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屢仆屢起的武裝起義

同盟會成立後，革命派在與保皇派論戰的同時，又派遣會員分赴國內各地，進行革命宣傳和組織活動，積極聯絡會黨和新軍，先後發動了一系列反清武裝起義。

分佈在各地的革命團體

萍瀏醴起義是由同盟會領導的第一次大規模的會黨起義。在湖南、江西兩省交界的萍鄉、瀏陽、醴陵地區，會黨人數眾多，與華興會也有著密切的聯絡。1906年夏，同盟會會員劉道一、蔡紹南受黃興指示，從日本返回湖南，並邀集蔣翊武、龔春臺、劉重等數十人在長沙水陸洲船上聚會，計劃利用萍鄉、瀏陽、醴陵一帶的會黨勢力，密謀反清起義。隨後，蔡紹南、魏宗銓等人聯絡各派會黨首領，宣傳革命思想，為武裝起義做準備。受此影響，加之洪澇災害和官府盤剝，龔春臺等會黨首領創立洪江會，在麻石設立總機關，並決定在農曆十二月底舉行反清起義。由於事機洩露，一些會黨成員遭到清軍的搜捕殺害，形勢十分危急。12月3日，會黨首領廖叔保在麻石召集會眾兩千餘人，首先豎旗舉事。4日，萍瀏醴起義正式爆發。此後幾天內，起義軍陸續佔領瀏陽南街市、西鄉、潭塘、萍鄉高家臺、上慄市等地，安源煤礦礦工、貧苦農民及部分防營兵勇也積極響應，使起義隊伍迅速擴充至三萬餘人。起義軍佔領上慄市後，定名為中華國民軍南軍革命先鋒隊，由會黨首領龔春臺任都督，蔡紹南、魏宗栓任左、右衛統領。同時，又釋出《中華國民軍起義檄文》，宣佈以推翻清政府、廢除專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國為起義宗旨。清政府對此大為震驚，先後從湖北、湖南、江西、江蘇四省調遣清軍四萬餘人，圍剿起義軍。經過一個多月的奮戰，起義最終失敗。

萍瀏醴起義

萍瀏醴起義失敗後，大批革命黨人被捕遇害，長江中下游地區的革命活動遭受嚴重挫折。鑑於此，孫中山、黃興等同盟會領導人為便於從海外接濟餉械，轉而計劃在華南沿海和沿邊地區發動起義，先攻佔兩廣為根據地，然後揮師北上，與長江中下游的革命黨人會合，直搗北京，推翻清政府。1907年5月至1908年4月間，在上述戰略思想的指導下，同盟會在華南沿海和沿邊地區相繼發動了六次武裝起義，即1907年5月廣東潮州黃岡起義，6月廣東惠州七女湖起義，9月廣東欽州防城起義，12月廣西鎮南關起義，1908年3月廣東欽州馬篤山起義，4月雲南河口起義。這些起義基本依靠會黨成員，在舉事過程中難以克服紀律渙散、組織鬆懈的弱點，且活動區域限於邊遠地區，因而相繼宣告失敗，影響範圍十分有限。

七女湖起義遺址--汝湖上廟舊貌

經歷了1907年至1908年多次起義的失敗，孫中山等同盟會領導人意識到會黨的不可靠性，逐漸將策反重心轉移到較為集中的、組織性較強的新軍官兵。1909年秋，黃興等人在香港設立領導機關，準備在廣州發動反清起義，並派遣姚雨平、趙聲、倪映典、朱執信等人在廣州新軍中組建革命組織，開展輿論宣傳。這一舉措取得了顯著成效，至1909年年底廣州新軍已有三千多人加人同盟會，約佔其總數的一半。自此，由於各項工作基本準備就緒，同盟會遂決定於1910年2月24日（元宵節）發動起義。2月9日，廣州城內發生軍警衝突後，官府開始加強戒備，下令收繳新軍士兵的槍支彈藥。面臨形勢驟變，革命黨人不得不改變原定計劃，提前行動。

