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中國歷史的同學們都知道，那司馬氏，在中國史學領域，真是一個強大的存在。

就像是“唐宋散文八大家”裡面的“三蘇”，他們司馬氏的三司馬，在中國的史學領域，那實在是傻傻地太佔體積了啊。

前有司馬遷創作的《史記》，後有司馬光創作的《資治通鑑》，中間，還有司馬貞創作的《三皇本紀》。

如果中國的歷史學領域，沒有他們這司馬家的這三大本書，那會是一個什麼樣子呢？

那就簡直是大廈坍塌、黯然失色啊。

那麼，有沒有人專門比較一下，他們這司馬家的三司馬之間，各自又具有什麼樣的個性特點呢？

從職務上來說，司馬遷，就是一個專門的史官，著史，就是他的本行。

所以，他的《史記》，也就是中國史學領域的扛鼎之作。

司馬光，則是一個政治家，為了表明自己的政治主張，他對著史，也是傾注了極大的心血。

所以，他的《資治通鑑》，對中國政治，特別是宋朝政治的影響力，也是強大的。

相比之下，中間的司馬貞，生在唐朝，官至散朝大夫。

他就只是做了個官而已，並不是什麼政治家，也就沒什麼明確的政治主張。

而在著史方面，這著史，也不是他的本行，就是一個愛好而已。

所以，他的《三皇本紀》，也就沒有什麼立場與感情色彩，也就沒有設定什麼特別的目標與目的。

這就使得他的作品的影響力，相對也是最小，甚至，就沒有被現代學者列入正史。

不過，如果單就著史而言，他們這三司馬之間，誰又是真正的史學匠人，是在專心著史呢？

誰又是在以史作筆、以史作槍，利用著史，來達到自己著史之外的其它目的呢？

司馬遷，本是史官世家，著史，是他的本職工作，這是不假。

但是，他上有先祖與父親，下有兄弟與子孫，都是在從事著這項工作。

卻似乎，他的整個家世，都沒有一個人，是有他這麼用心，也沒有一個人，是有他這麼別具一格呢。

他的別具一格，在別人看來，就是打破了史學的傳統樣式。

他的《史記》，不同於前代史書所採用的以時間為次序的編年體，或以地域為劃分的國別體，而是以人物傳記為中心的紀傳體，是歷史上的第一本紀傳體通史。

他的以人物傳記為中心的紀傳體史學，其根本目的，也是為了便於他這種文學性史學的表達。

按照魯迅先生的說法，他的《史記》，就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那麼，他這種史學著作文學性表達的目的，又是什麼呢？

當然就不是為了著史，而是為了抒情。

司馬遷，是一個史官，更是一個受冤曲者。

他作史，是為了吃飯；而他抒情，則是為了他這個小小史官的冤屈。

他為與他具有姻親關係，卻投降了匈奴的李陵辯護，被漢武帝下獄，處以了宮刑。

這原本是由於他和漢武帝的身份不同、角度不同。

漢武帝，追求的是他們劉家大漢王朝之崛起；而司馬遷，不過是追求一個他們小小官僚家庭的安寧與幸福。

所以，他和漢武帝對於李陵投降匈奴的態度，那就肯定是絕然不同的。

其實，如果漢武帝不問他，也許，他就不會說。

但是，既然漢武帝問到了他，那麼，從一個只想過家庭小日子的小小官僚的立場出發，他當然是想極力地為自己的姻親——李陵開脫和辯護。

結果，他就竟然遭遇了無妄之災，一個小小官僚的家庭幸福，沒有了。

所以，他的一腔冤屈，要向哪裡去傾訴呢？

正好，他的職務就是著史，他就當然是要向這《史記》中去傾訴嘛。

同樣是漢朝大將，司馬遷對李凌的祖父李廣，就是極盡頌揚，不僅借典屬國公孫昆之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戰。”

而且，對其與敵作戰，能夠詳寫的，決不省略：

“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為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

可惜，這只是一場小戰。

而遇到大戰時，在司馬遷筆下十分神勇的飛將軍李廣，就要麼兵敗被擒，要麼迷路。

這時，正面作戰，在司馬遷筆下，就變成了略寫，反倒是李廣被俘後的逃脫過程，又變成了詳寫：

“後廣以衛尉為將軍，出雁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臥廣。行十餘里，廣詳死，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

總而言之，敗也好，勝也好，飛將軍李廣——神勇。

但是，對於真正戰功赫赫的衛青霍去病，司馬遷的筆墨，就沒有那麼大方了。

不僅，衛青霍去病和其他大將，被共列為一傳，即《衛將軍驃騎列傳》。

而且，有關衛青霍去病的作戰過程，大部分都是“上曰”，從來都不肯像描寫李廣被俘、逃脫時的神勇那樣，生動細緻一回。

另外，對於兩人的評價，由於衛青脾氣好，情商高，司馬遷的評價，就是“大將軍為人仁善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天下未有稱也”。

