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青禾

明天啟二年（1622年），38歲的黃道周考中進士。從此，這位學富五車的文化人以“一士之諤諤”，走進明末的政治舞臺。

天啟五年（1625年），他因藐視閹黨頭子魏忠賢，不得不選擇離去——上了一道侍養老母疏，告假回山。

幾年後，也就是崇禎二年（1629年），黃道周“起故官”，用現在的話說叫官復原職，回到北京。

回到北京的黃道周再次遭遇一位少年天子。

天啟皇帝即位時16歲，崇禎皇帝即位時17歲。

讓兩位十六七歲的孩子相繼支撐一個如此龐大腐朽、風雨飄搖、日薄西山的大明王朝，實在有點不公平。

也許有點陰差陽錯，但上蒼如此安排，誰也躲不過。

平心而論，崇禎皇帝朱由檢比他的哥哥朱由校要好得多。

這位少年天子經歷了太多的不幸，當了一個月皇帝的父親的神秘死亡，哥哥的變態，“梃擊案”，“紅丸案”，“移宮案”……陰風陣陣，撲朔迷離。

他天性聰明，不幸使他早熟，有心計，也使他多疑，養成誰都不敢相信的性格。

朱由檢是在危機四伏，內外交困，國事日蹇的情況下登基的。

對於他，最緊迫的威脅是內官，是他身邊的人。魏忠賢和他的閹黨有如幽靈，無處不在。

他甚至不敢吃宮內的食物，晚上睡覺也不敢熄燭。

然而，朱由檢年少精明，他還做著“中興”夢，相比他昏聵的只知道做木工活的哥哥，他是一個“有為青年”，他絕不想也不會讓人擺佈。

他是至高無上的皇帝，他必須出手，他不出手誰替他出手？

少年天子朱由檢果然出手不凡，穩穩當當不動聲色，就把魏忠賢拿下。

崇禎二年(1629年)正月，命裁定逆案；三月，《欽定逆案》頒示天下，以魏忠賢為首，分為六等，或殺，或戍，或禁錮終身，共260餘人。

閹黨由此威風掃地。崇禎此舉贏得了朝野士民的擁護，同時也顯示了果斷、敢做敢為的性格。

崇禎皇帝一反神宗怠政、熹宗昏聵的做法，令朝野士民刮目相看，呼為“明主”。

除去閹黨，為恢復國家正常機制掃清了道路。

早在即位之初，崇禎皇帝就為天啟時遭陷害廢黜的大臣平反，並加以任命。

崇禎元年(1628年)正月，又對天下官吏進行考核；二月，舉行會試；四月，廷試。八月，他又下詔，“非盛暑祁寒，日御文華殿與輔臣議政”。

清除魏忠賢及其閹黨的勝利，使朱由檢更自信。

早熟有心機，多疑加自信，這就是史家們常說的剛愎自用、感情用事的崇禎皇帝。

朱由檢對黃道周是很器重的，他一到來，就委任他去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到杭州主考浙江鄉試。

黃道周主考浙江鄉試的最大收穫是得到一批肝膽弟子，在他以後的生活中有相當的幫助。

年底，他升了官。

他在熹宗朝曾參加撰寫《神宗實錄》，如今《神宗實錄》竣工 ，他從翰林編修，晉升右春坊右中允，由七品晉至六品。

接下來的事情有點出人意外，邊事越來越糟。拐了幾道彎，最後，黃道周被皇帝削籍為民，掛冠出京。

事情的直接起因是朱由檢與袁崇煥的深度誤會，導致袁崇煥冤死，牽扯閣臣錢龍錫入獄論死，黃道周上疏營救。

袁崇煥與崇禎皇帝的誤會是兩個悲劇人物的誤會。

兩個悲劇人物的誤會造成更大的悲劇，導致遼東敗局。

人與人的關係實際上都是由誤會構成的。

人們都是以自己對別人的理解方式和理解程度來決定與別人相處的。

古今中外皆然。現代人提出“理解萬歲”，實際上是對這種由誤會構成的人際關係的另一個角度的描述。

之所以“理解萬歲”就是永遠的不可理解。理解萬歲體現了現代人的眼光與胸懷。而古人則沒有這麼瀟灑。

特別是君臣之間，“忠”與“不忠”是君臣關係的核心，也是一道永遠的鴻溝，一個說不清道不明的陷阱。

袁崇煥的悲劇在於他的“忠”被崇禎皇帝理解為“不忠”，而崇禎皇帝的悲劇在於，朝中每一個臣子都有“不忠”的嫌疑。

寫到這裡，我不禁想起當代漳州女詩人林小妮的詩句：誤解是有毒的碎片/它具有神奇的魔力，無限擴大/一根風箏的長線漫長迢遙/一瓣花香瀰漫了整個世界。

事情還得從“邊事”說起。後金崛起，覬覦大明天下。這是事情的最初起因。

袁崇煥是後金的惡夢。

生於廣東的袁崇煥，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進士，當過地方官，從小好談兵、痴心於帶兵打仗。

