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曆朝歷代，除非天旱缺糧，否則都不會禁酒，尤其不會禁民間飲酒。

而太平天國卻有非常嚴格的禁酒令，金田團營後，1852年所制的《太平條規》裡邊《定營規條十要》第三條就規定：

“要練好心腸，不得吹煙飲酒……”

各種法規禁律裡邊，也有兩條關於禁酒的：

·凡我們兄弟，俱要修好練正，不準抽洋菸、吃黃煙、飲酒、擄掠、姦淫，犯者斬首不留。

……

·凡聚集飲酒，私議軍事，巡查拿獲，一概全斬。

天曆甲寅四年（1854）五月，主理朝政的東王楊秀清再發命令，稱“酒之為物，最易亂人性情”“醉後目無尊長，致生事端”，因此自即日起凡朝內軍中“大小官員人等”被查出喝酒者一律“斬首不留”，知情不報者“一體治罪”，舉報有功者，獎授太平天國當時最高榮譽職務——恩賞丞相。

天京城內早期商業活動由國家全包，各種“典官衙”齊全，屬於飲食的就有典油鹽、舂人、漿人、宰夫、典天茶、典茶心等等名稱（順便說句，這些典官等級還不低，職同指揮，比將軍還高一級，僅在丞相、檢點之下），就是沒有典酒、釀酒的，三百六十行獨缺一行。

禁酒令的推行，可以說是洪秀全、楊秀清的共同意願，但兩者之間卻有所區別。楊秀清的禁酒是出於實用主義，軍隊行軍打仗貪杯很容易誤事，所以他的禁令是嚴禁軍隊官員飲酒，但民間卻不太管。洪秀全則是完完全全的禁酒，軍民上上下下都不能飲，要讓酒從世界上消失。

洪秀全為什麼那麼討厭酒？估計有兩方面原因：

他的族弟洪仁玕曾對外國人說，洪秀全自幼很討厭酒，認為喝酒誤事。洪秀全撰寫的傳教手冊《原道救世歌》裡也寫道“即如好酒亦非正，成家宜戒敗家湯，請觀桀紂君天下，鐵桶江山為酒亡”。這時是1844年，洪秀全還未產生“革命思想”，僅僅是一名熱心虔誠的傳教者。

洪秀全所信奉的宗教，雖然並沒有完全禁酒，如聖餐禮也要飲用葡萄酒，但總體來說，對酒是採取一種鄙夷態度，新舊經典裡反對飲酒的言論不一而足，這當然會對洪秀全產生影響，至少可以讓他更加理直氣壯地把禁酒當成要遵守的戒律。

這種個人對酒的厭惡，表現到朝政上，就是強行讓大家以他本人的愛憎為愛憎。但為了不顯得那麼粗暴直接，至少要在表面上裝出是汲取歷史教訓之後所採取的、有充足理由的正當行動。

1856年天京事變，楊秀清被殺，洪秀全專權，禁酒令更是持續到他去世，因為洪天貴福在供狀裡還寫道“並不準眾人吃酒”。

太平天國的禁酒令真是反覆強調，三令五申，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 但是，禁令的具體執行情況又是怎麼樣了？

中國民間，喝酒釀酒的風氣非常普遍，禁酒令不符合中國人的生活習慣。更重要的是，任何禁令只有上級官員以身作則，才能上行下效，得到推廣。如果上邊都帶頭不執行，你還要下邊遵守？太平天國內部很多問題，也正源於此，後期尤甚。

總理朝政的幹王洪仁玕是個“無酒吃不下飯”的酒鬼，洪天貴福也知道“那洪仁玕是好吃酒的”。在天京城內多年的英國翻譯官富禮賜寫道：

“當天王下詔禁酒時，他（即洪仁玕）懇求特許，謂非有酒不能吃飯，即蒙允許。”

總理大臣如此表率，要求特許飲酒，居然得到特批，可想而知，下邊各級官員心裡是何種想法，對禁酒令又抱何種態度。

天王的族弟不遵守，忠王李秀成的親弟同樣也不遵守，六王宗酌天義李明成在1861年曾經寫信給富禮賜索取洋酒：“所有上日承贈那種美酒付下數壇，或煩代買亦可。”李明成還設晚宴款待富禮賜，富禮賜後來回憶：

“有兩瓶……又倒我的來路雪莉酒，均很爽快地傳遞於席上各大人間——各客均王弟所請來與我會面者也。由此顯見他們高階的領袖並不遵行天王之荒謬的禁令，因席上人人儘量暢飲，洋酒固人所共賞，天酒亦一再滿斟，壺幹了又倒新的。”

席間眾人痛飲西洋雪莉酒與太平天國高層自釀的“酒性猛烈的天酒”，可謂中西合壁，富禮賜更用“荒謬”來形容禁酒令，禁令此時已經是形同虛設。

洪秀全的心腹親信贊王蒙得恩的長子蒙時雍也請過富禮賜吃飯，在席上倒不敢明目張膽地飲酒，還以“天國禁酒”為由，對不能敬酒表示歉意。但這位聲稱“天國無一人私飲”的小王爺，前幾天剛偷偷派人去富禮賜所居住的、停泊在天京城外下關江面的英國軍艦上，向“洋兄弟”買了一瓶蒸酒。

天京城內都是官員聚飲，城內私釀。天京城外就更加“山高皇帝遠”。諸如蘇南、杭州、溫嶺等地，都有太平軍藉口“謝天福”在祭拜之後喝酒吃肉，呼朋喚友上酒館，甚至乾脆自己開酒館的記載。

太平天國禁酒令搞成這般模樣，高層喝酒無所畏懼，不怕有人打小報告，也不怕集體懲罰。蓋因洪秀全雖然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卻沒有楊秀清那種事必躬親，親理朝政的能力，宮門沒出過幾次，又不想面見官員，靠躲在宮殿裡發命令維持禁令，結果自然只能讓這個有違民間生活習慣的禁令侷限在宮殿圍牆內，只管得住天天在身邊的洪天貴福等人。其他的地方，自然鞭長莫及，眼不見為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