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公建國，獨立建幟，是曹操擺脫漢帝對他僅有的名義上的羈縻、帶有本質性的行動。走完這一步，問鼎的條件自然也就逐步具備了。當然，最終達到這一步是有一個過程的。
曹操自從擊敗袁紹，自領冀州牧，讓還了充州牧以後，便以冀州作為自己的根據地盡力經營。根據史籍看來，曹操除征伐在外，常居地亦由許昌遷到鄴城；僅以諸多心腹把持要衝，留守許昌。因而鄴城逐步取代許昌而成了北方的政治中心。
建安九年(公元204年)九月，曹操自領冀州牧後，試圖擴大冀州的地盤。當時，有拍馬屁的人建議曹操復置古之九州，以廣其地。如果按照《書·禹貢》所說九州之冀州，轄地相當於今山西全境、陝西一部、河北絕大部、山東西北部，不僅包括漢代十三州刺史部之冀州，而且包括幷州、幽州及司隸校尉部等。其理由是“冀部所統既廣，則天下易服”。曹操被說得心動了，想照辦。
幸而荀彧深謀遠慮，給急於求大成的曹操潑了一瓢冷水，使其清醒了許多。因此，操即報荀彧書說：“微足下之相難，所失多矣!”於是遂把復古九州的事擱置下來。當然，自此二人之間亦有了芥蒂。
建安十六七年，曹操頻獲軍事勝利，功愈多，震主之威愈烈，於是獻帝下詔允許操“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如蕭何故事”。曹操諸事獨專，獻帝對於曹操的面陳和上奏，不敢說不，只有點頭稱是的份兒。
有一次漢獻帝實在是忍無可忍了，“操以事入見殿中，帝不忍其憤，因曰：‘君若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恩相舍。'”對於這突如其來的反抗，曹操毫無思想準備，大驚失色，“俯仰求出”。按照當時的儀禮，“三公領兵朝見，令虎賁執刃挾之。”據載，曹操被禁衛兵攙扶著出了大殿後，“顧左右，汗流浹背，自後不敢復朝請”。這樣的事，自然使他想起了歷史上諸多權臣在朝廷之內被殺的事實，客觀上加速了他急於封公建國，從而以正當的名義常居鄴城，遙控許都。
建安十七年冬十月，開始醞釀正式晉爵問題。諫議大夫董昭揣奪曹操之意首倡其議。董昭言於曹操說：“自古以來，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處人臣之勢者也。今明公恥有慚德而未盡善，樂保名節而無大責，德美過於伊、周，此至德之所極也。
然太甲、成王未必可遭，今民難化，甚於殷、周，處大臣之勢，使人以大事疑己，誠不可不重慮也。明公雖邁威德，明法術，而不定其基，為萬世計，猶未至也。定基之本，在地與人，宜稍建立，以自藩衛。”
“今曹公遭海內傾覆，宗廟焚滅，躬擐甲冑，周旋征伐，櫛風沐雨，且三十年，芟夷群兇，為百姓除害，使漢室復存，劉氏奉祀。方之鬟者數公，若太山之與丘垤，豈同日而論乎?今徒與列將功臣，並侯一縣，此其天下所望哉!”
荀彧表示了不同意見。荀彧以為曹操“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
曹操沒有想到他一向器重的心腹荀彧在此關鍵問題上竟發出如此不合作的言論，“由是心不能平”，於是以“表請”荀彧勞軍於譙的辦法，把荀彧調離許昌，並以侍中、光祿大夫參丞相軍事，留在軍中實際免去了他的尚書令職務。
荀彧阻止不了曹操晉爵立國的程序。建安十八年正月，以天子詔書的名義並全國十四州為九州，以廣冀州地域，作立國的準備；五月“策命”便到了。
史載，“策命”是尚書左丞潘勖作的。這時，對操更為忠心不二的華歆已繼荀彧而為尚書令。他們雖為漢尚書，但卻是為操辦事的。所以，此“策命”實是華歆、潘勖的受命作。既是受命作，難免官樣文章之氣，但也恰恰因為這一點，即“策命”是用皇帝的口氣說話，所以毫不隱諱而更方便地說出了曹操想說的話，反映了曹操的思想實際。
