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0年（漢元延三年），大漢國土的東海之濱東海郡尹灣，東海郡功曹史師饒，在任上不幸去世了。

儘管他只是一個郡內負責考察選拔官員、記錄各部門業績的人事小吏，但作為當地師氏家族的一員，他的葬禮不僅肅穆，而且十分鄭重。家族的親人們，在他棺內和足廂裡，擺滿了他生前工作時用過的文具和簡牘文書，將他安葬在家族的墓地中。

就在他去世的前一年，他還在東海郡各地出差，並且和各地的官員來往頻繁。這個人事部門的辦事員，兢兢業業地記錄下了會晤的官員名字，他們中間有許多人的姓氏重複，並且在不遠的未來，這些姓氏將會是人們熟知的豪門望族：郯縣的薛氏、於氏、蘭陵王氏……

尹灣漢墓簡牘

在大漢皇帝劉驁在位的時代裡，東海郡這些望族出身的官吏們，似乎得到了一項擴大宿麥（冬小麥）種植面積的農業指令，在師饒的工作統計冊“集簿”中，整個東海郡的轄區面積是512092漢頃，而郡內宿麥的種植面積，已經達到了107300多漢頃，佔轄區總面積的近21%（《尹灣漢墓簡牘》）。

與之呼應的是，遠在關中京畿地區，另一名出身關東地區的官員氾勝之，以輕車使者的名義，在三輔地區監督並大規模推廣宿麥，以期在人口耕地關係緊張的關中，獲得糧食增產。

再二十多年後，種著麥子的關東土地上，會崛起鱗次櫛比的新興莊園，積攢著土地、錢糧、部曲以及權勢，那些新一代莊園主的姓氏，將會為天下人所熟知和畏懼，乃至再其後的九州三分，也要從這時說起。

滔滔“懸河”之下

時光回到公元前132年（漢元光三年），黃河瓠子（今濮陽西南）決口。浩浩蕩蕩的黃河水，向東南衝入鉅野澤，泛入泗水、淮水，豫東、魯西南、蘇北、皖北地區的十六郡盡成澤國。這是自公元前168年漢文帝時黃河第一次自然決口以來，最嚴重的一次黃河災情，以至於在中央政府的嚴令之下，投入十萬人去封堵決口，都沒能獲得成功，河水氾濫長達23年之久（漢·班固·《漢書·溝洫志》）。

自戰國時代開始，由於黃河出川陝峽谷後，在地勢平坦的下游地區流速降低，挾帶的大量泥沙淤積在河道中，就幾乎已經與河岸齊平。汛期河水決溢，水退之後，沿途的灘塗土地往往被填上淤泥，變得相當肥沃。久而久之，老百姓就開始開荒種地，甚至在久不遇大災的時候，這些地方還建起住房、慢慢形成了村落。為了保護自己的家園，人們更是努力加高強化堤防以自救。不斷的築堤堵塞，讓黃河河道逐漸高於河岸平地，成為“懸河”。人們彷彿是築起圍牆，居住在水中一樣（漢·班固·《漢書·溝洫志》）。

黃河下游形成的“地上河”

公元前120年（漢元狩三年），在瓠子決口依然還沒得到妥善解決的期間，崤山以東的黃河中下游多地，又發生了嚴重的水患。一時間饑荒襲來，流民叢生。皇帝劉徹一邊詔令各郡國開倉放糧以救饑民，一邊加緊了關中地區的水利興修。與此同時，一路官員由長安而出，他們攜帶著一道特殊的詔令，趕往關東各受災郡，這道詔令的內容，就是要各地勸導當地民眾播種冬小麥（漢·班固·《漢書·武帝紀》）。

西漢疆域東部，青、兗、徐、豫州刺史部

劉徹的這道詔令，或許正是受了淮南王劉安“日月之所出（指東部地區），其地宜麥”的啟發（漢·《淮南子·墬形訓》），充分研究了黃河下游地區環境特點。由於在每年7-10月的汛期，黃河干流及較大支流徑流量，大約佔到全年徑流量的60%左右，因此，黃河水患常集中在夏秋季。而在華北地區，冬小麥的播種期一般在農曆八九月的寒露和霜降間，收穫期一般在次年農曆五月，冬小麥的生長期有利於避開黃河秋汛，同時，還能彌補秋禾歉收或水災受損，確保一定的糧食產量。

而功曹史師饒所在的東海郡，正處在黃河奪淮入海的途徑之處。大片淤積了黃河泥沙的灘塗土地，也將成為擴大農耕面積的沃土。一些特定的作物和一些特定的人，將會在這片利弊交替的沃土上滋生。