天啟二年（1622年）正月，他奉例入京朝覲，御史侯恂推薦他當兵部職方主事，負責鎮守山海關。

從此他有了施展軍事才能的機會，幾年間，便成為駐防邊疆的一員勇將。

寧遠一戰，不但打退金兵的進攻還打傷了後金國主努爾哈赤，迫使努爾哈赤匆匆收兵撤退，並死於歸途之中。

袁崇煥升任遼東巡撫，並再次打敗努爾哈赤的兒子清皇太極的進攻。

但功勞全被魏忠賢拿走了。魏忠賢不但拿走了功勞，還誣衊他“不救錦州為暮氣”。

袁崇煥一怒之下，上疏乞休，回老家去了。

崇禎元年（1628年）四月，崇禎皇帝任命袁崇煥為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督師薊、遼，兼督登、萊、天津軍務。

七月，袁崇煥應召入京。朱由檢親自在平臺召見他，與他商量平遼方略。

崇禎皇帝說：“卿萬里赴召，忠勇可嘉，所有平遼方略，可具實奏來。”

袁崇煥說：“所有方略，已具疏中。臣今受皇上特達之知，願假以便宜，五年而建部可平，全遼可復奏。”

崇禎皇帝說：“五年復遼，便是方略，朕不吝封侯之賞，卿其努力以解天下倒懸之苦！卿子孫亦受其福。”

一個急於安邊，一個急於立功。

好話建立在“願”，即希望的基礎上，猶如房子蓋在沙灘上。

他們同時落進一個不切實際的陷阱，這個陷阱是黑暗的，在黑暗中誤會自然加深。

崇禎二年(1629年)十月，皇太極率大軍避開袁崇煥的防地，從蒙古繞道入關，直逼京師。

袁崇煥聞訊親率精兵急赴京師救援，與圍攻廣渠門的清軍交鋒，清軍敗退。

朱由檢發餉犒師，並命各路勤王軍統歸袁崇煥排程。

袁崇煥請求所部入城休整，以利再戰，卻遭到了崇禎皇帝的嚴辭拒絕，只好在城外駐防。

這實際上是一個懷疑的大訊號，袁崇煥不自覺。

皇太極再遇勁敵，決計利用崇禎皇帝的多疑，借崇禎皇帝之手除掉袁崇煥。

本性多疑的崇禎皇帝終於中了敵人的反間計，傳令袁崇煥入見，趁其不備將他逮捕下獄，並以“謀叛欺君罪”將袁崇煥處以磔刑。

袁崇煥的冤死真相的披露是十幾年後的事，而在當時，從上到下都認為他謀叛欺君該死。

袁崇煥成了一個危險的符號，就像今天的“腐敗”字眼，誰沾邊誰倒黴。

閣臣錢龍錫的政敵正是利用這一點，把他往袁崇煥的身上扯，欲置之於死地。

錢龍錫是南直隸松江華亭人，萬曆三十五年（1607年）進士，熹宗朝官至南京吏部右侍郎，“忤魏忠賢，削籍。”

崇禎朝，“帝仿古枚卜典，貯名金甌，焚香肅拜，以次探之，首得龍錫……並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明年六月，龍錫入朝……標為首輔。”

錢龍錫工作有成績，“龍錫、鴻訓協心輔理，朝政稍清。尋以蜀寇平，加太子太保，改文淵閣。”

崇禎皇帝本來對錢龍錫很信任，幾乎言聽計從。

問題出在閹黨殘餘勢力上。“逆案之定，半為龍錫主持，奸黨銜之次骨。”

他是首輔，是懲辦閹黨具體工作的主持人，得罪閹黨在所難免。

閹黨餘孽御史高捷等人誣陷錢龍錫暗中支援袁崇煥並從中得好處。

“龍錫主張崇煥斬帥致兵，倡為款議，以信五年成功之說。賣國欺君，其罪莫逭。龍錫出都，以崇煥所畀重賄數萬，轉寄姻家，巧為營幹，致國法不伸。”

“帝召諸臣於平臺，置崇煥重闢。責龍錫私結邊臣，蒙隱不舉，令廷臣議罪。”“時群小麗名逆案者，聚謀指崇煥為逆首，龍錫等為逆黨，更立一逆案相抵。”

最後定了死罪，下獄。

這時，少年天子朱由檢對文臣集團的態度有了驚人的改變，愈來愈對他們表示失望，宦官再次受到青睞，回到“重宦官、輕文臣”的老路。

黃道周是在朱由檢對文官集團由失望而越來越不信任，動不動就懷疑他們結黨營私的大背景下與崇禎皇帝對話的。

不管這種對話是書面的上疏，還是口頭的召對或廷對。

朱由檢本來就生性多疑，而內外交困日益惡化的形勢又迫使他更加多疑。

多疑猜忌而剛愎自用，外化為喜怒無常、翻雲覆雨，黃道周們註定要倒黴。

而崇禎皇帝也因此把自己打造成一個孤獨的悲慘的勤政者。

錢龍錫下獄論死。滿朝大臣畏禍禁聲。

堂堂朝廷，袞袞諸公，沒有一個站出來主持正義，為錢龍錫說話。

既然滿朝文武沒人敢說，那就我黃道周來說。

黃道周曾經在錢龍錫手下工作過，他參加撰寫《神宗實錄》時，錢龍錫是國史總裁，對他的為人是瞭解的。

所以聽說他以非罪下獄，認為他是被冤枉的，“言念惻然。子歸，累久不寐，語館中曰：‘吾濟微勞，當此榮施，累輔何辜，獨以此時拲梏鋃鐺，搶首獄吏。舉朝無敢出一言者！’”

