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考古證史，其中一部分原因在於，史料容易被後人根據自身需要篡改，有時篡改一字就讓內涵謬以千里，因此想要儘可能地還原歷史真相，最直接的辦法就是考古，找到第一手資料。

作為商周之際的風雲人物，周文王不僅是周代商的關鍵人物，還是儒家眼裡的完美表率。但在周文王身上卻有一段歷史公案，即“文王受命稱王”之事，宋朝之後儒家學者極力否認文王稱王，唐朝之前學者認可文王稱王，為何出現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為何文王稱王讓後世儒家無法接受？

封神演義中的周文王愚忠形象

《封神演義》第二十九回“斬侯虎文王託孤”，周文王臨終託孤，字字感人至深，一個忠君愛民的周文王形象躍然紙上。

對姜子牙說：“倘吾死之後，縱君惡貫盈，切不可聽諸侯之唆，以臣伐君。丞相若違背孤言，冥中不好相見”，說罷淚流滿面，讓人讀之唏噓。

對兒子姬發：“縱天子不德，亦不得造次妄為，以成臣弒君之名。”

自我感慨說：“商雖無道，吾乃臣子，必當恪守其職，毋得僭越，遺譏後世。睦愛弟兄，憫恤萬民，吾死亦不為恨。”

按照這種說法，周文王一直恪守商朝忠臣本分，臨終之時不忘告誡兒子忠君愛民，哪怕紂王殘暴無道也要恪守其職，不準以臣伐君。

藝術源於生活、高於生活。按照藝術創作基本理論，《封神演義》對周文王形象的塑造，應該是以周文王忠於商朝、忠於紂王為基礎，然後在此基礎上適當誇張渲染。那麼，歷史上的周文王真有如此忠誠嗎？其實，《封神演義》作者既違背創造理論，又沒有違背，因為姬昌是否稱王有一場爭議，直到現代發現戰國竹簡上刻寫的五個字，才證實儒家曲解歷史，周文王果然是個大反賊。

周文王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胡適評價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周文王忠不忠於商朝的問題上，表現得淋漓盡致。

唐朝時期，學者劉知幾《史通·疑古》記載：“夫天無二日，地惟一人。有殷猶存而王號遽立,此即春秋楚及吳越僭號而陵天子也”。梁肅在《西伯受命稱王議》中，認為所謂周文王稱王之說是“反經非聖”。總得來說，唐朝儒家學者比較含蓄的質疑“文王稱王”。

宋朝時期，儒學極度繁盛，出了很多大儒，歐陽修在《泰誓論》中極力辯駁，認為文王受命稱王的看法為“妄說”。受到宋朝大儒影響，明清學者們開始認為“文王受命稱王”之說是假的：一可能是“司馬遷不達理道之舛”，司馬遷搞錯了，二可能是漢朝劉歆（支援王莽稱帝的漢朝宗室，劉向之子）篡改史記等史書，故意將“文王受命稱王”放進書中。

客觀地說，唐宋學者的質疑未必沒有一點道理，那麼司馬遷《史記》中是如何記載的呢？

《史記》記載：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諡為文王。司馬遷證實周文王晚年已經自稱為王，《詩經·大雅·文王》篇中也說姬昌晚年稱王。對於這一事實，漢唐文人基本都給予認可，並未提出什麼質疑。

其實，無論姬昌有無稱王這一歷史事實，透過歷史上的這一場爭議，可見白的可以被描成黑的，黑的也可以被洗白。

通常來說，歷史是越早越可能真實，越晚越可能被篡改，先秦與漢朝史書上的記載，應該可以說明姬昌稱王的事實了。但歐陽修等的質疑與駁斥也存在一定道理，那麼周武王到底有沒有稱王呢？而且，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裡，真相只有一個，肯定是有人搞錯了或說謊了，那麼是司馬遷搞錯了，還是歐陽修胡扯呢？

周原甲骨文再引爭議

大約公元前1150年左右，周文王祖父古公亶父遷都，從豳地遷至周原。大約百年後，周文王又遷都至遷豐（今長安縣灃西），但周原仍是周人政治活動的重要場所。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考古專家在周原地區出土了周初甲骨，其中一些甲骨中同時有“周方伯”和“王”的內容，於是“文王是否受命稱王”又再起爭議。

原因很簡單，對於其中“王”的解讀，部分學者認為是指商王，姬昌是“周方伯”，部分學者認為“王”就是指姬昌。由於周原甲骨文詞晦澀難懂，至今未能全部釋讀，加之周原甲骨文數量有限，所以一直沒能真正解決這個歷史懸疑。

戰國竹簡上的五個字一錘定音

2008年，清華校友在海外發現一批戰國楚簡，拍下之後贈送給了清華大學，一共約2500枚，這就是“清華簡”。竹簡上記錄的“經、史”類書，大多數前所未見，曾任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專家組組長的李學勤教授評價說，“這將極大地改變中國古史研究的面貌，價值難以估計”。

一，姬昌稱王是歷史事實

清華簡中的《保訓》，是周文王臨終前的遺訓，核心思想就是“中道”和“陰陽和諧”，對華夏文明影響至深。但《保訓》開篇第一句五個字，讓學者非常興奮，基本平息了文王是否受命稱王的歷史爭議。

《保訓》：“隹王五十年，不豫，王念日之多鬲，恐墜保訓。戊子自演水，己丑昧爽至□，病，述保訓，令史書之。”

結合先秦與秦漢史料，“隹王五十年”這五個字一錘定音，明確無誤的指出周文王身前已經稱王，是商紂王的反賊。

二，姬昌何時稱王存在爭議

根據《周本紀》記載，由於周人勢力越來越大，讓商朝憂心忡忡，崇侯虎詆譭姬昌，於是紂王將姬昌囚禁在羑里。經過一番賄賂營救，紂王將姬昌釋放，甚至還“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征伐”。姬昌出獄之後，暗中推行仁政，在“斷虞、芮之訟”這一年受命稱王，即周文王在位的第42年。

“隹王五十年”這五個字比較含糊，沒有指出姬昌何時稱王，但存在二種解釋。

1，姬昌晚年稱王，後人尊敬他而說“隹王五十年”。

2，最直白的一種解釋，即姬昌做了五十年的王。

如果姬昌繼位之初就已稱王，那麼商周關係就有必要重新審視。當然，從姬昌一直“事殷”來看，後一種可能性比較小。

三，姬昌在位50年還是51年

《史記》等正史記載“西伯蓋即位五十年”，或文王“享國五十年”，但《呂氏春秋·制樂》記載的卻是：“文王立國五十一年而終”。

從清華簡《保訓》這一句話中可知，周文王在位第五十年時身患重病，於是留下遺囑。由此推斷，周文王應該死於留下遺囑之後不久，即“即位五十年而終”之說更符合歷史。

宋朝之後，儒家門徒為何曲解姬昌稱王之事？原因很簡單，姬昌晚年稱王這一歷史讓儒家門徒不爽，周文王是儒家眼裡的完美表率，如果他亂命裂土稱王，豈非無君無父，背叛了正統商紂王，違背儒家忠君愛國的正統倫理理念，也無法塑造周文王“至德”的形象！

所謂“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大概就是這樣，“文王受命稱王”本來沒什麼爭議，但儒家倡導忠君，要樹立封建社會的正統倫理觀念，而文王是商臣卻“以臣反君”，與儒家思想嚴重相悖，於是儒家不惜曲解歷史，硬生生的將原本沒有爭議的歷史給逆轉了過來，搞出一段千年爭議，以至到明朝還出現《封神演義》中文王遺囑這等誇張情節。

參考資料：《史記》、清華簡《保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