2月12日，倪映典等率領新軍三千餘人，在廣州城郊起義。13日晨，起義軍向廣州城發動進攻，途中遭遇清軍的阻擊，倪映典中彈犧牲。起義軍因子彈缺乏而無力繼續作戰，潰退至白雲山、東圃一帶，傷亡一百餘人。廣州新軍起義宣告失敗。

廣州新軍起義概述圖

同一時期，宋教仁等革命黨人及光復會、嶽王會等革命組織也在四川、東北、安徽、浙江等地發動了一系列的武裝起義，其中影響較大的是光復會1907年領導的皖浙兩省起義。光復會策動反清起義首先從聯絡會黨入手。自1905年起，江浙皖光復會的主要領導人徐錫麟一面透過紹興大通師範學堂，招收各地會黨頭目人學練習兵操，一面利用安徽武備學堂副總辦、巡警學堂監督等職務之便，暗中從事革命活動。1907年年初，秋瑾從日本返回紹興，主持大通師範學堂校務。她以此為掩護，聯絡和訓練會黨骨幹，編組光復軍，並與徐錫麟約定於7月19日在安徽、浙江兩省同時發動起義。6月間，紹興會黨過早地暴露了形跡，地方當局已有所察覺，四處緝拿革命黨人。徐錫麟恐日久生變，於7月6日趁武備學堂畢業典禮之機，刺殺安徽巡撫恩銘，並率領學生佔領軍械局，提前發動起義。起義軍隨即遭到清軍的包圍，終因寡不敵眾而失敗，徐錫麟被捕遇害。安慶起義的失敗牽連到浙江大通師範學堂，秋瑾於7月14日被捕，次日英勇就義。至此，光復會發動的皖浙起義完全失敗。

1906年至1910年間，由於過分依賴鬆散、無序的會黨組織，且缺乏統一領導和指揮，互不相統，各自為政，加之人力、物力、財力的不足，革命黨人發動的十餘次反清武裝起義均以失敗而告終。但是，這些起義表現了革命黨人可歌可泣的英勇獻身精神，傳播了民主革命思想，鼓舞了反清革命的鬥志，尤其在華南、西南等地區造成了較大的社餘影響，進而推動了革命形勢的持續發展。

二、遍及全國的群眾運動

在民主革命運動日益高漲的同時，人民群眾自發的反抗活動也此起彼伏，遍及全國各地。這一時期，群眾反抗活動的形式主要包括抗捐抗稅、搶米、反洋教、罷工及以抵制洋貨、收回礦權為代表的反帝愛國運動等。

辛丑條約

《辛丑條約》訂立後，由於清政府攤派鉅額賠款和籌措新政經費，加之財稅體制混亂，人民負擔急劇加重，因而在全國範圍內爆發了一系列的抗捐抗稅運動。1901年，山西高平縣衙因償付賠款而增收“紳富捐”，並將此攤派至各鄉民眾，頓時怨聲四起。11月，牛文炳聚眾一千餘人，衝入縣衙，強迫知縣掛出免捐牌示，並救出獄中被拘押的義和團首領賈黑漢等六人。反抗民眾隨即遭到清軍鎮壓，牛文炳等遇害。1902年3月，為反對攤派賠款，景廷賓率眾在直隸廣宗縣發動抗爭。群眾舉起“官逼民反、掃清滅洋”的旗幟，抗拒賠款和洋差，進攻縣城，搗毀教堂。附近州縣紛起響應，抗爭隊伍迅速發展至三萬餘人，影響波及河南、山東等地。7月，在清軍的圍剿下，抗爭失敗，景廷賓被俘遇害。此後，全國範圍內掀起了連綿不斷的抗捐抗稅運動。據不完全統計，1902年至1910年間廣西、河南、四川、湖南、山西、貴州、廣東、直隸、浙江、江蘇奉天、新疆等省爆發的抗捐抗稅事件多達九十餘起，其中影響較大的有四川巴縣的會黨起事、山西永濟縣的抗柿酒稅運動、四川鍵為縣觀音店的抗捐抗稅運動、陝西扶風和渭南等縣府的抗捐運動、浙江烏程和歸安縣抗徵漕糧的運動、山東菜陽縣的抗捐抗稅運動。