於是，在崇禎三年（1630年）十二月十三日，黃道周“中夜草疏，排闥叩閽”，為錢龍錫辯冤。

黃道周並不知道袁崇煥是冤枉的，他是在袁崇煥罪有應得而不應當累及錢龍錫的基礎上為錢龍錫辯護的。

黃道周之疏從遠到近，有理有據，但越說到後來，也許因為激於義憤，中夜草疏，心情太急，這疏就開始直指崇禎皇帝的過失，說得很不客氣了：

……且陛下御極以來，輔臣負重譴者九人矣。一代之間，寧有幾宰輔？而三年每降愈下至此……今天下漸多事，人心漸散，彼此顧望，胥怨一方。

臣閉戶半生，獨立無徒，於萬物無所畔羨。臣而不言，誰當言者？臣於累輔，未有半刺之投，一揖之雅，然度其人中人耳，殺之不足明威，而徒有損於國……

說到最後，黃道周自請赴邊殺敵，以自己的犧牲來換取錢龍錫免死：“臣請輟清華、歷疆場、視要害，約束東江，收拾遼廣，誓得一當，橫原草以為累輔減十一之死……”

黃道周的疏寫得衝，行動也衝得很，不像一箇中年人。

前面提到的“中夜草疏，排闥叩閽”是莊起儔《漳浦黃先生年譜》的說法，而洪思在黃道周《救錢錫龍疏（凡三章）》的注裡說，“今人多畏禍，重其身家，黃子將抗疏時，聞者皆為危慄，而黃子獨以為唯我皇可以忠言，慨然叫閽。”

我注意到那個出現兩次的“閽”字，閽是看門的小吏，《周禮·天官》有“閽人”，“掌晨昏啟閉宮門”。

我們的老鄉黃道周，的確有點激憤，又有點著急，中夜草疏，等不到天亮，就去叫宮門，把自己的意見呈上去。

實際上，當時黃道周的心情還是有點複雜的。

一方面，他剛升了官，對皇帝是有感恩之情的；另一方面，他正直，真心實意地為皇帝著想。

而“唯我皇可以忠言”則是對少年天子的信任。

他相信皇帝，皇帝卻不相信他。

“天子疑為詆譭曲庇，著令回奏。”黃道周再疏辯解，說自己“區區寸心”“為國體、邊計、士氣、人心留此一段實話”。

在這裡，在公元1630年北京的冬天，黃道周第一次向崇禎皇帝表示了他的忠誠、執著與倔強。

“臣非不惜身家，不愛通顯，誠不忍當聖明之世，抱頭容默，與螢草同腐，使後世鯁士笑清時無人。”

而崇禎皇帝也第一次向黃道周直接表現出他的不信任與多疑。

這是他們君臣之間的第一次交鋒，結果有點出人意外，卻差強人意。

由於黃道周的據理力爭，錢龍錫得以免死，而他自己卻因為抗疏，“幾坐重典”。

這件事在當時很轟動。

這幾乎是當臣子的與被認為是“明主”的新皇帝第一次公開的抗爭，為他人辯冤，置官職和身家於不顧。

時人稱“古今第一詞臣。”

從此，降職聽調的黃道周，以“古今第一詞臣”名揚天下。

其實錢龍錫的獲救，原因是多方面的，對此黃道周心明如鏡，也許，他三疏力爭有點作用，但皇上釋放錢龍錫另有隱情。

其時，老天爺大旱不雨，《明史·五行志》上說：“崇禎元年夏，畿輔旱，赤地千里，三年三月，旱，擇日親禱。”

這和《漳浦黃先生年譜》“上以久旱，步禱南郊”的說法是一致的。

時年大旱，為了表示自己是個聖明之君，朱由檢才釋放了錢龍錫和其他人。

因為只有好皇帝上天才會憐憫你愛護你，答應你的祈求，普下甘露。

所以，黃道周在他的詩《大解綱六章》前言中說：“辛未伏月十三日，始釋舊輔錢龍錫，先是，四月十八日釋張司空鳳翔、易總憲應昌等，皆以禱雨故。”

崇禎四年（1631年）二月，黃道周奉旨以“曲庇罪輔”降3級呼叫。五月十三日，錢龍錫獲釋，改戍定海衛。

福王時，錢龍錫復官歸裡，不久，在家鄉辭世，享年68歲。

黃道周在北京聽調，卻遲遲不調，只好上疏乞歸，一年後獲准歸裡。

卻在出京之前忍不住上《放門陳事疏》，再次引起崇禎帝的誤解，落了個“濫舉呈臆”的罪名，削籍為民。

於崇禎五年（1632年）的二月初九，也就是他生日的那一天，偕夫人及剛滿月的兒子黃麑離京南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