仁善的皇帝解去了“達摩克利斯之劍”

公元前49年（漢黃龍元年）十二月，43歲的漢宣帝劉詢在未央宮辭世。27歲的太子劉奭即位。但在他父親的時代，這個王朝就已經開始顯露出一絲衰敗的跡象。到了這個性格柔仁的年輕人執政時，他逐漸開始失去對王朝的控制。

公元前44年（漢初元五年）四月，出於對關東連續遭遇災害的考慮，在諸儒的建議下，他下令罷去鹽鐵官一職，後來最終放棄了武帝以來鹽鐵專賣這一“抑商”的政策。

而後，在公元前40年（漢永光四年）九月，劉奭為自己起初陵時詔令，過去歷代漢家皇帝都會在修陵時，遷徙各地郡國的豪商、大地主到關中，於陵園附近設定縣邑，導致關東地區有“虛耗之害”，因此放棄這一慣例，以便讓天下人都能在自己的家鄉安土樂業（漢·班固·《漢書·元帝紀》）。

西漢陵邑分佈

原本，從漢高祖劉邦以降，歷代漢帝都遵循著將東方舊貴族、豪族遷徙到關中安置的舊制。陵邑建設的目的，就是要讓那些豪族大地主們，放棄在關東地盤上的田產，緩解當地土地兼併。武帝時，郡國豪傑財產達三百萬以上，就會被遷徙去關中。

然而到了劉奭執政，這道充滿仁善之意的詔令，相當於放棄了有漢以來的基本國策。這讓一些人突然如釋重負，從此，他們就像脫了線的風箏一樣，開始扶搖直上。

New money的崛起

距離京師長安直線距離八百里之外，大漢南陽郡治所宛城，這裡是全國六大商業城市之一，商賈眾多，尤其以冶鐵業而聞名。早在武帝時，大冶鐵商出身的孔僅，就入仕負責鹽鐵專賣管理。隨著官營鹽鐵業取消，“抑商”政策式微，這裡的富商大賈們將商業利潤，用來收買破產小自耕農的土地，透過經營農業來保值，同時還兼營著商業（漢·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財富像滾雪球一樣迅速積累起來。

漢代磚畫中的販夫商賈

在劉奭父親還在世時，在南陽新野，一個叫做陰子方的人，就突然暴富起來。作為相傳為管仲七世孫、楚國陰地大夫管修的後人，在宣帝時代之後，他家中積累的田地多達七百餘漢傾，出入有車馬，有僕人奴婢跟隨，就像王公貴族一般（南朝·范曄·《後漢書·樊宏陰識列傳》）。

可想而知的是，不用再被政府壓制而遷徙到遙遠的關中去，對於無數個像陰子方這樣有錢有地的關東土著富人來說，是件多麼開心的事，他們財富增殖路上最大的不確定性被排除了。

灶神的庇佑顯然是一個故弄玄虛的託辭。那麼，這些關東新貴賴以崛起的路徑，究竟會是什麼呢？在南陽新野相去不遠的南陽湖陽，另一個大家族的故事，就與陰氏遙相呼應。

漢代陶莊園，河南淮陽於莊漢墓出土，河南博物院藏

在南陽湖陽鄉間，樊氏是當地名望頗高的家族。這家人的大家長樊重，既善於經營家田農耕，又善於買賣經商，而且樊氏三代沒有分家，家中兄弟子孫上下同心合力，財產和收成每年以成倍的速度增長，樊重持家時，已經擁有了三百餘漢頃的田地。他的莊園內，可以牧養牲畜、種植林木，還被鄉里推舉為“三老”（南朝·范曄·《後漢書·樊宏陰識列傳》）。

這些新興家族，和過去依靠官爵、軍功而崛起的身份性地主不同，而是透過商業利潤轉化為土地資產而發家。用司馬遷的話說，這些沒有官爵封邑，卻家財萬貫的人，簡直可以稱得上是“素封者”。正如陰子方所自信的那樣，隨著時間的推移，陰和樊這兩個姓氏，還有一系列關東豪姓，很快就將聞名於中原大地，乃至整個大漢天下。

公元前21年的“一號檔案”

正如漢武帝發出“有水災郡種宿麥”的勸導那樣，在這些關東“素封者”們賴以“守財”的莊園裡，冬小麥成為了極為重要的農作物。

讓我們先將時間撥回到公元前109年（漢元封二年）。這一年，黃河瓠子堵口終於成功，距離大決口以來，已經過去了23年。堵口處，一座以為紀念的“宣房宮”拔地而起，但這並不意味著黃河水患從此高枕無憂。