人民群眾抗捐抗稅

由於捐稅繁重、連年災荒及官府紳商的巧取豪奪，致使城鄉人民生活水平急劇下降，“細民無以餬口，思亂者十室而九”。於是，在廣泛的抗捐抗稅運動的基礎上，全國又出現了饑民搶米、搶糧船、搶麵粉廠、搶食品店、吃大戶(又稱吃排飯，即向富戶索取銀錢米糧）、搗毀米店、開倉平糴、取消米捐、阻止米穀出境等形式的搶米風潮。據統計，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浙江、江蘇、廣東、江西、四川、直隸、安徽、河南、山東、湖北、湖南、奉天、熱河等省發生的搶米事件，總數多達一百五十餘次，其中在江浙一帶尤為頻繁，規模也最大。1906年至1907年，江蘇、浙江兩省受災嚴重，地主、富商乘機囤積居奇，哄抬米價，災民忍無可忍，掀起了一系列的搶米風潮。江蘇靖江、揚州、山陽、泰州、鎮江、清江、蘇州等地先後聚集農民和城鎮市民數千人，紛紛攔搶米船，搗毀米行、錢莊、當鋪、衙署等；徐州府所屬豐、沛、碭山等縣農民群起抗租，遭到地方官吏的壓制干涉，最終釀成暴動。同時，浙江省杭州、仙居、泗安等地民眾也集體搶奪紳商米糧，抗阻米穀出境。庚子事變後，為反抗教會、傳教士及教民的欺壓，廣大民眾又高舉“掃清滅洋”“順清滅洋”“保清滅洋”等旗幟，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反洋教抗爭的新高潮。作為義和團運動的餘波，這一時期的抗爭形式多是以暴力手段阻止平民人教，搗毀教堂。據統計，1901年至1910年間，江西、安徽、福建、浙江、河南、四川、湖南、廣東、廣西、雲南、青海、陝西等省出現的反洋教抗爭多達七十餘起，其中以江西南昌教案最為突出。1906年2月22 日，法國天主教南昌主教王安之(Jean Marie Lacruche)宴請南昌知縣江召棠，強行要求推翻新昌棠浦舊案，以擴大傳教特權。

發動農民群眾抗捐抗稅

江召棠拒不應允，被王安之以餐刀、利剪刺死。訊息傳出後，全城鼎沸、工人、學生、商人紛紛罷工、罷課、罷市，城內痛哭弔祭者達數萬人。25日，各界人士在百花洲沈公祠召開特別大會。會上，群情激憤，搗毀沈公祠，火燒教堂，殺死王安之和英法傳教十及其家屬八人。教案發生後，英法軍艦駛入鄱陽湖，以武力相逼，清政府無奈以罷黜地方官、斬殺六名平民的方式結案，並賠償教堂白銀二十五萬兩。

