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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六國,自稱為始皇帝的嬴政預想著將秦朝的皇位傳至二世三世以至萬世。可是誰也不曾想到輝煌壯闊的秦帝國僅僅在十數年之後,於公元前207年就土崩瓦解。

許多人把秦王朝的滅亡歸咎於秦的暴政,這也是一個不可否認的方面,但秦朝的滅亡絕不限於這一點原因,因此在此文中我提出幾點自己的見解關於秦兩世而亡的潛在危機。

在面對疆域翻了無數倍的秦帝國時,丞相王綰向皇帝進言“諸侯初破,燕 齊 荊地遠,不為置王,毋以填之。請立諸子,為上幸許”大臣們都認同這一觀點並都認為應該堅持分封制。只有李斯不贊成繼續分封,最終在始皇帝力排眾議之下同意了李斯“四海一統皆為郡”的主張。

在商鞅變法的時候就廢除了分封制的基本,然而在關乎整個秦帝國根本治理模式的時候分封制在一次被提出來並且被多數人贊成,就有其存在的道理。治大國如烹小鮮,秦朝是以法家思想為根本,缺少文化的薰陶教育沒有統一的思想基礎,也就沒有統一的統治階層為中央政府所驅使。

作為首個大一統中央王朝,為了維護統治在全國實行郡縣制,這原本是一個偉大的創舉,但過快的變革步伐也使得秦內部並不平靜,秦朝在缺乏歷史的借鑑大規模的使用郡縣制度,無論是在百姓的思想威望上還是在士大夫的思想上都不能取得最好的效果。六國的百姓還不適應秦國的法律和郡縣的統治方式。

秦版圖的擴大就是一場改革,這是從物質到精神方面多層次的變革需要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互相的妥協。相對於郡縣制,分封制更為建國初期六國百姓所認同:郡縣統治下皇帝管理全國政務在諸多方面進行管理總會有些許不足,倘若權臣當道皇帝昏庸郡縣之下更是民不聊生;在分封制下,每個王擁有面積較小的領地對於自己國內的發展一定會重用賢臣發展經濟,在國家的初期經濟發展百姓生活富裕這樣子會讓百姓對政府充滿信心,有了民心 社會穩定了才能圖謀發展。

始皇帝的的雄心不止滿足於統一天下,建國後的五次巡遊宣揚國威;南取百越之地北卻匈奴七百餘里;修直道、馳道、長城……始皇帝的野心是想要建立一個強大的王朝!然而一切的進度都進展的太快了,商鞅變法是改革秦國,統一六國是改革大秦帝國。商鞅在秦地變法十年後秦民悅之,始皇帝統一六國後 六國的經濟文化風俗都有差異。然而統一後的平等沒有出現,和平沒有出現,清明的政治沒有出現,有的只有勞役,兵役和斷手斷腳的秦律。

這樣六國人民自心底裡就抱怨秦朝的殘酷統治,這正是酷政的代價,也是法家的期望,百姓只是敢怒不敢言更不敢有所作為。然而百姓不是成群待宰的羔羊,而是可載舟可覆舟社稷根本。

在春秋戰國時期私學的發展以及諸侯國對人才的需求士階級崛起,在各國都興起了招賢養士之風。戰國四公子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孟嘗君就是其典範代表,他們上至貴族下至平民以天下為己任的處事方法在戰國時期具有濃墨重彩的一筆。然而到了秦帝國時代士族遊俠們卻不得不介於自己的身份隱匿於山林或流亡於市井。沛縣的王陵是如此,下邳張良是如此,下相縣的項梁也是如此……在戰國時期他們習文練武,可是秦軍步伐太快舊國腐敗落後,這些冉冉新星還未在戰場上有所建樹就已經亡了國。

始皇帝坑儒的影響是極為惡劣的!在司馬遷的記述中對坑儒有爭議不清楚秦始皇坑殺的是方士還是儒士,根據司馬遷的記史風格可以隱約窺探出可能在秦朝末年在民間有這兩種傳言。至於是儒士還是方士我們不曾得知,但是我們卻可以從民間對始皇帝“坑儒”的看法裡瞭解到秦始皇在人民眼中的形象、在讀書人眼中的形象。在封建社會,統治者要管理國家所依賴的是賢人。

然而在白色恐怖下讀書人都對政府避而遠之甚至心生謾罵,國家的管理又要落在依靠武力軍功所成長的軍官手裡……在秦帝國統治下給我們描繪了一副人民處在水深火熱之中、遊俠嘯聚山林、儒士隱居家中不問世事。

農民起義是一切的導火索!如果沒有陳涉,遊俠張良還在下邳借酒消愁;劉季還在芒碭山當流匪;項羽還在下相縣鬱郁不得志;儒士酈食其還在給人看著里門;人民還在盼著酷刑和苦役不要落到自己身上。陳涉在大澤鄉的起義給了六國的舊民樹立起了一個新的旗幟“天下苦秦久已”並在三老豪傑的建議下恢復六國也就是確立了舊六國的統一戰線。在該旗幟召喚下,苦役中的農民是軍隊的主力軍,遊俠是軍隊的領導者,儒士是新政權的輔導者。浩浩蕩蕩的起義軍將千瘡百孔的秦帝國推向了滅亡的邊緣。

即便是如此泱泱大國也不至於瞬間土崩,秦始皇雖然是個暴君但是還不是昏君甚至可以說是一個勤政之君——“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國家的管理機器在秦始皇的操控下雖然有小問題不至於有大故障。

然而從秦始皇去世秦帝國就迅速開始瓦解,從沙丘之盟到子嬰投降、從大澤鄉起義到劉邦入咸陽,短短三年秦帝國輝煌不在。沒有一個英明的統治者和賢明的擁護者的秦帝國終於在浩浩蕩蕩的農民起義中走向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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