“策命”寫得很長，首述曹操大功十餘項：
(1)“首啟戎行”，討董卓有功；(2)討伐黃巾，“以寧東夏”；(3)趕跑韓暹、楊奉，遷都於許，“造我京畿，設官兆祀，不失舊物”；(4)“稜威南邁”，消滅了袁術；(5)“回戈東征”，呂布就戮；(6)“乘轅將返，張楊殂斃，睦固伏罪，張繡稽服”；(7)“奮其武怒，運其神策，致屆官渡”，消滅了袁紹；(8)“濟師洪河，拓定四州”，除掉袁譚、高幹，擊走海盜，收服黑山；(9)“束馬縣車”，一徵而滅“烏丸三種”；(10)“王師首路”，南征劉表，“百城八郡，交臂屈膝”；(11)消滅了馬超、成宜等，“遂定邊境，撫和戎狄”；(12)鮮卑、丁零“重譯而至”，算於、白屋“請吏率職”。
結語落腳到“雖伊尹格於皇天，周公光於四海，方之蔑如也”。自比於伊尹、周公，正是曹操自己常說的話。然後就是“策命”的重點和實際內容了，一是擴地加封，“今以冀州之河東、河內、魏郡、趙國、中山、常山、鉅鹿、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封君為魏公”，“外內之任，君實宜之”，並強調“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
二是給予“九錫”之賞。錫，通賜。九錫本是天子給建有特殊功勳的大臣的九類賞賜。歷史上，凡獲九錫之賞者大都離篡位就不遠了。換言之，權臣逼賜九錫，實際就是在為最後奪權作準備。
三是“策命”的最後強調說“魏國置丞相已下群卿百寮，皆如漢初諸侯王之制。”
曹操接到按照自己的意思寫的“策命”，照例三讓而後就，先後寫了《辭九錫令》和《讓九錫表》，說什麼自己的功勞不及昔日受九錫之賞的周公、漢初異姓八王，“九錫大禮，臣所不稱”；又說什麼“事君之道，犯而無欺，量能處位，計功受爵，苟所不堪，有殞無從。加臣待罪上相，民所具瞻，而自過謬，其謂臣何?”
諸心腹，如荀攸、鍾繇、毛玠、夏侯惇、程昱、賈詡、董昭、曹洪、曹仁以及王粲、杜襲等三十餘人聯名勸進，極論“魏國之封，九錫之榮，況於舊賞(即同周漢歷代相比)，猶懷玉而被褐也(就像身懷寶玉的人而給他穿上件土布衣)”，不僅當之無愧，而且獎賞得還遠遠不夠呢?
該走的程式走完以後，曹操接受了“策命”，遂即上了一份謝表，說什麼“伏自惟省，列在大臣，命制王室，身非己有，豈敢自私”，“天威在顏，悚懼受詔”。
表演得淋漓盡致。曹操此舉在歷史上產生了極其深遠而又惡劣的影響。往昔雖有三揖三讓之禮，但大都是聘享、宴飲之儀，諸如《周禮·儀禮》所言“賓客捩相”之禮，“賓進車答拜，三揖三讓”；《禮記·聘禮》“三讓而後入廟門”、“三讓而後傳命”等。
曹操開自授自受虛偽“讓國”之先例。此例一開，遂被歷代篡國逼禪者效尤。
正如清人趙翼所說：
“至曹魏則既欲移漢天下，又不肯居篡弒之名，於是假禪讓為攘奪。自此例一開，而晉、宋、齊、梁、北齊、後周以及陳、隋皆效之。此外尚有司馬倫、桓玄之徒，亦援以為例。甚至唐高祖本以徵誅起，而亦假代王之禪朱溫更以盜賊起，而亦假哀帝之禪。至曹魏創此一局，而奉為成式者，且十數代，歷七八百年，真所謂奸人之雄，能建非常之原者也。
然其間亦有不同者。曹操立功漢朝，已加九錫，封二十郡，爵魏王建天子旌旗，出警人蹕，然及身猶不敢稱帝，至子丕始行禪代。司馬氏三世相魏，懿已拜丞相，加九錫，不敢受；師更加黃鉞，劍履上殿，亦不敢受；昭進位相國，加九錫，封十郡，爵晉公，亦辭至十餘次，晚始受晉王之命，建天子旌旗，如操故事，然及身未稱帝，至其子炎始行禪代。及劉裕則身為晉輔而即移晉祚。自後齊、梁以下諸君，莫不皆然，此又一變局也。”
趙翼所論極是，十數代逼禪者皆襲曹魏故伎。雖有小異，但不離其宗。甚者如隋文帝逼周禪，前後所為，較之曹操，如出一轍。
自此，曹操加快了立國的步伐。受詔不久，曹操立即在鄴建魏社稷、宗廟。同時，把三個女兒送給獻帝為貴人。
曹操既謀漢室，為什麼還要把女兒送給獻帝呢?