而霍去病年輕氣盛，司馬遷的評價就又變成了“上愛之，幸其壯而將之”。

司馬遷之所以對李廣與衛青霍去病的態度不同，當然是因為，李廣是李陵的爺爺，和司馬遷有姻親關係；而衛青霍去病，是漢武帝的寵臣，是皇后衛子夫的弟弟和外甥。

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司馬遷，為什麼要打破常規，獨創出一個紀傳體的著史方式了。

因為，紀傳體，以人物為中心，他就可以把李廣單獨列為一傳，而把衛青霍去病等人共列一傳。

而如果按照編年史來寫，或者是以事件為中心來寫，那麼，李廣，就因為沒有真正的戰功，而沒有什麼可寫的，就不可能青史留名；反倒是衛青霍去病，因為具有真正的戰功，就必然會被佔去很多的筆墨，而流傳千古。

所以，司馬遷所開創的著史的體裁，也是為他的創作目的服務的。

所謂“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他確實是成就了“一家之言”。

我們再看創作《資治通鑑》的司馬光。

司馬光並不是專業的史官，他之所以創作《資治通鑑》，是因為，王安石主張變法，他反對變法。

因為宋神宗支援王安石變法，司馬光不得不靠邊站。

所以，他才去寫《資治通鑑》，以論述自己的政治觀點。

而正是因為他創作《資治通鑑》，是為了達到他的政治目的，所以，他的創作體裁，就與司馬遷又有所不同。

司馬遷的體裁是文學體，而司馬光的體裁則是政論體。

司馬光的每一次敘事完結之後，都要來一段“臣光曰”——“臣下司馬光認為”。

也就是說，他要利用自己的歷史敘事，來教皇帝——怎麼做皇帝。

而由於他立場先行，所以，他對歷史體裁的選取，當然也就是“獨具匠心”的。

《資治通鑑》開篇，是從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寫起。

為什麼，他要從這一年開始寫起呢？

因為，這一年，周威烈王封韓虔﹑趙籍﹑魏斯三位卿大夫為諸侯。

司馬光認為，周威烈王打破禮制規則，讓韓﹑趙﹑魏三位卿大夫成為諸侯，是造成後來戰國時期禮崩樂壞的根本原因。

所以，在許多人看來，沒什麼存在感的公元前403年，在司馬光的眼中，卻成了極為重要的年份。

關於司馬光的觀點正確還是不正確，我們暫且不論。

我們還是先來透過司馬光的兩件施政舉措，看一看他這個人的個性與為人吧。

先說說，他對於一件謀殺案的處理。

公元1068年，也就是王安石變法剛開始的那一年，山東發生了一起謀殺案：

少女阿雲，對包辦婚姻不滿，卻無法改變，她就趁著她的物件韋大寶睡覺的時候，剁了韋大寶十幾刀，但是，並沒有得逞，僅僅是剁掉了韋大寶的一根手指。

按照《宋律》，謀殺親夫，要處以極刑。

可是，地方官許遵認為，阿雲這時還沒有嫁給韋大寶，所以，這件案子，就不能算是謀殺親夫案，只能按一般的傷害罪處理。

但是，案子被上告到刑部，刑部又要按謀殺親夫罪論處。

於是，這件事，就驚動了宋神宗。

結果，當然是王安石支援許遵，而司馬光則支援刑部。

由於王安石當時主政，所以，阿雲當時就被從輕發落。

然而，17年之後，王安石下臺，司馬光主政。

司馬光上任之後，立刻重審17年前的阿雲案。

早已結婚生子的阿雲，於是被重新定罪，斬立決。

再說第二件事，就是對於王安石主政時期從西夏奪取的河湟之地的處理。

因為要全盤否定王安石的變法，所以，王安石當政時所做的一切，都要“撥亂反正”。

於是，王安石採取積極進攻策略而取得的土地，本為“夏國舊日之境”，必須全部歸還！

但是，因為眾怒難犯，河湟之地，就並沒有退回給西夏，只是把米脂等四個地方，還給了西夏，使北宋西北方面的防禦形勢，又回到了從前。

瞭解了司馬光的個性與為人，我們再看看，司馬光在他的作品中，對於一些歷史人物的評價：

同樣是貳臣，對於韓非子，司馬光的評價是：“君子親其親以及人之親，愛其國以及人之國，是以功大名美而享有百福也。今非為秦畫謀，而首欲覆其宗國，以售其言，罪固不容於死矣，烏足愍哉！”

但是，對於魏徵，他的評價則是：“文正（貞）是諡之極美，無以復加”。

為什麼韓非子的背叛，不能容忍；而魏徵的背叛，就無傷大雅呢？

因為，韓非子是主張變法的；而魏徵，則是一個禮制的“衛道士”。

最後，我們來看看司馬貞和他的《三皇本紀》吧。

司馬貞既不是史官，也不是政治家，他也沒有像司馬遷那樣受到什麼冤屈，一個和平時期不大不小的，普普通通的官員而已。

所以，他的作史，就純粹是像釣魚愛好者釣魚，為釣而釣，沒有什麼目的。

他就是像釣魚者釣魚一樣，耐心地從史籍中摘取他認為有用的資訊，來補全歷史。

他在《三皇本紀》的開篇就說：“三皇已還，載籍罕備。然君臣之始，教化之先，既論古史，不合全闕。近代皇甫謐作帝王代紀，徐整作三五歷，皆論三皇以來事。斯亦近古之一證，今並採而集之，作三皇本紀。雖復淺近，聊補闕雲。”

