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98年，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南北朝時期接近於終結，這也就是北魏統一北方並與東晉發起隔江對峙的黎明前夕，北魏道武帝在平城的南郊祭天，正式稱帝，與南方的東晉並稱南北二帝，始建北魏。
於是，晉安帝“遣使來朝，太祖將報之，詔有司博議國號”。北來的晉國使臣直接促成拓跋珪君臣之間關於國號用“代”還是“魏”的爭辨，雖然這兩個字於鐵馬縱橫的鮮卑貴族來說，基本沒有任何區別，但對於接受了漢文化的鮮卑貴人與北方漢臣來說則有重要意義。
其後雄心不已的拓跋珪擇定國號為魏，由此拉開北魏與東晉正朔相爭的序幕。
至天興元年的七月，道武帝拓跋珪“遷都平城，始營宮室，建宗廟，立社稷”，確立以平城為中心的北魏國家政權，正式開始了北魏橫掃北中國的流程，北魏國家政權的營建至此似可告一段落。
然而唐人張太素《魏書·天文志》載天興元年“十二月，群臣上尊號，正元日，遂禋上帝於南郊。由是魏為北帝，而晉氏為南帝”。東晉、北魏並稱帝，在道武帝南郊“告祭天地”之後，即以天興元年道武帝告代祭天地作為北魏政權建立的標誌。
可以說，公元398年是南北朝歷史的轉折點，同時，這一年也是：
東晉隆安二年；
北魏皇始三年，天興元年;
後燕永康三年，青龍元年，建平元年;
後秦皇初五年;
西秦太初十一年;
後涼龍飛三年;
南涼太初二年;
北涼神璽二年。
也就是：中國歷史最著名的：“一晉一魏而後燕，兩個秦國與三涼”的時代。
當時中國的分裂與紛亂由以上這些紛亂不堪的紀年便可見一斑，在這場北方與南方，北方與南方的激烈對峙之中，各個分裂政權之間除了對比誰家兵強馬壯的硬實力之外，一個被我們忽視已久甚至根本不在談起的軟實力——天命也成為了各方皇帝、君主之間的競爭焦點了。
天命也就是所謂的“上天授命，代天馭民”的權力，也就是相當於1800年前的自由民主，所以當各位封建君王喊出“天命有歸，神器易鼎”的口號時，各位幾乎可將其理解為1800年前各國外交部嘴裡的“你既不民主！也不自由！更非共和！”
所以，就像今天的美國失去了他那套民主自由的價值觀，他就沒有資格領導全球秩序一樣，如果中古時代的中國諸侯沒有在稱帝之前履行“祭祀南郊，向天承命”這一整套代表其漢化屬性的儀式，那個諸侯先天上便在話語權上輸了。
這套天命觀是中古時代中國諸侯之間最基本的遊戲規則。
郊祭的傳統源於漢平帝，西漢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正式確立南北郊制度，而之後，東漢沿承了郊祭儀式，魏晉郊祀制度則與兩漢的郊祭儀式截然不同。曹魏明帝景初元年（237）十月採納鄭玄禮說，分設二郊（南郊、北郊）、二丘（圜丘、方丘）進行郊祭。
而到了西晉武帝之時，制度再次改變，晉武帝正式在泰始二年（266）十一月，援據王肅禮說“並圜丘、方丘於南、北郊，二至之祀合於二郊”，確立南北郊為主的郊祀制度。
永嘉之亂後，五胡入主，十六國並起。
十六國中首開郊祭先河的是成國、劉漢，受漢化最深的兩國最早效法西晉行告祭南郊禮。建興元年（304）十月李雄“即成都王位於南郊”，晏平元年（306）六月即帝位。
晉惠帝太安中劉淵受大單于號，元熙元年（304）遷都左國城，十月“為壇南郊”即漢王位，至永鳳元年（308）十月在蒲子南郊即皇帝位。
至此，李雄、劉淵開啟十六國開國君主行南郊即位禮的濫觴。
西晉覆亡後，史料所見十六國開國君主的即位禮主要有兩種基本型別：
（1）告祭南郊，且行南北郊祀禮。
