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古裝影視劇裡我們經常可以看到很多知名賢臣，也能看到奸宦環伺，但無論是那些如雷貫耳的名字還是我們不知道的小官，似乎數量都並不多，至少不足以多到治理幅員遼闊的中原地區。所以可想而知，古代那並不發達在制度和交通下，要依靠中央官員治理國家，幾乎是不可能的。

自科舉開創以來，至舉行最後一科進士考試（清光緒三十一年，即1905年）為止，不過每一年或二年（1066年改為每三年舉行一次）二三十人能夠做官，分散下去，在遼闊的中原裡微不足道，幾乎難以看見他們的身影，從封疆大吏到九品芝麻官，較真的人就會發現，如果只有名義上的這些管理層在做事，天下早就大亂了。

確實，在中國古代時期，如何能保證朝廷對地方的管理統治？如何保證政令的下發和執行？哪怕是小小一個縣城，難道只需要縣令和衙門內的十幾個衙役，就足以處理那些瑣碎的政務嗎？專家表示真相是大家都忽略了中國歷史記載的性質，從而在官員數量上陷入了一個思想誤區。

一、曖昧筆法，地方官與地方吏的區別

官吏是兩個字，通常在古代，一個字就代表不同的意思，官與吏的區別或者說意味不同，是中國“不可說的歷史”中重要組成部分。我國史官慣於使用春秋筆法，這其中除了有統治階級的插手之外，也有幾千年流傳下來的觀念，潛意識裡略過風俗中醜陋的部分，輕描淡寫，才能繪出一幅盛世圖景。

因此，現代人在回看古代史時，對於字詞的較真並不是無的放矢，有時“封疆大吏”和“文武百官”間的咀嚼與淺析，委實可以作出萬字論文的闡述。簡單的來說，在整個大統一帝國中，官是國家棟梁，擺在明面上好看也好聽的位置，流傳千古；而吏是虎豹的爪牙，行事往往並不光鮮，只能做房屋縫隙的瓦礫。

在官吏制度盤綜錯節的封建社會，為了保障中央這個大棋盤下無數地方的治安和特色，為了讓整個官僚體系和社會既有韌性又有彈性，古人極其了所有出色的尖端智慧，最終才構想出這一“官吏結合”的明暗體系。

具體到地方執行層，地方官和地方吏區別更為明顯。在秦漢以後，由於漢朝立國者深知本地鄉望的可怕，本鄉任官基本上被禁止，地方官都是一水兒的外地人，而一個空降的管理層勢必面對當地特色與文化束手無策，這時候就需要本地小吏的協助了。因此一般來說，官是外地人，吏是本地人，他們之間既相互配合又彼此隔閡，三年一考核，三年一挪窩，基本混不到一起。

從培養制度上看，官的選拔依靠科舉制度，接受正統儒家教育，要求忠君愛國，能夠堅決執行上頭派發下來的命令，而吏的選拔要求則截然不同，僅需要在當地擁有一定的辦事能力即可，這能力無論是名望還是武功，都能納入到吏的編制當中。是以，古代地方治理，理想的組合就是“清官能吏”，即一個足夠忠誠的大腦和足夠鋒利的爪牙。

那麼，透過觀察這一組成，我們就能明白，古代科舉制度讓官員“不務實”的缺陷，恰恰是上位統治者精心設計的結果。漢朝開國史上，蕭何是官，劉邦是吏，勾結到一起的後果想必不用多說。

在一個縣衙中，除了縣令之外還有縣丞，下有主簿、教諭、訓導等，一般都是八品和九品的官，而吏則除了請來的臨時工衙役之外，還有當地有名望的望族人士，一般擔任官民溝通的文職橋樑。如此，吏有時假公濟私，欺上瞞下，轉個滿盆體缽也就不足為奇了。

