廢除科舉和興辦學堂

新政的教育改革首先從廢除科舉開始。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從廢除科舉制到政府鼓勵出國留學，清政府都做了什麼？光廢除科舉制就幾經週轉。尤其是洋務運動以來，清政府無視社會、經濟、文化的巨大變化，仍然推行傳統的科舉考試，實施僵化的八股程式，致使士人“置經史實學於不問，競取近科闈墨，摹擬剽竊以弋科第”，這已遠遠不能適應教育的變革和人才選拔的時代需要。針對這一弊端，洋務派曾批評科舉制度，主張變通八股考試，但因阻力過大而未能實行；

晚清時期中學的足球隊

在戊戌變法的百日維新期間，由於維新派的努力，曾一度廢除八股取士制度，改試策論，但因政變的發生而被迫中斷。庚子事變後，科舉制度與教育改革再次成為朝野關注的一項中心議題，其中張之洞、劉坤一在“江楚會奏”三疏中較為具體地提出了變通科舉的漸進方案，即為減少阻力和給予傳統士人一定的出路，主張改革考試內容，分科遞減科舉名額，並在十年內逐步以學堂教育取代科舉制度。但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新政的深入，科舉取士制度無法滿足對大量新型人才的需求，廢除科舉猶如箭在弦上，不可阻擋。不過，由於廢除科舉事關重大，一旦廢除，不僅影響到政治、經濟、社會等許多方面，而且直接關乎傳統知識分子的“飯碗”，因而阻力重重，動作遲緩。於是，清政府被迫採取迴避態度，先不正面涉及，改由恢復經濟特科、廢止八股文及停辦武科入手，重新實施戊戌年間的科舉改革方案。1901年6月至8月間，清政府宣佈重開經濟特科，停止武科鄉試和會試，並諭令從1902年起取消八股程式，鄉試、會試一律改用策論，具體包括闡釋《四書五經》，論述中國政治、歷史及西方政治、藝學。

清末北京小學堂師生

改革科舉旨在興學育才，因而在新政之初，清政府也先後頒佈了一系列的學堂章程，擬定新學制，責令各省興辦新式學堂。1901年9月11日，清政府諭令各省建立武備學堂，指派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袁世凱等人酌量擴充北洋武備學堂和山東隨營學堂，並協同商議規制章程。14日，又頒佈上諭，將全國各省城的書院一律改為大學堂，在府、州、縣分設中學堂、小學堂及蒙養學堂，授課內容“當以《四書五經》綱常大義為主，以歷代史鑑及中外政治藝學為輔”。12月5日，督辦政務處、禮部根據袁世凱所奏山東學堂事宜及試辦章程，制定《學堂選舉鼓勵章程》，採取科舉獎勵的措施，給予學堂畢業考試合格者貢生、舉人、進士的功名。1902年1月10日，清政府任命張百熙為管學大臣，負責整頓辦理京師大學堂。隨後，將天津中西學堂更名為北洋大學堂，另由庚子地方賠款興建山西大學堂，並宣佈推廣學堂辦法，命各省“勿再推遲”，須得“妥速籌劃，實力奉行”，設立農務、工藝等學堂。8月15日，張百熙向清政府呈遞《欽定學堂章程》，即“壬寅學制”，具體包括《京師大學堂章程》《考選入學章程》《高等學堂、中學堂、小學堂章程》《蒙學堂章程》等，但因不夠完善而未能實行。

清末學堂，學生向老師作揖

1902年至1903年間，在上述興學政令和各項學堂章程的引導下，部分省區開始籌建教育行政機構，陸續興辦了一批新式學堂，其中尤以湖北、直隸兩省最為突出。1902年4月初，張之洞首設湖北學務處，分設審計、普通、專門、實業、遊學、會計六科，專管湖北省內學務。隨後，又將湖北自強學堂改為普通中學堂，兩湖書院改為大學堂，並在武昌設立湖北師範學堂，且附設小學堂，以培養師資力量。同一時期，袁世凱也在保定設立直隸學校司，下設專門教育、普通教育、編譯三處，以此督辦省內學務。同時又將畿輔大學堂改為直隸高等學堂，在保定府、清苑縣等地先後建成五所初等小學堂，並設有法律、醫學、農務、巡警、商業、師範、武備等各類學堂。