這就是曹操的譎詐之所在。曹操建國於鄴，朝野震動，但當時他還沒有立即廢漢的打算，獻出三個女兒，就是不惜以三個女兒的命運為代價穩定國人之心，表明自己受命時所說的“灰軀盡命，報塞厚恩”的話是真實的，此其一；第二，當然，也是為了更有效地控制皇帝。
是年十一月，曹操把魏國的“中央”機構建立起來，開始置尚書、侍中、六卿，以及吏部、左民、客曹、五兵、度支五曹。對漢室諸官進行了大調整，諸多丞相府要員及朝官、列侯由漢官轉為魏官。以丞相府軍師荀攸為尚書令，涼茂為僕射；漢官東西曹掾崔琰、毛玠、何夔，掾屬常林以及丞相府留府長史徐奕分別擔任魏五曹尚書；漢官尚書、丞相或掾屬衛覬、王粲、和洽和丞相軍祭酒杜襲等為魏國侍中；代荀彧為漢尚書令的華歆不久也轉為魏國御史大夫；其他漢官如魏郡太守王修為大司農，諫議大夫袁渙為郎中令行御史大夫，諫議大夫王朗領魏郡太守，治書侍御史陳群為御史中丞。
另外還提拔了一大批人。這樣便輕而易舉地把漢廷要害部門的重要官員轉移了。這些人雖然過去也大多是丞相的屬下，但名義是漢官，現在不同了，有的人既是漢官又是魏官，有的人則直接變成了魏官。漢室決策部門的要員抽走了，本已被丞相架空的皇帝更進一步架空了。政治中心自然也就在鄴而不在許了。
二、從“挾天子”到“假天子”1、“挾天子”帶給曹操的戰略主動
挾天子以令諸侯是曹操軍事思想的體現，更是他政治思想的重要體現。這一思想，推動了他的事業的發展，統一了北方，奠定了魏國的根基；另一方面，一時間也成了他的思想桎梏，想做天子而最終不能邁出這一步。
曹操認為，“天子”這塊招牌誰舉起來誰就佔有道義上的優勢。
所以起兵之初，他便指出：“向使董卓聞山東兵起，倚王室之重，據二週之險，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為患。”及至兵力日壯天下紛爭之勢已成，他以及他的謀臣對此認識就更明確了。治中從事毛玠首說曹操“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軍資”；繼而荀彧勸曹操“奉主上以從民望”。當然，認識到這一點也不止曹操及其謀士，其他如沮授說袁紹“宜迎大駕，安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但袁紹不懂，既至知道其重要，曹操已先，悔之晚矣。
曹操迎天子而制之，把天子的大旗拿在自己手裡號令天下，迅即引起震動，發生了懾敵之效。沛相陳珪說呂布：“曹公奉迎天子，輔贊國政，威靈命世，將徵四海，將軍宜與協同策謀，圖太山之安。”諸葛亮隆中對策言於劉備：“今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
桓階說長沙太守張羨背劉表而附操“曹公雖弱，仗義而起，救朝廷之危，奉王命而討有罪，孰敢不服?”傅巽說劉琮降操：“逆順有大體，強弱有定勢，以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張昭說孫權：“曹公豺虎也，然託名漢相，挾天子以徵四方，動以朝廷為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
可見，在四百年漢統仍有影響的情況下，天子的旗幟仍有不小的號召力，在不少人的眼裡，抗操就是抗漢，就是以下抗上。
挾天子，在政治上、軍事上都發揮著很大作用。因此凡是敢於抗曹的敵對勢力總要揭露曹操“挾天子”的本質，如周瑜說曹操名為漢相，實為漢賊；劉備說，“曹操階禍，竊執天衡”、“剝亂天下，殘毀民物”。朝內也有言操有不遜之志者。曹操為了反駁內外言論，則盡力反覆說明自己如何屢立大功，如何忠於漢室，遂有《讓縣自明本志令》一類的文字寫出。
2、向天子之位的一步步邁進
毋庸諱言，魏建國後，事物的本質便在急劇變化。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正月，即魏國政權正式建立不到二個月，曹操行天子儀式“始耕藉田”；三月，以天子詔宣佈“魏公位在諸侯王之上，改授金璽、赤紱、遠遊冠”；十一月，殺漢獻帝皇后伏壽；十二月，以天子命“置旄頭，宮殿設鍾虞(皆天子之待遇)”；二十年(公元215年)，以自己的次女曹節為漢獻帝皇后；九月，以“軍之大事，在茲賞罰，勸善懲惡，宜不旋時”為由，“承製封拜諸侯守相”，“自今已後，臨時所甄，當加寵號者，其便刻印章假授”，把皇帝形式上的任命郡守、國相的權力也剝奪了；十月，為了拉攏更多的人，始置名號侯至五大夫，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以賞軍功；二十一年(公元216年)五月，晉爵為魏王。
曹操從受爵魏公建國到晉爵魏王，中經二年六個月時間。如果說受爵魏公還僅是“擬於天子”、“同制京師”的話，那魏王就更不同了。
史載，曹操假天子之命，很快便獲得如下特權：
(一)二十二年四月，“天子命王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設天子旌旗就是打天子的旗號，用天子規格的儀仗隊、鑾駕；稱警蹕，就是如天子一樣，在出入經過的地方實行戒嚴，斷絕行人；
(二)十月，“天子命王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旒，指冠冕(帽子)前後的玉串。據《周禮》和《禮記》載，子、男的冠冕五旒，候、伯七旒，上公九旒，“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就是說曹操戴的帽子是隻有天子才有資格戴的那種有十二條玉串的帽子。至於“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亦皆天子之儀。
於此看來，不管是實際權力，還是冠冕形式、乘車策馬，曹操都已經是毫無二致的“天子”了。所謂絕無不遜之志、絕無篡漢之心一類的表示都被自己的行動揭穿了。
三、曹操為何不稱帝成為真天子？曹操已經過了做天子的癮，但他不承認自己是“真正的天子”，更不篡漢稱帝。這是為什麼呢?
