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外派當船長時在聖多明各港

話說外派“嘉哈拉”輪，在印度人小雞肚腸般嘀嘀咕咕，在船東面前打小報告。在去往天津新港途中，船東被印度人作的渾天糊塗，一氣之下，一紙電報把我們炒了魷魚。

船舶被印度人重新把持，我們離船後本來沒有故事了。當我在家公休期間聽到了“嘉哈拉”輪在太平洋高緯度洋區遭遇了冷性強烈低氣壓，風力超過蒲氏10級以上驚濤駭浪，最終印度大副配載的貨物綁紮移動，失去穩性，緊急呼救無效，導致全船覆沒，無人生還。

我除了慶幸逃脫了災難外，還為印度同行悲慘遭遇感到深深的悲哀。這件事在我整個航海生涯中一直成為引以為戒的教訓，也學會寬容對人的職業情操。

“海員做的任何事情都要首先敬畏海洋，與大風浪抗衡需要保證航海安全的技術，船舶管理需要和諧的人文環境，而不是在高度國際化海員之間互相爾虞我詐的爭鬥。”

公司外派部調配人員獲知船東遣返全體海員後，氣的鬍子上翹，透過代理給船長髮了一份電報：“天津新港完成交接班之後，全體海員就地遣散，船長和上海籍海員回上海述職。”

當年沒有便捷的通訊條件，我們無法及時通知家裡回家。我們與船東結清了外派補貼，與印度人完成交接班後，帶著沉重的行李和說不清道不明的心理負擔，揹負了“燒魷魚”的恥辱，離開了工作四個月的“嘉哈拉”輪。我們踩著水手們保養的無鏽斑、塗打成一塊塊似虎豹般漂亮、清潔甲板，沮喪地踏上了舷梯。印度人站在舷梯邊上得意洋洋看著我們下船。

當踏上祖國大地時，海員們沒有“踩地氣”的快樂了。我看著正在沒入地平線的夕陽，那股窩囊氣全部凝結在拳頭上，狠狠地砸在自己軟軟的行李包上，行李包癟下去後又鼓了起來。

沒有車接送我們，一行人在新港碼頭的道路上無精打采地向港口大門走去，在門口登上了公共汽車，載著我們向塘沽火車站開去。

大副走過來：“別生氣了，回家吧，看穿世態炎涼，我準備到嵩山少林寺裡呆上3個月，六根清淨，與世無爭，練練太極拳。我攢夠了養家餬口的錢後就削髮為僧了。”

我聽得頭皮都發麻了。在“嘉哈拉”同船期間，大副工作空閒後就在房間內，數著佛珠，對著一尊菩薩像頂禮膜拜。他捧著一本經書，獨自在房間內唸唸有詞。後來，我聽說大副當上了船長，是少有的非黨船長。再後來，他退休後真的出家了，他把自己在楊浦區大連路附近的海員新村房子賣了，然後回到家鄉的寺廟當主持了。

正好是1987年元月中旬，火車站人來人往都想趕回家過年了。“還買得到火車票嗎？”海員弟兄們被炒魷魚，心情本來就不好，站在塘沽火車站候車廳中更加煩躁不安了。

“拿來？！”大副對正在發呆的我說。“拿什麼來啊？”我看著大副伸過來的手。

“弟兄們，把海員證拿出來！ 我們集體到火車站售票處買火車票回家。”

“海員證能夠買得到火車票？”我疑惑地看著大副。

大副指著火車站的旅客購票須知：“看軍人、海員憑證件優先購買火車票！”弟兄們大家要知道，我們海員和軍人一樣享受優先乘火車、客船的待遇。

很快，大副收齊了海員證。他走到軍人、海員優先購票的視窗，把一沓海員證遞了進去。年輕女售票員向外看了一下大副，露出一副飲用水含氟超量，氟侵淫過的大黃牙，帶著天津特有的津腔：“同志，都是海員嗎？”大副回答：“這是我們的海員證。”

