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與“晶片戰爭”是中美在不同年代、不同領域的對抗。一個是炮火紛飛、硝煙瀰漫的真實戰爭，一個是高新技術、經濟對弈的無聲較量，兩場比試就像兩條直線，似乎不會有交集。但是，從國際經濟政策環境、戰果影響度等維度出發，不同世紀兩個大事件卻有很多相似之處。“抗美援朝”影響“第一個五年計劃”，“晶片戰爭”已經寫入“十四五規劃”。“抗美援朝”勝利對新中國發展有深遠歷史意義，如果“晶片戰爭”大獲全勝，21世紀中華民族崛起將獲得強大動力。2020年1月下旬，荷蘭政府宣佈：根據“瓦森納國際協議”，不向中國出口最先進的光刻機。彈指一揮間，鼠年悄然而去，這個訊息已滿整年。在這段難熬的日子裡，我國高階半導體產業遭到全方位降維打擊，自己生產的、買到的高階晶片低了好幾代，華為“麒麟”晶片絕世，輝煌不再，“榮耀”隕落。這種挫折感前所未有，很多人說“一夜回到解放前”，悲觀情緒持續蔓延。革命先輩告訴我們：“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抗美援朝”時期，我國受到的經濟封鎖更嚴重，國際形勢更復雜。新中國剛成立時，與美國有一定的經濟貿易。我國出口農產品，美國出口藥物、機械等。“抗美援朝”後，美國採取嚴厲的經濟封鎖。艾森豪威爾政府經濟上奉行“拜物主義”，要求資本主義國家不與中國貿易，與港澳經濟往來也被嚴令禁止，封鎖程度高於蘇聯幾個檔次。限制出口中國的清單上，物資數量、種類是蘇聯2倍多。到了60年代，隨著國際局勢的變動，美國對華經濟政策才出現緩和，戰略從“削弱、孤立”逐步轉為“遏制不孤立”，再轉到“主動示好”。60年代初，肯尼迪當政，封鎖政策開始鬆動，“主動”嘗試貿易，還給我們發放貸款。約翰遜時期，有全面“和解”的意向，希望中國“觀念、人員、商品自由流通”。60年代末，尼克松上任，中美關係曲線再攀高點，直至70年代初中美建交。這種經濟政策的變化，與大環境密不可分。整個60年代，美國陷於“越戰泥沼”，美蘇對抗加劇，德國、日本也快速復甦，讓美國深感危機。60年代中後期，中國原子彈、氫彈先後爆炸成功。70年代初，先後獨立的非洲國家把新中國“抬”入聯合國，“美國幫”國際話語權開始縮水。此時美國需要一個“大國夥伴”，重整國際秩序，想起了痛揍他的“中國”。雖然“抗美援朝”痛感還在，但是看到強硬封鎖下中國發展挺好，美國主動選擇“原諒”。新中國能在建國初期迎來良好發展機遇，與“抗美援朝”是分不開的。在這場區域性戰爭中，中國以“大國”身份痛揍“超級大國”，獲得國際軍事認可，恢復了“地緣政治”穩定，塑造起“初生牛犢不怕虎”敢作敢為的外交形象。當然，我們也付出巨大代價，僅軍費一項就高達100億美元，佔三年財政總額的39%左右。可喜的是，透過戰事，我們與蘇聯建立了良好的互通合作，後期建設中得到很多技術援助。“抗美援朝”70年後，中美出現“晶片”對抗。就像70年前一樣，這不是兩國的簡單對壘，國際形勢複雜多變能出現“解困機遇”。例如：“抗美援朝”時期，雖然美國強烈要求夥伴、盟友一起封鎖、孤立中國，還威脅“與中國貿易將受到懲罰”，但是英國卻有自己算盤，他想把“香港”打造成控制東南亞的“王牌”，所以一直反對全面封鎖。當然，寄希望於外部變化，是坐以待斃。但是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必然存在“圍城外”因素，完全可以因勢利導。哪些因素有利？當今世界雖然美國在晶片領域一家獨大，但是國際高新技術分佈還是均衡的。美國有“波音”，歐洲有“空客”，我國大飛機也在突破；美日汽車產業龐大，歐洲造車能力很強，我國汽車工業迅速崛起；高鐵技術，我國迎頭趕上，打破日法德“三足鼎立”；高科技材料，發達國家掌握更多，我國企業也是日日有驚喜，天天有收穫；歐盟多國出資超1萬億人民幣進軍半導體，我國基本同步佈局......如此形式，要比“抗美援朝”時期好太多，相信高階晶片困境只是一時的。“炮火相向”與“經濟對抗”，都不是中國人民的意向。我們向來奉行“中庸之道”，希望過好日子，希望和平生活。中國傳統思想得到很多國家認可，甚至形成“儒家文化朋友圈”。中國不想“稱霸”，因為沒有好下場。滔滔歷史長河，從“波斯帝國”到“羅馬帝國”，再到“阿拉伯帝國”等等，興衰快如曇花。無論是“抗美援朝”，還是“晶片戰爭”，我們不曾挑起也不想發動，只是防禦中求生存。總之一句話：中國人民積極進取，不為“霸權”，為“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