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7月6日，也就是黃埔軍校正式開學僅20天，孫中山根據蘇聯顧問鮑羅庭的建議，成立了軍校特別黨部，作為軍校最高領導機構。這是孫中山實行“以黨治國，以黨治軍”，避免將來“槍指揮黨”的重要舉措。

他規定，特別黨部必須經過選舉產生。第一屆特別黨部執行委員會選舉的結果是，蔣介石、嚴風儀、金佛莊、陳復、李之龍5人當選為執行委員。除了蔣介石之外，其餘四人都是有共產黨員身份的國民黨員，也就是“跨黨”人士。

蔣介石對這一結果不無憂慮。他費盡心力取得校長一職，雄心勃勃打算以此“登高望遠海，立馬定中原”，幹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不想才幾天功夫，自己在軍校黨部僅僅做了一名普通執委，從理論上講已無任何特權，黃埔軍校的將來就不好掌控了。

隨後，軍校要成立各區隊的黨小組和學生隊分部，並選舉幹部。蔣介石決定在這裡投石問路。

他很快以校長、軍校特別黨部執委兼監察委員的名義，不經選舉便直接下文指定各黨小組長，還規定黨小組長每週直接向校長書面報告黨內活動及工作情況。

檔案下發後，剛剛入校的第一期學生、中共黨員宣俠父便敏銳地看出其中不諧的端倪，提出了抗議。

宣俠父是浙江諸暨人，算是蔣介石的小老鄉。他曾公費進入日本北海道帝國大學求學，1923年在杭州加入中共組織，不久受中共派遣考入黃埔軍校。

宣俠父是帝國大學的高材生，詩文均佳，善於辭令，因此非一般走投無路，報考黃埔僅僅以求飯碗得一溫飽的青年可比。他遇事看人，從不人云亦云，很有一番獨到的見解。

黃埔軍校的開學典禮上，蔣介石以校長身份給學生訓話完畢後，多數人高山仰止，一臉欽敬。宣俠父卻對身邊的同學說：“蔣介石像個新軍閥。”

這話不幾天就傳到了蔣介石耳朵裡，他找來宣俠父，一面以校長之尊予以居高臨下的詰責，一面又親熱地套浙江老鄉近乎，打算予以拉攏，收歸己用。

宣俠父見過大世面，不卑不亢地解釋說：“一切不問，要求下級絕對服從，就是變相的軍閥。”

他的解釋有合理的一面，可謂“冠冕堂皇”，令蔣介石也無言以對。蔣介石又是新官上任，羽翼未豐，不好與學生輩過於計較，只得說“下不為例”，不了了之。

蔣介石指定各黨小組長，宣俠父也是其中之一，再次表達了他的拉攏之意，宣俠父卻毫不領情。他給特別黨部寫了一份報告，毫不客氣地把矛頭直指蔣介石，說“由校長指定黨小組的小組長，不符合黨的組織法”；“黨部各級組織幹部應民主選舉，並進行監督”。

宣俠父認為，蔣介石此舉，是企圖以軍權代替黨權，違背了孫中山“以黨治軍”的原則，把黨的基層組織變相地化作手中的工具，成為強權下監督同志的特務機構。

他最後要求，軍校特別黨部應組織基層分部的選舉，並監督進行。

如果照宣俠父的思路走下去，黃埔軍校也就永遠成不了蔣介石個人的“一畝三分地”，國民黨與中國的歷史也將改寫，後來汪精衛的國民黨最高領導人地位也無人可以動搖。

這對國民黨有利卻限制了蔣介石個人的權力，蔣介石自然不能容忍。他看了報告後，恨不能立即開除宣俠父。但考慮如果處理不當會影響大局，他便以老鄉和校長的雙重身份，再次召見宣俠父。

一個是準備建設“自留地”的校長，一個是見多識廣，談鋒甚健的大才，兩人很快話不投機。

蔣介石問宣俠父，是否為個人意見。宣俠父說，是“報告是我執筆，但這是大家的想法”。

蔣介石認為宣俠父也是指定的黨小組長，不該提意見，說：“你不是也在其中嗎？”

宣俠父則說：“對被指定的人選，我沒有意見，但產生的方法違背了黨的民主制度精神。”他還堅持認為：“暗中彙報是把黨的基層組織變相地化作了私人手裡的工具，成為強權下監視同志的特務機構。”

宣俠父“油鹽”不進，談話陷入僵局後，蔣介石十分惱火，命令宣俠父3天之內寫出悔過書，否則將開除出校。隨後，他將宣俠父關進了禁閉室。

這幾天裡，由總教官何應欽領銜的上尉以上的教職員，一齊請求蔣介石從輕處理宣俠父，免予開除學籍。軍校黨代表廖仲愷也趕來勸宣俠父委曲求全，寫一份悔過書。

但蔣介石與宣俠父雙方都寸步不讓，宣俠父對廖仲愷說：“個人事業前途事小，建立民主革命風氣，防止獨斷專行的獨裁作風事大。”

宣俠父

他到北京後找到中共領導人之一的李大釗，隨後以國民黨員的公開身份，被派遣到馮玉祥的國民軍聯軍任宣傳處長，深受馮玉祥器重，後來擔任國民革命軍第2集團軍前敵總指揮部政治部主任，中將軍銜。

但蔣介石一直記恨這位最早挑戰自己的權威，差點壞了自己“好事”的學生。

1938年7月，宣俠父被調到西安協助周恩來工作後，在國民革命軍第18集團軍（即八路軍）的高階參謀任上，遭到蔣介石派遣的軍統特務綁架殺害，屍體掩藏於西安郊外的枯井中，年僅39歲。

1945年，延安召開的中共“七大”，為宣俠父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以紀念這位才華橫溢、“牛氣”逼人的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