前趙劉曜光初元年（318）十月在赤壁南郊即皇帝位，次年四月遷都長安，“六月，繕宗廟、社稷、南北郊於長安”，並以“冒頓配天，（劉）淵配上帝”；
（2）僅行告祭南郊禮。
前秦皇始元年（351）正月苻健在長安城南郊即天王位，後涼呂光麟嘉元年（389）二月、龍飛元年（396）六月先後在姑臧南郊即三河王位、天王位，乃至南涼禿髮傉檀嘉平元年（408）十一月即涼王位於姑臧南郊，均屬此例。
十六國開國君主紛紛依魏晉故事行南郊即位禮，以受天明命，彰顯君權的神聖性與政權的合法性。
南郊告代祭天地禮原為東漢光武帝所創的即位禮，具體儀式與南郊（或圓丘）郊天禮相類，可以視作南郊（或圓丘）郊天禮的特殊形式。晉明帝出繼大統，因未親行南郊郊天禮，王敦稱“尚未南郊，何得稱天子”，反映出中古講究順天受命時代的皇權之受命於天並非不證自明，南郊郊天禮作為必要儀式，在皇帝身份的確認上不可或缺。
（南郊祭天禮北京天壇似乎有重演的，雖然絕非中古時代的那套，但也可以一看。）
由此不難理解在前文的皇帝即位禮中，唐人張太素更注重南郊祭天地禮而非帝國宮室的製造。南郊告代祭天地禮的完成，不僅正式宣告拓跋珪皇帝身份的確立與北魏政權的建立，更正式標誌著北魏與東晉對立格局的正式形成。
道武帝南郊告代祭天地禮是有著獨特而難以取代的政治意義。
北魏道武帝在十六國爭膺天命風氣的影響下，道武帝開國之初即採用華夏禮儀。道武帝深明華夏郊天禮的政治功能，其告代祭天地祝辭明言“惟神祇其丕祚於魏室”，所頒佈詔令申明《春秋》“大一統”之義，透過告代祭天禮，傳達出爭膺天命與彰顯合法性的理念。道武帝所行華夏郊天禮並非僅有告代祭天禮，也引入了南郊、圓丘郊天禮，由此在北魏前期華夏郊天禮與西郊郊天禮長期並存。
可以說，北魏從建立伊始便以華夏正統而非鮮卑異族入主中原的身份自居。
“代漢者當塗高”
這句讖語是驅使袁術冒天下之大不韙而稱帝的重要精神推力，也是曹魏代漢的重要的依據，後來更是成為了北魏建立自身政權的重要依據。
在古人看來，讖緯是天命氣運的重要表現，拓跋珪登國元年（386）改號稱魏與天興元年再定國號為魏，反映出拓跋珪應“當塗高”等讖而標榜天命所繫，折射出北魏開國複雜的思想背景，拓跋珪爭膺天命的物件也由五胡政權轉移到東晉。
皇始元年（396）星占驗辭稱：“自五胡蹂轥生人，力正諸夏，百有餘年，莫能建經始之謀而底定其命。”拓跋珪君臣自覺將其政權排除於五胡之外。天興元年十二月宮中即位禮完成後，道武帝從吏部尚書崔宏等奏議，以土德自居。
道武帝所定五德歷運的原因，自然與其應“當塗高”等讖以魏代漢的邏輯相關。然而，太和十四年八月中書監高閭奏議明確揭櫫北魏擇定土德與前秦火德相關：
魏承漢，火生土，故魏為土德。晉承魏，土生金，故晉為金德。
趙承晉，金生水，故趙為水德。燕承趙，水生木，故燕為木德。秦承燕，木生火，故秦為火德……秦氏既亡，大魏稱制玄朔……又秦、趙及燕，雖非明聖，各正號赤縣，統有中土，郊天祭地，肆類鹹秩，明刑制禮，不失舊章。
學者據高閭奏議，撮述北魏為土德的內在邏輯，“西晉為金德，石趙承晉，為水德，慕容燕承趙，為木德，苻秦承燕，為火德，拓跋魏繼秦而起，故為土德”。北魏德執行次存在繼漢與承秦的分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北魏前期自我定位搖擺於胡、漢政權之間的狀態。
而到了道武帝拓跋珪正式稱魏的北魏時代，北魏統治者華夏認同觀念潛滋暗長。太武帝統一北方，文成帝時期北魏政治重心南移。延至孝文帝，自覺塑造華夏正統的意識更為突出，在與南齊爭奪正統過程中，北魏的正統觀念具有微妙分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