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爾岑離開俄羅斯之後，正趕上1848年歐洲革命。屠格涅夫曾說，赫爾岑“在刻畫他所遇到的人物的性格方面是沒有敵手的。” 第二部分，我們就來看看赫爾岑描摹的幾位革命家的肖像，以及赫爾岑的家庭悲劇。

1848年，法國、奧地利、義大利、德國都發生了革命運動。關於革命的反思，赫爾岑的主要著作是《彼岸書》，他說，革命者中有正直、勇敢、準備在槍彈下犧牲的人，但大部分是毫無見識的空頭革命家，他們一生談論的都是不多的幾個政治概念，很多人選擇在政治運動中投機。

有一位革命家很有詩意，他是義大利的革命者加里波第，他的流亡生涯是在大海上。他擔任船長，船員都是義大利流亡者，加里波第說，我還可以再搞幾條船，容納更多的流亡者，他們可以當水手，當工人，當廚師，如果留在歐洲大陸，流亡者只能過奴隸生活，去英國只能要飯，去美國更糟糕，那是一個忘記祖國的國家，大海是最適合流亡者的地方，在海上航行，在艱險生活中鍛鍊自己，與大自然搏鬥，與危險搏鬥。

另一位革命家是法國思想家蒲魯東，他被稱為“無政府主義之父”，否認一切國家和權威，認為它們維護剝削，扼殺自由。1849年6月，蒲魯東被捕入獄，被判處三年徒刑，但他可以在監獄裡會客、讀書、寫文章，甚至編輯一份報紙。法國政府規定，辦報紙必須繳納兩萬四千法郎的保證金，如果報紙違反了政府的規定，就要繳納罰款。赫爾岑為蒲魯東創辦的《人民之聲報》繳納了保證金，他說，我掏出錢來可不是覺得革命好玩，也不是出於對法國名流的崇拜，他希望自己能參與《人民之聲報》的編輯和撰稿，但很快，赫爾岑被巴黎驅逐，他落腳在尼斯，而後加入瑞士國籍。

俄羅斯學者德·斯·米爾斯基寫過一本《俄國文學史》，其中提到了《往事與隨想》，說這部回憶錄中最出色的章節，是赫爾岑描寫妻子納塔莉亞和德國詩人黑爾韋格羅曼史的那部分。赫爾岑在寫這段家庭悲劇的時候，更加深刻地進入了人物的內心。這段家庭悲劇的開始，是赫爾岑發現自己戴上了綠帽子，他說，我發覺黑爾韋格對納塔利婭的友誼已超過了一般程度，我只得保持沉默，但我為此擔憂，我預見到這將使我們迅速走上一條災難的道路，我們的生活出現了危機。

1848年3月，黑爾韋格在巴黎組織了一支由德國和法國工人組成的武裝隊伍，進入巴黎地區發動起義，要成立德意志共和國，但起義遭到鎮壓。流亡的黑爾韋格，很多時候都是靠赫爾岑的接濟過日子，在赫爾岑看來，這個詩人不斷乞求別人理解，乞求溫存體貼，總是哭泣，這會激起女人的同情心。納塔莉亞說，你不瞭解那種渴望得到母親、朋友、姐妹的體貼關懷的心情，你不懂黑爾韋格的痛苦，他是個大孩子，你是個成年人，我們要給他溫暖和同情。

其實，過著流亡生活的納塔莉亞也有自己的苦悶，她在給赫爾岑的一封信中說，有時我看到孩子們會變得很害怕，我們太大膽，太魯莽了，強迫這些新生命來到世上，可我們卻沒有什麼東西能讓他們的生活變得更幸福，我覺得這簡直是犯罪。她還說，有時我也但願能像耗子那樣東奔西跑，對這種忙碌發生興趣，免得太閒，免得在這紛擾的世界上顯得太閒，可我總覺得自己和環境不能協調。

赫爾岑和納塔莉亞之間的關係，被外來者黑爾韋格鬧得非常緊張，此時，赫爾岑家中又發生了一場悲劇，赫爾岑的媽媽帶著孫子科利亞出去玩，遭遇了海難。赫爾岑去往海難發生地，找不到母親和兒子的遺體，也找不到一點遺物。赫爾岑的這個兒子天生耳聾，所以爸爸媽媽對他有格外的憐惜。納塔莉亞受到這個打擊之後，會跟赫爾岑說，“科利亞，我忘不了科利亞，可憐的科利亞，他一定多麼害怕，他一定多麼冷，那麼多的魚，還有大螯蝦！”

這場悲劇之後，黑爾韋格寫信來說，命運在你我之間做出了判決，它在大海中淹死了你的後代和你的家人。我們可以用決鬥來解決問題。赫爾岑說，這封信是自己出生以來受到的最大侮辱。沒多久，妻子納塔莉亞也去世了，赫爾岑獨自前往英國。

赫爾岑在《往事與隨想》中說，有一段時期，我嚴厲、猛烈地申斥那個破壞我的生活的人，也有一些時候，我真希望殺死這個人。從那時起七年過去了，我逐漸失去了復仇的慾望，我經過長期的不斷地分析，頭腦冷靜了，不再感情用事。這七年中，我明白了自己的和許多人的限度，我放下了刀，拿起了解剖刀，我不再詛咒和辱罵，我要從心理病理學的觀點來敘述我的故事。赫爾岑的這段故事也說明了，公眾生活的確會受到政治環境的危害，但有時候，我們私人生活中的危害，並不是來自專制的君主，而是來自一個闖入我們生活中的革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