當然，他也並不僅僅是並採了皇甫謐的《帝王代紀》和徐整的《三五歷》，他其實還是索隱了許多其它史籍的記載，而組成《三皇本紀》的。

不過，他雖然喜愛歷史，他卻並不一定讀得懂那些先他之前的史籍著作。

他的《三皇本紀》，有一些內容，僅僅是因為他模糊地覺得那些資訊有用，所以，就給懵懵懂懂地摘錄了下來，拼湊在一起而已。

比如，他在《三皇本紀》關於女媧氏的部分，有這樣一段話：

“當其末年也，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強霸而不王。以水承木，乃與祝融戰，不勝而怒，乃頭觸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缺，女媧乃煉五色石以補天，斷鰲足以立四極，聚蘆灰以止滔水，以濟冀州。”

從這段話的語氣來看，女媧氏“煉五色石以補天，斷鰲足以立四極，聚蘆灰以止滔水”的原因，就是為了“以濟冀州”。

那麼，女媧氏為什麼要“以濟冀州”呢？

這段話中的“以濟冀州”一句，實際上是司馬貞從《淮南子》一書中摘錄過來的。

而《淮南子》中的原句，是“殺黑龍以濟冀州”。

也就是說，女媧氏“以濟冀州”，是為了去冀州“殺黑龍”。

那麼，司馬貞為什麼要篡改《淮南子》的原文、原意，去掉“殺黑龍”三個字呢？

具體原因，我們不得而知。

起碼，司馬貞搞不懂這個“黑龍”到底是個什麼東東，這一點應該是肯定的。

那麼，“黑龍”到底是個什麼東東呢？

我們再看《三皇本紀》中另一部分的記載，就可以明白。

在《三皇本紀》中，關於庖犧氏的那部分裡，司馬貞記載：“養犧牲以庖廚，故曰庖犧。有龍瑞，以龍紀官，號曰龍師。”

聯絡這一句話，我們就知道，“黑龍”其實是一個部落，是一個屬於庖犧氏的部落，女媧氏“殺黑龍以濟冀州”，其實，就是到冀州去幫助共工氏打擊庖犧氏中的黑龍氏部落。

那麼，共工氏與祝融氏打仗，女媧氏去冀州打擊庖犧氏部族中的黑龍氏部落，這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再看《三皇本紀》中的庖犧氏——“代燧人氏繼天而王”，“木德王，注春令，故《易》稱帝出乎震，月令孟春，其帝太皞是也。都於陳，東封太山，立一百一十一年崩。”

所以，庖犧氏其實就是祝融氏，而燧人氏就是共工氏。

庖犧氏原本是草原遊牧民族，他們入主中原，征服燧人氏，成為農耕民族，就改換名號，成為了祝融氏。

燧人氏被庖犧氏征服之後，就改換名號成為了共工氏。

並且，由於庖犧氏變成祝融氏，是“木德王”，所以，燧人氏變成共工氏，就是“以強霸而不王”。

又因為“水生木”，所以，共工氏因應祝融氏的“木德”，而自認是屬於“水德”，他們就要“以水承木，乃與祝融戰”。

“以水承木，乃與祝融戰”，就是他們乘著洪水暴發，而去與祝融氏作戰。

所以，女媧氏“煉五色石以補天，斷鰲足以立四極，聚蘆灰以止滔水”，其中的“煉五色石以補天”和“聚蘆灰以止滔水”，就是為了消除洪水，而舉行的兩種宗教儀式。

“煉五色石以補天”，就是利用“五行學說”中“石生水”“火克石”的原理，來透過“火克石”而達到阻止“石生水”的目的。

“聚蘆灰以止滔水”，就是利用“五行學說”中“火生土”“土克水”的原理，來透過“火生土”而達到“土克水”的目的。

“斷鰲足以立四極”，實際上就是一種類似於“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政治主張，因為，當時的天下，主要是有四大部族，所以，就有“立四極”的說法。

而鰲，即龜，就是當時共工氏部族的圖騰。

我們現在的“五行學說”中，有金元素，但是，在女媧氏時代，是沒有金元素，只有石元素的，所以，那時的“五行學說”，是“石生水”“火克石”。

由於這些歷史知識，司馬貞不一定懂得，他就不一定理解前人留下的史籍中，所記載的那些內容，所以，他就是按照自己所能夠懂的，而進行編寫。

這樣，雖然，司馬貞很尊重歷史，他卻不一定能夠，完美地傳承歷史。

所以，我們今天讀史，就不但要用眼看，更要用腦想，還要透過比較多家之言，來判明他們各家著作的真偽與對錯。

我們，不能盲目地相信司馬之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