女售票員盯著大副那張飽經風霜的海員臉：“海員同志，你們辛苦了。下次到塘沽車站來，你就給我們售票處打個電話，我們給你們留好座位票。順便也不要忘了給我帶一把日本產的紅色防紫外線的三折傘，挺漂亮。”

大副馬上從行李包內抽出一支姑娘喜歡的口紅，給了女售票員。她看看四周，沒有人注意她與大副的交談，臉上含羞泛出了淺淺桃紅，用手點點視窗沿，示意放在上面。當她把一疊火車票遞出來時，順手把口紅擼進了她收錢的抽屜裡。

“海員同志，對不起，塘沽站是京滬線經停火車站，座位沒有了，你們湊合著上火車吧。祝你們愉快。”女售票員還是婉豔地露齒一笑回報大副的小禮品。

“謝天謝地，我們至少每人一張車票！”大家從大副手裡接過沒有座位的車票沒有一點抱怨。再過20多小時，我們就可以回家了。

火車站旅客羨慕地看著我手裡的火車票深刻聯想：“還是當海員好，在中國都會享受不錯的優惠待遇！好好地學習吧！”

一位旅客拍拍身邊的小孩：“長大了也去當海員吧，你就可以吃香的喝辣的，大包小包的，盡把外國的東西往家裡拿，還可以到外國去看風光。老子也可以跟著你沾光！”

我看著這位父親對孩子的一番教導，再看看自己的遭遇，心想：“唉，你們不知道吧，真正海員是要經受海洋的洗禮，常年海上生活，還得要有在大風大浪中勝似閒庭信步信心。”

月臺上的旅客張頭向遠方望去，只見通往地平線的兩根平行的軌道上，一輛從北京來的火車拉響了汽笛，喘著白色的大氣呼嘯而來，車沒有到，汽笛聲已經告訴旅客：“我來了！”。

火車剛剛停穩，旅客們爭先恐後地上車了。儘管很擠，當火車開動後，我把木質花瓶的行李包放在了地板上，我的花瓶中還藏有從偷渡者手裡繳獲的廚用小刀呢。然後，我一屁股坐在行李包上，享受了座位票般的待遇，沒人知道我是坐在“刀山”上。

說是特快京滬線，我們硬生生在人員擁擠，空氣汙濁的車廂內呆了20多小時，幾乎精疲力盡了。當上海北站建築進入視線後，我把疲憊忘了。

外派“嘉哈拉”上海海員們走出了車廂。上海，我們回來了！

與弟兄們一一打好招呼後，我一個人乘上23路回家去了。23路的終點站是新肇周路。我拖著行李包，沿著高雄路走到熟悉的江邊路上。

十幾年前，我與同伴隔三差五從楊思蔬菜公司裝了大約十個鐵籃，約1500斤的新鮮蔬菜。我們拉了勞動車擺渡到浦西江邊碼頭，送菜到鉅鹿路菜場，毛估估要拉車走14公里路，單程路上就要花費3小時。那年農村勞動的艱苦歲月，使我覺得當海員還是很省力的。

南碼頭輪渡站（網路照片）

每次我上了輪渡就告訴搭檔看好菜車，自己在人車中穿梭擠到了輪渡的駕駛室下面。

我好奇地觀看輪渡駕駛員拉響汽笛後，水手從駕駛室內走出來，在船舷邊上腳腳踩舷門開關，在噼氣聲中舷門關閉，再將首纜解掉。尾後的水手把尾纜也解掉，此刻駕駛員撥動氣動舵杆，將車鍾推到了最高，機艙轟鳴聲突起，尾後飄出了一股黑煙，渡輪徐徐駛出泊位。我好奇地看著駕駛員操控舵輪和車鍾，行駛在黃浦江中。

周家渡附近黃浦江面的繫泊浮筒上，掛著海運局的2萬噸級運煤船。對岸從江邊碼頭輪渡站一直延伸到魯班輪渡站江南造船廠的碼頭上，排滿了新造的遠洋巨輪。我觀望著這麼多的鐵殼子船，就想如果我有機會也能上遠洋巨輪該多好。