在鼓勵興學育才的同時，清政府又開始恢復科舉常科和經濟特科考試。1902年至1903年，清政府在十二個省區內補行庚子、辛丑、壬寅(1902)三年的恩、正兩科鄉試，並於1903年7月舉辦經濟特科考試。在形式上，科舉考試取消了八股程式，改設中國政治史事論、策問、經義三場；經濟特科則透過正場、複試，從各省保薦人員中進行選拔。在試題內容上，二者均貼近現實。這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選士的弊端，明顯反映出新政教育改革的取向。但由於科舉考試仍然是選士的重心所在，各級官員和民間士紳對興學多持觀望態度，實際舉辦者寥寥無幾。加上中學堂、小學堂多由舊書院改設而成，新式學堂在各省實際並未真正發展起來。此外，一些高等學堂在興辦過程中也受到科舉考試的衝擊。大部分士人依舊期望借科舉博得功名出路，一些高等學堂中應童試及鄉試請假者屢見不鮮，致使學堂內部“新舊攙雜，程度懸殊”，教員“於一日之內迭教四五等之學生，既苦勞而無功”，且學生“去來無定，志業屢遷，亦皆勤而無獲”。以京師大學堂為例，其中大學生“於校舍攻策論、習殿白折者，亦所恆有”，時值鄉試、會試，“校舍輒空其半”。

科舉制廢除後的新教材

但是，改革後的科舉考試仍難以適應興學育才的迫切要求，停廢科舉之議因而再起。1903年3月13日，張之洞與袁世凱呈遞《奏請遞減科舉折》，從興學導向、經費籌措、科舉與學堂的地位和功能差異等方面，進一步強調科舉考試對新學堂發展的嚴重阻礙，要求在1904年恩科會試後，實行分年遞減中舉名額的方法，在十年之內逐漸由科舉取士過渡到學堂取士。清政府沒有采納這一奏議，改派張之洞會同張百熙、榮慶，重新釐定學堂章程。1904年1月13日，張之洞與張百熙、榮慶聯名奏陳《重訂學堂章程》，並附片再次奏請分科遞減科舉名額，明確表示出停罷科舉的意向。清政府隨即據此正式頒佈《奏定學堂章程》，成為近代以來中國推行的第一個學制，又稱“癸卯學制”。它明確規定了蒙養院至通儒院各級學堂的學制，並採取鼓勵措施，對高等小學堂至大學堂的畢業生分別授予附生、貢生、舉人、進士的功名。同時，清政府又對漸進廢除科舉的改革方案予以批准，宣佈自丙午(1906）科開始，逐科遞減鄉試、會試中舉名額及各省學額，並在各省學堂一律辦齊，有所成效後，再將科舉學額分別停止。自此，科舉改革由修補考試內容和形式逐漸向學堂取士轉變，科舉制度的廢除只是時間問題。遞減科舉詔令頒佈後，由於日俄戰爭的刺激，加之國內外反清活動的政治威脅和科舉改革阻力的減小，反對廢除科舉的軍機大臣王文韶退休，朝內部分官員在科舉改革的問題上，由主張遞減科舉名額轉而提出速廢科舉。1905年9月2日，袁世凱、張之洞等地方督撫聯銜會奏，要求立即停止科舉以推廣學堂教育。清政府迫於地方督撫和外界輿論的壓力，不得不做出讓步，於同日頒佈上諭，宣佈“自丙午科為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12月，清政府在中央設立學部，任命學務大臣，並責令各省設學務處，各州縣設勸學所，以監管學堂事務。延續千餘年的科舉制度至此宣告結束，這不僅使中國的教育體制和人才格局發生了近代意義的根本轉變，而且影響到政治、經濟、社會等許多方面，人們的知識來源和知識結構發生了革命性的新變化。