新昌棠浦舊案

江西新昌(今江西宜豐）縣內，信奉天主教者數量較多，其中不少是地痞、流氓，倚仗教會勢力，稱霸鄉里，欺侮民眾。棠浦鎮有一名叫羅檢的教民，經常引領傳教士出入鄉里，欺壓良善，還夥同其他教民強姦蒙館老師的女兒，並在教會的庇護下，誣告蒙館老師“煽眾仇教”，將其關入大牢。鄉民對此憤怒不平。1904年6月21日（光緒三十年五月初八），羅檢帶領教友捧天主教牌匾過棠浦石橋時，因一位鄉民避之不及，碰歪了牌匾，便將其毆傷，隨後揚長而去。鄉民龔棟得知此事後，集合幾十個精壯青年，在途中攔截羅檢，將其打死並投入棠浦河中，接著又燒燬幾處不良教民的房屋。法國傳教士王安之隨即上告官衙，知縣楊國璋派人將龔棟騙進煙館灌醉，逮捕入獄。以龔耀庭為首的龔姓人不服，聚集棠浦各村數幹鄉民，以“官逼民反”的旗號在山上紮寨。知府及新昌知縣出面調解，遭到拒絕，雙方几至兵我相見。後在鄉民的請求下，素來秉公辦案的南昌知縣江召棠進行斡旋，勸說龔姓人撤除營寨，遣散山上民眾，並判龔耀庭等三人三年監禁，以此結案。

與此同時，工人為增加工資、縮短工時、索取拖欠工資、反對剋扣工資和虐待等要求，在上海、成都、蘇州、杭州、福州、漢口、蕪湖等地發動了多次自發的、分散的罷工。據不完全統計，1901年至武昌起義前，全國發生的規模較大的罷工事件達四十六次，其中較為著名的事件如1902年3月上海城內染坊工人罷工，同年5月上海耶松船廠木工罷工，1903年4月杭州箔業工人罷工，1904年3月上海勤昌絲廠女工罷工，同年5月浙江鄞縣石工罷工，1905年4月上海華新紗廠工人罷工，同年5月萍鄉安源煤礦工人罷工，1911年8月上海閘北協和、晉昌、長綸、錦華四家絲廠女工罷工等。同一時期，全國各地又出現了反帝愛國運動的熱潮，其中以抵制洋貨、收回礦權的抗爭最為突出。抵制洋貨首先從抵制美貨開始。鴉片戰爭後數十年間，美國為開發西部地區，從中國拐騙華工十餘萬人，充當開採礦山、修築鐵路的廉價勞動力。19世紀後期，美國國內掀起排華運動，虐待或迫害華僑、華工，並於1894年迫使清政府簽訂《中美會訂限禁來美華工保護寓美華人條約》，對赴美華工做了種種苛刻的限制。1904年，條約期滿，海外華僑和國內群眾紛紛要求廢除舊約，另訂新約，但遭到美國的無理拒絕，進而激起了人們的極大憤慨。1905年5月10日，為抗議美國虐待華工、迫害華僑、拒不修約，上海商務總會召開特別會議，指出美國若在兩個月內不允諾修改條約，則華人“當合全國誓不運銷美貨以為抵制”，並電請外務部、商部拒籤續約，致電漢口、天津等二十一處商務局，要求一致抵制美貨。隨後，在廣州、福州、長沙、南京、天津、武昌等各大城市，工商業者、學生、教員、工人、農民、婦女、海外華僑等社會各界人士紛起響應，成立拒約會、爭約處、拒約公所、抵制美約社等團體，集會演說，將抵制美貨運動推向高潮。自8月下旬起，在美國和清政府的壓制下，資本家、商人、手工業者等陸續退出，抗爭直至1906年才漸次平息。繼此之後，1907年至1908年間，江蘇、浙江、山東、廣東、廣西等省又出現了抵制英貨、德貨、日貨運動。在抵制洋貨運動的前後，黑龍江、山西、山東、遼寧、四川、安徽、湖北、雲南等省也開展了收回礦權的抗爭，並取得一定成效，先後收回了山西福公司煤礦、奉天錦西暖池塘煤礦、山東華德礦務貿易公司礦場、四川江北廳煤礦、雲南七府隆興公司錫礦、山東礦務公司礦場等。遍及全國的群眾反抗活動雖然和孫中山等革命黨人在組織上沒有直接的聯絡，但客觀上直接配合了他們的反清革命，推動了全國革命高潮的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