周家渡輪渡站（網路照片）

我記得輪渡站用捲揚機把我們從陡坡拉上來後，我走在江邊碼頭、高雄路、製造局路上了，然後拐進了彈硌路面的黃陂南路、永年路和順昌路，車輪吃力地滾動在高低不平路面上。我與搭檔吃力地弓腰拉車，昏暗的路燈下，緩緩移動的身影在路燈底下由矮漸長，隨後在另一盞路燈下又變短了。

黃陂路、興業路口到了。此處燈光輝煌，“中共一大”會址的石庫門房子輪廓在黑暗中特別清晰。我曾經到“一大”會址參觀過，這裡陽氣豐足，光芒萬丈。我眼睛盯在正面石庫門的硃紅色大門，我踩著黨指引的興業路走去，雖然腳下路面崎嶇不平，腳步輕鬆多了。我瞭解“一大”開到一半就轉移到了嘉興南湖上的紅船上，繼續召開劃時代的會議。上海的風景裡，處處有船。此刻，我就想世界這麼大，我得錨定遠洋船舶，一定尋找機會當遠洋船的水手，走世界看看。

當我把思緒收回來後，就在候船廳內四處張望。

找誰呢？只見在輪渡過江籌碼池邊上，一個熟悉的女人出現在我的眼前。她穿了紅色的上衣，也見到我了，像一團火一樣向我奔了過來。

我扔掉了行李包疾速迎了上去，張開手臂緊緊地把她擁抱在懷裡。我在輪渡站內與家子婆相遇了。偶遇？邂逅？No，都不是！原來，我與船上兄弟們在北站分手後，我找到了公共電話，滿懷到家與家子婆團聚的心情，撥通了在魯班路工廠上班的家子婆，很簡單一句話：“我回來了！等一會在江邊碼頭候船廳見。”

家子婆是我們生產隊在1982年春天，被政府徵地進入工廠的“農民工”。

擺渡船到了，我提起了行李包，家子婆在包上搭了一把力，我頓覺得輕鬆了。上了擺渡船，我仍然站在擺渡船的駕駛臺邊上，仰頭看著駕駛員篤悠悠的駕駛渡輪渡江。

這一次與當年拉蔬菜到市區，看擺渡輪駕駛員的感覺完全不一樣了，我也是船舶駕駛員了。我是像君子一樣動口不動手，指揮遠洋船舶航行的駕駛員，自傲感油然而生。我與家子婆相擁站在船頭，航行風把她的頭髮吹起了起來，我們觀看黃浦江上的穿梭來往大大小小的船隻，跟家子婆說：“再過幾年，我定要做遠洋船長，與海員弟兄一起到世界看更多的風景。”

我到家的興奮，終於驅散了這次外派的不快。雖然我們悽慘地被打上炒魷魚的烙印回家，但值得我慶幸，我能夠享受遠洋海員的第一快樂，能與家子婆、孩子和年邁的父母在一起了。可惜，本次外派沒有按慣例帶回家“暈浪食品”。行李包裡只有一隻帶回家的木質花瓶。

我和家子婆放好行李後，馬上到幼兒園把女兒帶回家了。女兒意外地看到爸爸回家，興奮地揮動小手，向我撲過來。

正在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電腦中“QQ音樂”APP中正在播放一首歌，這首歌正是我們遠洋海員孩子心裡真實爸爸的寫照：

公休了，帶著家子婆、女兒公園遊玩

昨夜我夢見爸爸的船，

它滿載一船星輝星輝斑斕，

從天之涯海之角啟航，

駛向更加遙遠的遠方。

今夜我遙望滿天星光，

依稀又看見爸爸和他的船，

那星空是浩瀚的海洋，

那月亮就是爸爸的船。

爸爸的船在海上揚帆遠航，

日復一日伴隨潮落潮漲，

爸爸說大海是他的故鄉，

他把青春獻給了海洋。

爸爸的船在海上乘風破浪，

年復一年駛不出我的夢鄉，

久違的爸爸你別來無恙，

我和媽媽盼你早日歸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