晚清時期的女子學堂

科舉制度廢除後，隨著教育行政機構和學制的普遍建立，以及一系列興學政策的推行，以學堂教育為代表的人才培養和選拔制度繼之而起。自1906年起，各省陸續創辦高等學堂、中學堂、小學堂及各種職業學堂、女子學堂等，出現了興辦新式教育的熱潮。據統計，至1909年，全中國各類新式學堂達五萬九千餘所，學生數額超過一百六十萬人，其中官立大學堂、高等學堂及專門學堂約一百一十一所，學生二萬四千餘人；普通中學堂四百餘所，學生四萬餘人；小學堂五萬一千餘所，學生多達一百五十餘萬人。

20世紀初期，全國各地辦學活動蔚然成風，但在具體運作中依然存在諸多問題。首先，清政府頒行的新學制強調“以忠孝為本以經史之學為基”，使學生“心術壹歸於純正，而後以西學瀹其智識、練其藝能”，同時又以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實為教育宗旨，均未能脫離“中體西用”的窠臼，具有明顯的封建色彩。

其次，多數學堂在辦學過程中，由於師資和裝置的缺乏，致使“教授不得法”，難以滿足“諸生求學之望”，學生所習“功課不完全，即卒業而不能及格，是出身永無可冀”，因而“士氣不振，無心向學”。加之地區差異，學生知識水平參差不齊，合格畢業生數量偏少，其中尤以大學、高等、師範、專門及中等學堂最為嚴重。儘管教育改革在短期內未能收到預期的效果，但與新政之前相比，仍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新學制第一次系統地引入了西方近代學校教育制度，並在推廣中帶動了科舉向學堂的過渡與轉變；同時隨著新式學堂在數量和體制上初具規模，以學校教育為主體的人才培養和選拔制度最終得以確立。這對全國學風士氣的變化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推動了近代教育事業的加速發展。教育改革實際上是晚清十年新政中最富成效且極具社會影響的舉措之一。

清末北京小學堂師生

廣派留學生

在積極創辦新式學堂的同時，清政府又頒佈各項出國留學政策，諭令各省廣派留學生，分赴日本、英國、法國、德國、美國等地，以培養新政所需的各類高階人才。1901年9月，清政府採納了劉坤一、張之洞等人提出的獎勵遊學的主張，強調“造就人才實系當今急務”“，通令各省督撫統一仿照江南、湖北、四川等省，自籌經費，選派學生出國留學，鼓勵自費留學，並且不分官費、自費，對學成回國的留學生進行考核，合格後分別賞賜進士、舉人、貢生等出身，予以任用。

洋務運動時中國最早的官派留學生

1902年10月，向日本派遣總監督，統一管理官費和自費留日學生。1903年10月，頒發由張之洞草擬的《遊學章程十款》《鼓勵章程十款》及《自行酌辦立案章程七款》。鑑於留學教育經費有限，清政府為此開闢多種渠道，在中央集中派遣留學生的同時，又鼓勵各部、各省和各縣集資派遣，並號召民間自費送子女出國深造。1904年5月，為加強對陸軍留學生的監督管理，練兵處奏定《選派陸軍學生遊學章程》，規定志願遊學武備的學生都可由各省督撫諮送練兵處，經甄試後即可膺選，選派以四班為一輪，每年選送一班，每班一百名。9月，外務部、學務大臣奏準《遊學西洋簡明章程》。1907年12月，學部又奏派歐洲遊學生監督，負責管理留歐學生的相關事務。

