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案”定立，算是崇禎朝對於前朝歷史所做的一個總結，也標誌著對魏忠賢專權進行清算的最後終結。由於魏忠賢集團幹了那麼多壞事，害了那麼多好人，一般官紳民眾對於這個“逆案”是拍手稱快的。

但在專制的政治體制下，怕就怕存在著一個事關重大又牽涉極廣的“案”。有“案”就會有堅持與翻案之爭，不論是明顯的還是潛在的，就會造成綿綿不斷的政治糾紛與政治動亂，還會給下一輪政治鬥爭中的野心家提供無限的契機。“逆案”的情況也不例外，在整個崇禎時期，總有一個“逆案”的陰影籠罩著政壇，而到崇禎亡國之後，南明的小朝廷還真把“逆案”翻過來了，只是翻過來也沒有什麼意義了。

明末遺民論及此事，說“這是何等大事，而草草上報批准，致使被處理者屢思翻案，持局者日費提防，糾纏不已。南京政權再建，‘逆案’翻而國家亡，宗社都成為廢墟”。還是很有道理的。可見，崇禎帝用搞運動的方式，整批地處理前朝政治遺留問題，實際給自己的政治格局中增添了新的無窮隱患，遠不如對於閹黨問題就事論事一件一件地慎重個案處理為好。

崇禎帝大刀闊斧地迅速辦完了“逆案”，大概是想趕快擺脫魏忠賢給這個國家留下的陰影，趕快開闢一番新的天地。但魏忠賢通過幾年的統治而給他留下來的那一份家底，卻是他無法擺脫的一份政治遺產。在崇禎元年（1628）三月的一天，京城附近的天空一片血紅，有些慣會大言的術士們傳說，這標誌著將有大旱，而且是戰爭的預兆。崇禎帝也聽到了這些說法，當時並不以為然。但在做了一年多天子，對於朝廷的一應政務基本上熟悉了之後，他回想起那個所謂“預兆”，又不能不憂心忡忡起來。

此時，他對於這個帝國所面臨的艱難局面已經多少有了一點了解。他也逐漸明白要想建立一番豐功偉業，讓國家擺脫困境，重新興旺起來，實在是極其困難的。在他面前，至少有四個巨大的難題。

一是邊患，滿族後金政權自萬曆年間崛起於東北，其軍事力量直逼山海關，正在給明帝國的邊防造成極大威脅。

二是民飢，魏忠賢集團的黑暗統治再加上連年的水旱災害使得全國各地相繼出現大饑饉，人民大量死亡，沒有死的或是大批流亡，或是揭竿而起，在崇禎元年（1628），已經有陝西白水、府谷、宜川、安塞等縣農民紛紛起義，陷城殺吏，事態正在不斷擴大。

三是財匱，防邊需要錢、平亂需要錢、賑災需要錢、龐大的政權機構和皇家開支更需要錢，但閹黨政府給崇禎帝留下來的財政基礎卻是挖空了的國家府庫和虧空赤字。

四是朋黨，自萬曆時期延續下來的黨爭不僅沒有消除，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勢，朋黨交鬨於朝不但常常耽誤國家大政，有時就連正常的政務都要受到影響，弄得人心惶惶。

四大難題，沒有一個是容易解決的。再加上官僚腐敗、法紀鬆弛、道德淪喪、世風不古，要開創一箇中興局面真是千難萬難。

但是他決心要努力奮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