《史記·河渠書》關於漢武帝瓠子堵口記載的書影

自劉徹時代起，京師所在的關中大興水利，修建了龍首渠、靈軹渠、六輔渠、白渠、湋渠等許多水利工程，形成了涇、渭、洛三大渠系。這些水利工程無疑對關中地區的農業生產是有利的，但是在黃河下游，水旱災害卻在加劇，讓劉徹的子孫們難以安寧。

公元前28年（漢河平元年）三月，旱災傷及麥作，民食榆皮；公元前23年（漢陽朔二年）秋，關東大水；公元前17年（漢鴻嘉四年）春正月，水旱為災，青、幽、冀部尤劇；由於水災，公元前12年（漢元延元年），麥作和養蠶都受到影響。大水氾濫到的郡國超過15個，莊稼連年受災，由於過了農時，冬小麥也沒有收成……一件又一件關於關東水旱之災的報告呈在劉驁的面前。

這些報告的字裡行間清晰地透露著，在關東地區黃河下游的水旱發生時，麥作受災的記錄頻頻出現，這也意味著，麥作在關東地區的農作物種植中，佔有不小的比例。

在這些水旱災害頻發的年景中，為了穩固國家的根本，公元前21年（漢陽朔四年）正月，作為這一年起始的“一號檔案”，漢帝劉驁針對“鄉本者少，趨末者眾”的問題，特別下令，每逢農事時，郡守（二千石）級別的官員，要親自深入農田上去，鼓勵農民努力從事農業生產（漢·班固·《漢書·成帝紀》）。

在農業增產的大目標下，小麥也等來了它在漢地的一個“春天”。正是在劉驁時代，氾勝之這個來自黃河下游氾水的官員，開始了在關中三輔地區的麥作推廣。在這位官員看來，小麥有著“首種”的地位（漢·班固·《漢書·藝文志》）。與之遙相呼應的是，在離氾勝之故鄉並不太遠的東海郡上下，基層官吏們也在勠力投入勸農、尤其是麥作的推廣上。麥作的栽培面積，成為政府考核官員政績的標準之一。

功曹史師饒在“集簿”底稿上，就記錄了漢成帝某年東海郡的麥作資料，不僅冬小麥的種植面積已107300多漢頃，而且相比前一年增加了1920多漢傾，種植面積的年增長率達到了1.79%。如果按照50%的墾殖係數來推算，冬小麥的種植面積，大約能佔全郡耕地總面積的41.9%。在東海郡內，麥作已經是地位極高的主糧了（《尹灣漢墓簡牘》）。

先進但卻殘酷的生產力

當我們站在更遠的距離去探尋這些莊園的時候，就會發現，在一個時間階段裡，不同地域空間中的細節開始聯結在一起，種種條件都在適應和促進麥作的推廣，而從中獲利最大的，正是這些關東新貴。

顯然，耬車這種畜力條播機和各種農技工具，經過趙過在關中組織推廣後，也在關東地區得到了應用。而南陽作為冶鐵重鎮和商賈集中的地區，還成了鐵質農具的生產貿易基地。同時，大型犁鏵和二牛牽耕，對普通的五口之家來說，是很難用得起的。相反，那些家中動輒數百頃良田，還有眾多勞動力的大地主們，瞭解到這些先進工具和方法後，則會不惜投資、並且迅速裝備到自己的莊園中。

山東金鄉縣“二牛三人”牛耕畫像石

相反，由於自然災害的交織、對先進農技工具的投資乏力、大地主們的資產迅速擴大，越來越多的小自耕農只能將賴以生活的土地，變賣給大地主們，自己成為依附農。儘管政府的土地賦稅有時名義上低至三十稅一，但實際上這些租種地主土地的佃農，要交出一半的收穫作為地租。更有破產者，甚至賣身為莊園中的奴婢，完全依附於大大小小的莊園。

漢代地主收租畫像石

像樊氏這樣的家族，擁有了充分的財力和大批依附莊園的勞動力，在自己的莊園附近，就組織人手修建起了一個小型水利工程——這座被稱為樊氏陂的陂塘，引朝水的支流蓄水，東西長十里，南北寬五里，讓樊氏莊園具備了自行蓄洪灌溉的能力（南朝·范曄·《後漢書·樊宏陰識列傳》）。

由於種植小麥比粟的需水量高，正如竺可楨先生所指出的：“種小麥，則四五月值小麥需雨最急之時，華北四五月平均雨量已嫌不足，若降至平均以下，必遭歉收。所以若無灌溉設施，華北種小麥是不適宜的。”豪強莊園內推廣小麥，也有了水利灌溉確保。

