。上述十二名“禍首”大多是義和團時期清政府中樞決策集團的核心人物，除毓賢為地方巡撫外，其餘或在中央軍機處、總理衙門吏部、刑部、禮部等處擔任要職，或執掌兵權，官銜均在二品以上。

中間為載漪

繼此之後，清政府又在列強的脅迫下，對山西、直隸、河南、江西、四川、浙江等省官員進行懲辦，分別處以死刑、斬監候、終身流放、革職永不敘用、撤任、斥革、革職留任等不同程度的懲罰。庚子、辛丑年間，自中央至地方的“懲兇”活動幾乎遍及全國，打擊範圍也十分廣泛，其中既包括七名滿族親貴、四名軍機大臣及尚書、大學士等中央高層官員，又牽涉總督、知縣、總兵都司、舉人、稟生等一百四十餘名地方官員和鄉紳。這使得清政府威信掃地的同時，也以一種象徵意義給予國人強烈的心理震懾，由此出現了一種明顯的社會心態變化，即一部分國人籠統排外的激進情緒迅速轉化為恐外或媚外的扭曲心理。庚子事變後，以道德自命、昧於外情的官僚士紳階層一改往態，競相以媚洋為榮，遂創設“種種媚外之名詞，指不勝屈”，時人評論其“喪心亡恥一至於斯”。“據時人記載，此類“附洋勢、食洋飯者”不勝列舉。如在北京城內的日佔領區，有人為“得日本寵，直以日本之新民自居”，甚至“為子取號‘東民”。俄軍佔領東北後，一些文人士子對於“全歸俄製”，“似高興至極”，有人甚至宣稱“有錢就好，無論俄華”。“在西北，幾乎所有文武官員“提起“洋人’便魂飛天外。對於神甫‘意旨’，如奉‘聖旨’。甚至說‘聖旨可緩辦，洋旨要緊辦”。至此，在從排外到媚外的心態轉折中，故步自封、夜郎自大的守舊派已然分崩離析，進而在一定程度上為20世紀初的新政改革掃清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