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年間，葡萄牙殺向了亞洲，與大明開始直接接觸。經過幾次碰撞後，它才發現與其他地區不同，中國是一個皇帝說話算數的國家，中國的戰鬥力比較強悍，通過幾艘船就可以打敗幾千、幾萬對手的情況不可能在明朝實現。為此，葡萄牙帝國決定不再以“驕橫心理”去強迫明國與之交易。

大明用自己的實力，向葡萄牙展現了自己的實力

嘉靖朝的幾次戰鬥，讓葡萄牙看到僅憑戰船和佛郎機銃炮是無法打敗數量巨大、武器較之其他地區要先進的國家，在葡萄牙帝國等歐洲強國看來，歐洲的對手中，似乎論武器先進只有奧斯曼帝國能與中國比較，特別是中國方面的學習速度。

大明軍隊在汪鋐領導下，迅速吸收佛朗機銃、葡萄牙戰船的優勢，積極進行了仿造，竟然拿出仿造的佛朗機銃、仿造的戰船與葡萄牙對抗。面對人數眾多的明軍，僅少數侵略軍、武器也並非特別先進的情況下。葡萄牙帝國決定透過“賄賂”的方式，在明國有一席之地。澳門成為葡萄牙帝國在亞洲北部地區、亞洲經貿關係核心基地。

大明在那時仍然擁有澳門的主權，透過和葡萄牙的交流，在稅收方面、武器引進方面也有著一定優勢和好處。特別是嘉靖當時倚重汪竑，開展的“仿製佛朗機銃炮運動”非常成功。

汪竑仿造佛朗機銃炮後，立刻受到嘉靖皇帝青睞，迅速提拔他為兵部尚書、禮部尚書，從而成為大明歷史上唯一一位一肩擔兩職的大臣。要知道禮部尚書乃是六部之首，兵部尚書那是政權的刀。擁有這兩個職位的人，其地位雖然沒有“首輔”重要，但實際權力並不比“首輔”差。而汪竑也大刀闊斧地、不怕得罪人地推行仿造佛郎機銃炮的運動。

結果，佛朗機銃炮從沿海到九邊、從北部到南部在整個大明朝開始遍地開花。各種佛郎機銃炮的變型武器層出不窮，後來在俞大猷、戚繼光等人推廣下，各種陣法也是層出不窮。

靠著它，大明在抗倭、對蒙作戰中取得了勝利。然而，正是因為這種思維，導致明朝中後期，“唯武器論”的錯誤思維出現。大明朝的“消極防禦政策”變得和宋朝一樣“以守為主，以進攻為輔”。

雖然火器發明於南宋時代，但火器根本無法抵擋鐵蹄，“唯武器論”在任何時代都是錯誤的，因為它忘記了“武器是人來使用的”，如果吏治不修、膽氣不強、頭腦不靈光渾渾噩噩的話，武器其實和“燒火棍”也差不多。

關鍵就在於，晚明時代的吏治已經腐敗，整個官場遍佈自私自利的黨爭，人人不再是為國家朝廷效力，而是為自己的阿堵物來奮鬥。就是當時“精神力量”比較強大的東林黨，也是如此，他們中有許多人也是為了自己的黨派利益而胡亂指揮、瞎作為。

崇禎皇帝面對“官場如商場”的情況，誰也不信任，一次次地更換“首輔”，一次次地貶斥手下，最終，落得個孤家寡人，大明到了最危險的時刻。這個時候，葡萄牙的武器和軍事力量展現在一些還想為國為朝廷為皇帝分憂的人的眼中。

儒家思想坍塌下，請葡萄牙出兵成為挽救天下的方式

“隆慶開放”後的晚明，在商品經濟衝擊下，特別是王陽明儒學學派的衝擊，理學開始坍塌。理學最關鍵、最核心的地方是受到統治階層最支援的一點就是：忠君愛國。那麼，隨著心學衝擊、商品經濟衝擊，自我就成了主體，什麼皇帝、國家的排序也就沒有自我重要。

就是在這種大環境下，儒家包括心學其實也只能坍塌了。王陽明創立“王學”的本來目的、根本目的也是忠君愛國，但商品經濟衝擊下，人們的思維變了，王派心學反而成了摧毀儒家的利刃。

既然儒家思維已經坍塌，那麼，許多儒生也就不再認為儒家是不可以改變的，變儒為道、為佛很正常，因為兩者都有兩千年的歷史了。但變儒為歐洲宗教卻比較少見，但這在晚明、南明時期卻並不少見。

例如徐光啟、鄭芝龍、孫元化等一大批棄儒進入天主教的人物。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教名彌格爾）乃是明末“在華天主教三大柱石”，徐光啟更是在華耶穌會最大最有力的保護者。

徐光啟入教，是入華的耶穌會在利瑪竇等人的“上層路線”指導下的最大成果。他們用了8年的時間，從1595年（萬曆二十三年）到1603年終於使其皈依為天主教徒，教名保祿（PauLo）。

1605年（萬曆三十三年），徐光啟考中進士成為翰林院庶吉士，最終官至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可以說，崇禎時期火炮技術從澳門被引入、仿造和葡萄牙僱傭兵被組建（27人中12人陣亡、15人在登州城破後逃出）等事件，幾乎都是徐光啟、孫元化（教名依納爵）等人組織。

徐光啟、李之藻、孫元化等都是西方火器在華傳入、引入者，特別是孫元化。他們以澳門為核心，組織了數次西方武器的引入，同時澳門的葡萄牙人、中國人也相繼投入保衛明朝的戰鬥。但最終，武器再好也是需要人人來使用，所以，晚明在“黨爭”大環境下，財政、軍事實力、對皇帝和朝廷社稷的忠心、對儒家天下的信仰坍塌下，無可挽回地失敗了。

雖然，葡萄牙從澳門發兵攜帶著最先進的武器來為明朝效力，但最終明朝還是滅亡了。由此可知，武器只能讓奮進的人成功、更強大，而不能讓身染重病的人的變得健康、強大。“唯武器論”可以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