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和首先宣佈自治的湖南、四川不同，湖北的自治倡議不是由主政方自上而下發起的，並沒有受到軍隊的支援，無力驅逐督軍，只能藉助外力。湖北旅京同鄉會和省議會的代表在府院之間奔走了近一年，所提要求均被拒絕。他們“於是不惜破壞，出其最後手段，乞援於鄰省”，希望藉助兩省武力干涉，實現對王佔元的驅逐。

1921年6月到7月，湖北重要人物蔣作賓、孔庚、李書城相繼來到長沙運動湖南興師援鄂，被稱之為“奏秦廷之哭”。收到湖北來人援助訊號的時任湘督趙恆惕馬上意識到湖北的這次求救訊號也許是解決本省軍政內爭的突破口。

自從倒譚之後，趙恆惕被任命為湘軍總司令。湘軍擴編導致兵餉嚴重超支，而且擴編後，譚派在湘軍的勢力並沒有減弱，反而支援趙恆惕的省長林支宇在1921年3月的“倒林行動”之後被譚派將領張輝瓚趕出了長沙。在省內鬥爭相持不下的情況下，趙恆惕的解決方法只有向外發展，爭取獲得更多的兵餉以支撐更多的兵力。此次，湖北代表帶來了“湖北以後協助湘軍兩個師的軍費”的提議，讓趙恆惕很心動。如果成功，足以改變湖南內部各勢力的實力對比。1912年6月23日，熊克武的到來更加強了他的信心。兩人密商，決定各出五混成旅援鄂。

雖然決定援鄂，但湖南的趙恆惕擔心自己的行動會為同為直系的曹錕和駐紮在洛陽的吳佩孚所反對，所以在誓師之前特意“派人徵求吳佩孚意見，吳氏雖未有明確表示，但對於驅王意思頗為活動”。因此，7月26日，他大著膽子在總司令部舉行援鄂誓師典禮，正式派兵入鄂。

可惜，他猜到了開頭，卻沒猜到結果。直系並不反對他“倒王”，但他們有著更大的算盤。

馮國璋死後，直系形成了兩大獨立的系統。一個是曹錕和吳佩孚在北京的系統，另一個就是馮國璋一直倚重的長江三督之一的王佔元。兩個系統互不統屬，對直系的統一行動帶來了極大的麻煩。吳佩孚一直想進入湖北取王而代之，只是“不好意思”而已。另外，自治倡議與直系一直秉承的“統一”相悖，給首倡的湖南予以打擊就成了當務之急。這次“援鄂”就成了“一箭雙鵰”的最好機會。

對於雙方的請求，吳佩孚一方面表示“至王佔元之地位，議決不更動。就法律論，王佔元應當罷免；就事實論，尚欠到罷免時機”，一方面在戰事開啟後，王佔元要求政府“全力援鄂”時，他指示屬下援鄂總司令的靳雲鶚避戰。

北洋援鄂軍的消極讓王佔元部節節敗退，最終在8月10日，王佔元通電離鄂。吳佩孚旋即被任命為“兩湖巡閱使”，開始了對援鄂湘軍大規模反攻。戰局開始逆轉。9月1日，趙恆惕抵嶽州英艦與吳佩孚和談，達成停戰協議。不久，川軍同樣被迫退兵。

此次“援鄂之戰”最終所有的利益幾乎全歸直系。直系不僅統一了內部，壯大了力量，還同時打擊了地方軍閥“聯省自治”行動，增加了統一全國的可能。戰後，湖南趙恆惕雖然實行中國唯一一部省憲，但需要負擔北洋軍三萬軍隊的軍餉，實際已經被直系控制，而作為自治第二省的四川則很快陷入紛爭。西南軍閥和北洋軍再度入川，控制了四川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