二、由官吏組成的治國體系

依靠官吏的二者結合，古代封建王朝在極少數管理層的前提下統治了極為廣袤的中原地區，甚至能夠輻射周邊，在新疆、琉球等地分出餘力。為了不斷維護、修正這一制度，官與吏的地位決不能相互轉化，否則體系難免崩盤。因此，作為為虎作倀、山吃海喝的基層執行人員，真正的“吏”就在長達兩千年的封建王朝史上，悄然隱入了黑暗之中。

每朝每代，官員作為中央權威的體現，相對於地方能吏來說地位超然，古代縣丞與縣令都是“百里之侯”，能鎮得住一大幫子吏，但卻不熟悉實務，所以也只能依附於中央，搞不了造反。官即使被貶也不會去做吏，而吏往往受到地方百姓的怨懟、朝廷的歧視，通常情況下也無法參加科舉。就這樣，中央的君主牢牢把控著地方，形成了完整的治國體系，一旦地方情況有變，當即撤官剿吏，絕不留情。

然而畢竟有體系就有漏洞，就事實而論，儘管古代小吏在官吏分途的過程中地位越來越低，但在地方統治作用中佔據的分量卻越來越重。一旦沒有官，地方頂多脫離中央而自治，而一旦沒有了吏，中央對地方的控制立刻會陷入一片混亂之中。吏在與統治階層的互動裡，越來越主動，甚至能夠對政令陽奉陰違，中飽私囊。

最重要的是，假如並未被捅出大罪，吏的任職時間就長得太恐怖了，一個人年輕時做吏，一直可以任職到中老年。在這樣長時間的任職下，百姓心中“只知吏、不知官”的情況就無法避免，除去包拯、狄仁傑這些特殊官員，大部分流水一樣三年一考核三年一遷徙的地方官，都無法對任職地產生太大的影響。官吏共事，主客移位，官甚至要仰仗吏，才能夠在績效考核中得到一個正面評價。

這一漏洞在宋朝時最為明顯，中央作為遙遠的神明，面對地方唯一有效的威懾力是軍隊，而趙宋王朝對軍隊的掌控如何我不用多說，就此造成的官吏地位逆轉無可厚非。官員懦弱無所作為，吏則“與士大夫共治天下”，這才正式在歷史上有了一席之地。

透過對古代官僚制度的摸索與挖掘，不難發現，吏這個群體在當時對於整個中原王朝都具有無法比擬的重要性，一個國家即使沒有了君王，還有攝政大臣，還有丞相，而一個國家假如不承認吏的存在，也就把數百年對地方的統治完全放棄了。這對於一向唯我獨尊的中原帝王來說，完全是不堪直視的屈辱與齟齬。

特別是鄉里的保甲制度，在確保政令能到達每個老百姓耳邊的同時，也相對的讓步了一些權力給予那些在王公貴族看來“微不足道”的保長和甲長。也因此，統治階級絕不容許這樣妨礙政體顏面的記載光明正大地留存。

結語

自宋朝以後經歷過相當長的動亂時期，文人在忍讓、屈服與受辱中或許才明白，一味地逃避解決不了問題。因此，自有目光深遠的文人將官吏制度的深不見底隱藏在曖昧不清的文字中，流傳到如今。這些“不能說的歷史”又何嘗不是像不能見光的吏一樣，主宰著整個中國古代封建歷史大框架的命脈。

自然，數量極小的官員並非華夏大地的主體，也許是驟然脫離了上位者掌握話語權的年代，在如今，人們就有些不適應這官員與小吏的地位落差，才發出“這麼少的官員如何治理一縣之地”這樣的疑問。

其實只要想想，就能明白，聰明的官員治縣，也如聰明的制度治國，必然是讓百姓自我管理，以達到只需把握大航向的目的。在官吏體系的籠罩下，古代統治階層也終於是在細微之處被迫露了馬腳，將主掌官員升遷的部門稱為“吏部”，將地位極高的地方大臣稱為“封疆大吏”。總而言之，要想在歷史問題上得到答案，這些細節之處上中國人說話的微妙，還要我們細心去品，才能體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