充足的勞動力和先進的農技工具，乃至自有的小型水利設施，都會讓莊園主們將目光投向黃河河岸的淤泥地。在退水地區犁翻整地進行墾殖，適期播種宿麥，或許也正是東海郡麥作面積擴大的原因之一。

豪強莊園裡躍出的天子

在一定程度上說，在西漢末年關東水旱交織時，這些莊園也成了大批貧苦農民們的庇廕所。他們失掉了自己土地投身莊園，脫離國家編戶，成為莊園的賓客、徒附乃至奴婢，世代依附於豪族。儘管在莊園內低首事人，但總好過在黃水浩蕩中，流離失所、無枝可依。

除此之外，莊園之內，徒附壯丁們除了勞動生產，還被編入莊園部曲，成為莊園主的私人武裝。為了保全自己的財產，莊園四周往往修建起高牆碉樓，一旦戰亂四起，這些莊園就會成為一個個自衛軍事塢堡。

漢代塢堡

公元9年（新朝初始元年）一月十五日，在成帝時入仕、累遷大司馬的王莽代漢建新。而他上臺後的第一件大事，宣佈將天下田改稱“王田”，以王田代替私田。這道名為復古的政令，突破了大大小小豪族莊園主們的底線，甚至連普通的小自耕農都無法接受，因為在糟糕的年景裡，他們連變賣土地、依附莊園的可能性都被斷絕了。

隨著新政失敗、民怨沸騰，國境之內，東部和南部農民紛紛揭竿而起。憤怒的莊園主們也藉著大勢，帶領自己的部曲，衝出了堅固的塢堡。

公元18年（新朝天鳳五年），樊崇在城陽國的莒縣聚眾一百多人起義，後來，染成紅色的眉毛，成為這支義軍壯大之後的圖騰。而在我們熟悉東海郡，臨沂獄吏徐宣聚眾響應赤眉，在這支義軍中，有著東海郡豪族身份的首領，就有謝祿、刁子都、楊音、董憲等人。此外，梁郡劉氏、琅琊張氏、沛郡周氏等豪強，也逐漸在義軍中位居高職。

公元17年（新朝天鳳四年），另一支義軍在荊州綠林山舉事。當他們向著富庶的南陽進軍路上，在隨縣的舂陵鄉，一支反對王莽的私人武裝也加入了綠林隊伍。為首的兄弟倆，名叫劉縯、劉秀。

光武帝劉秀像

這對漢高祖的支庶子孫，雖然並沒有獲得王侯封爵，但並不影響他們成為南陽豪族。他們維持生活並非藉助沒落皇族身份，而是經營土地和商業（南朝·范曄·《後漢書·光武帝紀》。而那位家中擁田三百漢傾的南陽“三老”樊重，正是他們的外公。當劉縯因為莊園中的賓客被人發現曾經打劫而受牽連時，劉秀躲到了新野的姐夫、揚州刺史之後鄧晨家。而鄧氏家族的一位女性，恰巧是新野陰子方的後人陰陸的妻子，他們膝下育有一女，名為陰麗華。

在新野姐夫家避風頭的時候，年輕的劉秀見到了陰麗華，併發出了“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的感慨（南朝·范曄·《後漢書·皇后紀》）。

而當劉縯、劉秀起兵之後，鄧晨也聚眾響應。不久之後，新野鄧氏族中的鄧禹，也前往追隨，位列“雲臺二十八將”之首。南陽一地，幾大家族之間血統相融，最終盤根錯節成一股強大的力量，他們將主導漢室中興。

Old money的政治獻金

公元25年（漢建武元年）九月，赤眉軍攻入長安大肆搶劫，百姓不知所歸（南朝·范曄·《後漢書·鄧禹傳》）。關中的舊貴族地主們堅壁清野，聚眾反抗，致使長安城中糧食奇缺，盤踞關中的赤眉軍始終無法解決糧食問題。

事實上，此時的關中之地，已經不是司馬遷時“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的富庶景象了（漢·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關中作為京畿地區，在長達兩百年的消耗中，已然開始走下坡路，經濟人口供給能力也隨之下降。

早在武帝時，就為了運輸關東地區的糧食到長安，而開鑿了漕渠，關東糧食輸入量達到每年一百多萬石（漢·司馬遷·《史記·河渠書》）；而在元帝、成帝時，關東災害還使流民流入關中（漢·班固·《漢書·成帝紀》）。關中已經不可能有足夠的糧食供給龐大的中央集權機器。