在日本的清朝留學生

上述留學政策的施行，為讀書士人在科舉之外開闢了新的途徑，使得留學生人數較之以前有了大幅度的增長。1901年至1904年間，各省官派或自費赴日留學生“北自天津，南自上海，如潮湧來”，總數增加到三千零八十人。這一時期，由於受到國內科舉考試的影響，出國留學依然不是士人謀取仕進的首要選擇，不少留學生“仍棄其應盡之學業，以博不可得之功名”。1905年，清政府正式廢除科舉制度，傳統的仕進道路被斷絕，留學深造成為最好的出之一國人因此爭相出洋遊學，在20世紀初期迅速形成了一次留學教育的高潮。

新政時期，出洋留學的重心開始從歐洲轉向日本。近代國人赴留學最早始於1896年，清政府首次派遣十三名學生前往東京師範學校學習。由於此次留學成效不大，隨後幾年留日學生數量並沒有顯著增加。1901年以前，赴日留學生共二百四十餘人。1901年後，在留學救國思潮的直接刺激和清政府的大力倡導下，加之日本政府的積極態度和費用低、路途近、文字困難少等便利條件，中國自1903年起逐漸出現了一股留日熱潮。據統計，1901年各省官派或自費赴日留學生人數為二百七十四人，1903年增加至一千三百人，1906年則激增至一萬二千人。至1909年，留日學生累計約達三萬七千五百八十二人。

左一為黃興

留日學生群體數量大，社會成分複雜，但以二十歲左右的青年為主、大致包括私塾學生、大學和中學畢業生、婦女、老人、幼童及頗負名望的秀才、舉人、進士等。留日學生多屬自費生，大體可以分為速成生和普通生、海軍生和陸軍生、特約生、留日預備生、女留學生五類，分佈於日本的各種小學、中學、專門學校、技校、大學之中。就學習狀況而言，他們所學科目十分廣泛，具體涉及工科、理科、外語、師範、史地、法政、軍事、手工、音樂、美術、商業、體育、農牧、醫藥、染織等，其中軍事、法政是留日生學習的熱門專業。同時，由於留日學生的知識水平參差不齊，因而在學習時間上也極為靈活，長者八九年，短者幾個月。據1908年學部的統計，留日生中“習速成者居百分之六十，習普通者居百分之三十，中途輟學輾轉無成者居百分之五六，入高等專門者居百分之三四，人大學者僅百分之一而已”。

大量的留日學生

除此之外，清政府在新政時期也向英、德、俄等歐洲國家及美國派遣少量留學生，自費或由教會諮送的歐美留學生也有所增加。1903年，京師大學堂、江南地區各派十六名學生赴美、德兩國留學，湖北派四十名學生赴美、比、德、俄四國留學。由於比利時學費較為低廉，清政府決定自1904年起准許各省向其派遣學生十至四十名。1907年，美國正式決定退回部分子賠款，以此用於資助中國學生赴美留學。1909年，清政府計劃每年選派六十名學生赴美留學，並在北京西郊清華園設立遊學肄業館，後改建為清華學堂，由此開始出現留學美國的熱潮。1910年，留美學生五百餘人，至辛亥革命前，已增至六百五十人。

武昌起義前，數量眾多的留學生陸續回國，雖然知識水平有所差別，但大部分人得到了清政府的重視與依賴。其中赴日的陸軍留學生“出身寒微、矢志上進者居多，素養既佳，又肯攻苦”，加之新軍編練工作急需人才，因而在畢業返國後，幾乎無一例外地被破格起用，“多能獨當一面，有所作為”，可謂“人才極一時之盛”。他們或參與擬定中央軍制，或在各省督練公所任職，或分發各鎮帶兵指揮，或投身於軍事教育，為新軍編練的深入開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同時，以留日生為主體的留學生群體又創辦各種譯書團體和報紙雜誌，翻譯政治、經濟、法律等多類圖書，在國內引起極大震動，推動了西方啟蒙思想的廣泛傳播，並促使中國社會思想文化迅速向近代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