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天啟七年（1627）十月起，崇禎皇帝開始參加“日講”，由內閣和翰林學士為他朗讀和講解“四書”、“五經”和《通鑑》、《祖訓》等經史著作。

這是一個皇帝在理論上應該嚴格遵守的天天讀政治學習制度，除了節假日、大典禮和逢三、六、九的常朝儀式之外，每天都要進行。但自從100多年前的正德皇帝時起，天子們或是懶惰，或是貪玩，很少有能堅持參加日講的，有些皇帝根本就把這種制度廢除了。只有崇禎帝在位的17年，規規矩矩地參加了17年的日講，寒暑不輟。

日講之外還有春秋兩季每月3次的“經筵”，那是儀式性更強、規模更大的理論學習活動，崇禎帝同樣堅持不懈。他是要透過這些常年的學習，增進自己的修養，砥礪自己的情操，提高自己的統治水平，使自己真正成為一個唐堯、虞舜那樣的君主。

但盛世所需要的賢臣卻總也找不到。他發現，不論是靠天命選出來的新內閣班子還是按資歷德才循例推升的部院大臣，實際能力都非常不理想。在他看來，那些翰林出身號稱才學優長又有幾十年從政經驗的大學士們，那些自詡老謀深算精通政務的卿貳大臣們，竟然是一批極其平庸無能的糊塗蟲。

官僚昏庸已屬可恨，而且還普遍貪汙受賄，毫無廉潔可言，這更讓崇禎帝感到無法容忍。但造成貪賄成風這種情況的原因卻相當複雜，既有風氣方面的因素，也有制度方面的因素。

剛剛即位不久的崇禎帝卻不能理解這些深層次的原因。他只是按照皇帝自家的理論和儒家的道德規範來要求群臣，還多次向朝臣宣講“文臣不愛錢”的古訓。

崇禎元年（1628）七月，他的苦口婆心終於得到了一點反響，戶科給事中韓一良上疏專門討論“文臣不愛錢”的問題。他在疏中說：當今世上，哪裡不要用錢？哪個官又不愛錢？做官是花錢得來的，怎麼能不收回本息？如今說到害民，都歸咎於知府、知縣的不廉潔，但知府、知縣怎麼能廉潔呢！他們的俸薪有多少，上司要想方設法勒索，過往官紳要打抽豐，進京朝覲一次至少要花三四千兩，這些錢不能從天而降，他們哪裡能廉潔？州、縣官員進京朝覲，京城的御史、給事們號稱“開市”，臣兩月以來辭謝的贈金就有500兩。臣淡於交際，尚且如此，其他人可以推測。他認為，只有嚴懲少數罪大惡極的貪汙受賄者，讓諸臣把錢當成禍水，才可以倡匯出廉潔之風。

崇禎帝對韓一良所奏非常滿意，以為深得反貪倡廉的要領。他為這份奏疏專門召集了一次御前會議，命韓一良在大臣面前高聲朗讀本章。讀過之後，又讓閣臣們傳閱。他覺得這個韓一良很有點他所期望的良臣的味道，決定要破格提拔，當場就宣佈：“韓一良所奏，大破情面，忠鯁可嘉，應當破格擢用，可以加升為右僉都御史。”

吏部尚書王永光一面承旨，一面卻不陰不陽地提了一個建議：“韓一良所奏一定是有所指的，請皇上命他挑出最嚴重的事例奏明，以便重處，懲戒貪官。”這明明是在將韓一良一軍：皇帝說你能大破情面，現在倒要看看你怎麼個破法。

韓一良果然汗流浹背了。在朝中做官，除了深仇大恨故意要攻擊的，誰也不願意無事生非，為自己樹敵。他只好先支吾著應付說，現在國家不太平，不敢深言，至於納賄等事，疏中已經說了是得自風聞。

崇禎帝的臉色晴轉多雲，很不客氣地說：“難道一個人也不知道，就寫了這個奏本嗎？限五日奏明！”

韓一良回去以後絞盡腦汁，糾彈了周應秋、閻鳴泰等幾個已經被打倒的著名閹黨分子，拿著幾隻死老虎去交差。崇禎帝當然清楚他是在搪塞，再次召對，再一次讓他朗讀自己的大作。韓一良早就沒有了第一次朗讀時的神氣。在讀到拒收禮金500兩的時候，崇禎帝厲聲問：這500兩是誰送的？韓一良推說家裡有交際簿，但現在不記得了。崇禎帝反覆追問，韓一良只是一味糊塗。

最後，怒氣不息的崇禎帝面諭閣臣和韓一良本人說：“韓一良前後矛盾，顯然是心腸大變，都御史豈是輕易就做得的？本當捉拿審問，姑念他是言官，先饒過這遭。”韓一良帶著一身冷汗離開了宮廷，都御史雖然沒有做成，能逃脫困境還是值得慶幸。這以後，他再也不敢冒尖去當什麼破除情面、反貪倡廉的英雄了。

韓一良事件使崇禎帝對朝臣更加輕視，面對國難當頭的挑戰，他只好一個人勇敢地承擔起全部責任，實行最徹底的親政。在明代諸帝中，像他這樣朝乾夕惕，勤於政務的，實在是鳳毛麟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