第一，曹操認為，“廢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
這是他早年已經形成的觀念。所以，條件不完全具備，他絕不幹此等事。
第二，報漢之心始終對他有著一定影響。
曹操出身於大的宦官、官僚家庭，因而常說“累葉受恩，膺荷洪施，不敢顧命”(《領充州牧表》)一類的話。這種報漢的心情，初期的諸多表文表現得尤為明確。如《讓縣自明本志令》載，他“始舉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恐為海內人之所見凡愚，欲為一郡守”，後來“徵為都尉，遷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為國家討賊立功，慾望封侯作徵西將軍”，及至身為宰相，覺得“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
這些話，都透露著服侍漢室、願做漢臣之心。這種心情，直到封公建國時仍舊依稀可見，如《上書謝策命魏公》謂“臣蒙先帝厚恩，致位郎署……陛下加恩，授以上相，封爵寵祿，豐大弘厚，生平之願，實不望也……今奉疆土，備數藩翰，非敢遠期，慮有後世；至於父子，相誓終身，灰軀盡命，報塞厚恩”。毫無疑問，報漢之心長期未泯，對他處理同漢室的關係是有影響的。
第三，曹操擁漢扶漢而不篡漢的話說得太多了，實在是不便自食其言。
這類話，如從興平二年(公元195年)《領充州牧表》算起到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上書謝策命魏公》，講了近二十年；直到建安十九年“位在諸侯王之上”以後，才不再說了。不再說了，說明他的內心深處正在起變化。所以，竊以為《自明本志令》類的說詞雖曾起過穩定人心的作用，但卻束縛了其後來的行動。
第四，不願把自己同劉備、孫權擺在同等地位上。
天下三分之勢已成，但漢天子仍是漢室的象徵、統一的象徵，如果遽然為天子而廢漢，不僅給劉備、孫權等以口實，而且在客觀上無異於承認了劉備、孫權割據政權的合法性，無異於把自己同他們置於同等地位。
這樣做，是自己把自己降到了一方政權的位置上，顯然這對自己仍有很不利的一面。所以當孫權上書“稱說天命”時，他便不無詼諧地說“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邪”。正如司馬光所說，“以魏武之暴戾強伉，加有大功於天下，其蓄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豈其志之不欲哉?猶畏名義而自抑也。”
儘管這樣，曹操的內心實際，至少從封王以後，已經有了質的飛躍。建安二十四年在洛陽構築建始殿，不妨看做是他準備走向最後一步的明顯表現。至於這一步是由自己還是由兒子去完成那是要看形勢來定的。可以斷言，如果身體健康，天假數年之壽他會親自完成這一步的。也可以斷言，正是因為他有了一些準備以魏代漢的表現，侍中陳群、尚書桓階等才會乘孫權上書之機勸進。
陳群、桓階、夏侯惇等人並非虛辭，漢室的確是只有一個名號，曹操取而代之的條件已經基本具備。
曹操聽了陳群、桓階、夏侯惇的話以後，先是引用孔子的話“施於有政，是亦為政”，自我解嘲；進而根據當時的形勢，可能還有自己身體的原因，說：“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周文王生前未能滅商，其子武王姬發抱著他的牌位伐紂，終將殷商滅掉而代之。可見，曹操的意思很明確上帝已經允許我做天子了，但這最後的一步，讓我的兒子去完成吧!
由此，更可進一步斷言，正是曹操在現實和輿論上都已做好了充分的準備，所以他死以後，他的兒子僅僅用了幾個月的時間就順利地逼漢禪位了。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