漕渠的走向和遺蹟分佈

當追隨劉秀起兵的鄧禹率軍平定三輔後，京兆豪強地主王丹，特地獻出麥二千斛作為軍糧（漢·劉珍等·《東觀漢記校注·王丹傳》）。這是一個格外具有象徵意味的舉動，它不僅代表著曾經“俗不好種麥”的關中，地主莊園中也開始大規模種麥，同時也是關中舊豪族們，向關東來的新貴們，奉上了以小麥計價的政治獻金。

這時的關東地區，無論是耕地面積、人口數量還是經濟發展，都已經優於關中平原。在東漢三十二位開國元勳中，“世為著姓”和世代為官者，就有13人，而出自南陽、潁川、河北的，則有27位（南朝·范曄·《後漢書》）。在中國經濟政治重心已經東移的背景下，憑藉南陽帝鄉、河北龍興兩地豪強的政治基本盤，劉秀最終定都洛陽。這些起於關東的豪強莊園主們，建立起了屬於他們自己的統治秩序。

根據《後漢書》記載的東漢永和五年（公元140年）各郡國人口製作出來的漢朝人口分佈圖

那些親手建立、又親手埋葬王朝的姓氏

公元151年（漢元嘉元年），已經年過五旬的崔寔，被郡裡推舉，成為一名郎官。崔氏是河北涿郡大姓，而崔寔則是與班固、傅毅齊名的崔駰之孫，書法家崔瑗之子。但從崔瑗去世，崔寔變賣家中田宅，耗盡家產料理完父親喪事後，崔寔只能釀酒販酒為業。在朝為官期間，崔寔陸續寫完了農事書《四民月令》。

如果說曹雪芹的《紅樓夢》寫出了榮國府的由盛而衰的悲涼，那麼崔寔的《四民月令》，則留下了一個豪族世家之子，對於莊園日日繁忙、井井有條運轉景象的懷念。

漢彩繪陶庭院

在書中，崔寔詳細記錄了包括春小麥、冬小麥和大麥等麥作的時令、耕作技術和熟制。截至此時，在豪族莊園之內，已經具備了規範、科學的農業體系，麥作在中國的種植技術，也已經基本成熟。據統計，東漢時期黃河流域作物畝產量大概在3石左右，高於西漢的2石多。按照《四民月令》的農時安排，“八月種”的冬小麥與粟豆等作物，形成二年三熟的大田輪作方式，是糧食畝產量的重要原因之一。

然而，在豪強莊園所掌控的先進農業技術“護城河”之下，到大漢末世之時，國家已經搖搖欲墜，但豪強地主和他們的莊園，卻龐大到可以連綿數百棟房屋，豪強們經營著自己的小“王國”，豢養著數以千計的奴婢、數以萬計徒附（南朝·范曄·《後漢書·王衝王符仲長統列傳》），而貧民們在這片遼闊的土地上卻已無立錐之地。

東漢七層連閣式陶倉樓

當深感再也沒有活路的天下八州太平道教徒揭竿而起，郡國州縣失守，潁川、汝南、荊州、江東重回塢堡林立的局面。袁紹、袁術、公孫瓚等等豪族子弟，結塢堡而禦寇，糾部曲而出戰，終成一方軍閥；李典、許褚、曹仁等等莊園少年，也自率宗族家兵，成為百戰驍將。在亂世之下，各路豪強們猶如如一頭頭張開血盆大嘴的巨獸，競相爭奪著這片殘破的土地，終於將這個國家撕扯著走向裂土分疆。

那些因聚斂土地、種著麥子而陡然崛起的豪強家族，曾經用他們的頭腦、技術和資本，幫助一個王朝重回中興；又是他們的巧取豪奪，親手將這個王朝埋葬。這些聞名於天下的姓氏，也牢牢地把持著天下，他們書寫著優容奢侈的時代光華，也澆鑄著最為堅不可摧的社會壁壘。

直到三百年後，才有一個王朝在中原詔令，“均給天下之田，勸課農桑，興富民之本”（北齊·魏收·《魏書•高祖紀》），而這個王朝的君王，竟是一個原姓拓跋的鮮卑人。

參考資料

秦漢史 林劍鳴 著

關於小麥在漢代推廣的再探討 彭衛

論歷史時期冬小麥種植空間擴充套件的地理基礎與社會環境 韓茂莉

黃河流域史前至兩漢小麥種植與推廣研究 李成

漢代麥作推廣因素探討_以東海郡與關中地區為例 惠富平

漢代豪強經濟的歷史地位 楊一民

我國漢代大面積種植小麥的歷史考證 衛斯

《四民月令》中的農事活動研究 包豔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