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崇禎帝興高采烈登上皇帝寶座的時候，他不可能想到，從人類與環境的關係這個角度來看，他所接手統治的帝國也正處在一個最危險的時期。

明帝國經過200多年的生息發展，人口已經從建國時期的6000萬左右增長到差不多2億。這個數字從萬曆後期一直維持到天啟末年，基本上沒有大的變化。也就是說，在崇禎帝開始他的統治的時候，帝國的人口發展曲線正好處於巔峰狀態的一個平臺的邊緣。（此後由於天災人禍，人口開始逐年下降）

這個有史以來最巨大的人口數量（幾乎相當於當時世界人口總數的1/3）需要同樣數量巨大的物質資源來維持生命，最基本的需求就是糧食。但也正是在這個時期，自然條件的變化卻恰恰十分不利於農業生產。

我國的氣候從14世紀起逐漸由暖變寒，到17世紀剛好發展到頂點。當時江南一帶農作物的生長期比現在要短10天，北京附近則要短2周左右。這種嚴寒的氣候對於農業，特別是糧食的生產顯然造成了相當嚴重的危害。禍不單行，這個嚴寒的時期又正好趕上近500年來3次持續乾旱中年頭最長的一次，特別是黃河流域，出現了罕見的接連十幾年的大旱。

嚴寒苦旱造成農業急劇減產，眾多的人口卻需要大量的糧食來維持，尖銳的供需矛盾就造成了全國性的大饑饉。這種情況是從萬曆末年就開始了的，但最初社會尚能承受。而當歷年的積存逐漸告罄，人民的肚子越來越空，正好到崇禎初年的時候，全國性的饑荒已經成為一條兇猛的怪獸，一面狂虐地吞噬著大批人民的生命，一面也把崇禎時代的社會危機推向最險惡的境地。

由於當時社會生產力的限制，這種人口膨脹與農業萎縮相結合的危機也許根本就無法克服。但如果有一個廉潔而有效率的政府，能拿出一套比較可行的救災保民穩定社會的辦法，或許至少可以緩和或是延遲這種危機。

而崇禎時期的政府卻又正好是一個極其腐敗又毫無效率的政府，自最高統治者崇禎帝以下，直到各級官吏，既弄不清帝國正面臨著一種什麼樣的危機，更從來沒有通盤考慮過對付危機的對策。他們只知道頭疼醫頭、腳疼醫腳，最後是眼睜睜地看著帝國同他們一起滅亡。

全國性的大饑饉又以黃河流域最為嚴重，特別是陝西、河南兩省尤為慘烈。明代的一級行政區分為兩京（北京，直隸地區大體相當於今河北省和北京、天津兩市；南京，直隸地區大體相當於今江蘇、安徽兩省和上海市）、13省，13省中又以陝西地域最為廣大，大致相當於今天的陝西、甘肅、寧夏全部和青海、新疆的一部分，包括著明政權統治的整個西北地區。這裡土地貧瘠，民風強悍，在明代是個強兵勇將的搖籃，也是暴動作亂的淵藪。

西北地區自天啟中葉起就連年大旱，有些地方顆粒無收，到了崇禎初年，災情已經嚴重到了令人髮指的地步。行人司行人馬懋才曾經向皇帝陳奏過自己家鄉延安府安塞一帶的災情：“（崇禎元年）八九月間，鄉民爭相採集山間蓬草而食，其子粒類似糠皮，味道苦而澀，吃了僅可以勉強不死。至十月以後而蓬草食盡，則剝樹皮而食，各種樹中只有榆樹皮質地稍好，摻雜其他樹皮，也能稍稍延緩生命。迨年終而樹皮也吃盡了，只能挖掘山中的石塊而食，石頭性冷而味腥，吃一點就覺得飽，但數日以後則腹脹下墜而死。”“最可憐的，如安塞城西有一個糞坑，每天必有幾個棄嬰被扔在裡面，有的哭號呼其父母，有的吃那裡的糞土。到第二天，棄嬰全都死了，又有新的被拋棄。更可怪異的，年幼童稚及獨行者一出城外，就會全無蹤影。後來見到城門外有人用人骨作柴，煮人肉為食，才知道以前失蹤的人都被吃掉了。而吃人的人幾天以後也會面目赤腫，內發燥熱而死。於是，死屍橫陳，臭氣熏天。縣城外掘了幾個大坑，每坑可容納數百人，用來掩埋死者遺骸。臣來的時候已經裝滿三坑有餘，而離縣城稍遠沒有掩埋的又不知有多少。小縣如此，大縣可知；一處如此，他處可知。”

在如此悽慘的情況下，人民只有造反一條路可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