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部關於大秦帝國的電視劇的熱播，將大家再度帶回秦國東出函谷統一天下的熱血時代。秦國六世奮發，到了秦始皇的手中，終於掃滅六國，混一宇內。書同文，車同軌，統一度量衡，立始皇帝之號，並將郡縣制推廣到全天下。這一段歷史確實讓人感慨萬千，也留下了很多著名的故事和傳說。

千古一帝秦始皇

秦國一統天下熱血沸騰，但與此同時造成其敗亡的因素也正在逐漸成長。在統一天下建立大秦王朝之後，才過了十五年，大秦就轟然倒塌，繼之而起的是更為輝煌的大漢帝國。而其創始人漢高祖劉邦與大秦帝國創始人秦始皇的年齡相差卻並不算很大。甚至有一種廣為流傳的說法認為漢高祖只比秦始皇小三歲，兩人幾乎就完全是同一個時代的人，真的是這樣嗎？如果不是，這樣的說法又是從何而來呢？

一、關於劉邦出生年月的兩種說法

秦始皇的出生年月在《史記》中有明確記載，是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但大漢王朝創始人劉邦的出生年月卻存在疑問，因為在涉及西漢一朝的正史中，無論是《史記》還是《漢書》都沒有對此予以正式記載。

《史記》如此還好理解一點，畢竟太史公作《史記》的目的是窮古今之變，為此整理了上下數千年的歷史，或許是力求簡約，所以對與敘事關係不大的資訊都沒有記載。之所以記載秦始皇的出生年月，可能只是為了說明其名字的由來，因為秦始皇是正月出生，所以名為“政”（《史記正義》持此說）。而《漢書》專為西漢一朝立傳，卻不記載西漢王朝創始人、太祖高皇帝劉邦的出生年月，實在令人感到遺憾。

漢高祖劉邦

當時的人本來更有條件搞清楚，卻不太關心這個問題。隨著時間的流逝，漢高祖劉邦的出生年月也變得更加模糊。後世直到晉朝的時候史家們才開始對此問題予以足夠重視，但各路史家眾說紛紜，最終主要形成了兩種不同的意見，並因被分別收入《史記》和《漢書》的註解之中而得到廣泛流傳。

西晉著名隱士學者皇甫謐在其著作《帝王世紀》之中說“高祖以秦昭王五十一年生，至漢十二年，年六十二”。南朝宋時期學者裴駰（為《三國志》作注的裴松之之子）在其所撰《史記集解》之中對此予以引用。此外，東晉的著名學者徐廣也在註解史記的過程中說劉邦起兵那年四十八歲，據此推算，正好與皇甫謐的說法相符，裴駰也一併將此說法收入《史記集解》之中。

同樣是在晉朝，或許與皇甫謐同時，某位名為“瓚”的學者在其所著《漢書音義》中說“帝(劉邦) 年四十二即位，即位十二年，壽五十三” 。唐朝顏師古在注《漢書》時對此說法予以引用。這位名“瓚”的學者由於史料缺失導致全名無法確定，其自稱為“臣瓚”。他的註解肯定也很有權威性，因為裴駰在註解《史記》之時在很多地方也引用了其《漢書音義》（但在劉邦生年的問題上採用了與其不同的皇甫謐的說法），甚至還專門在序言之中探討了“瓚”的真實身份，不過沒有定論。司馬貞在為《史記》作索隱之時說其名為“傅瓚”，是西晉朝校書郎，姑且存之。

按照皇甫謐的說法，劉邦出生於秦昭王五十一年，也就是公元前256年。按照“臣瓚”的說法則可以推斷出劉邦出生於公元前247年。

關於漢高祖生年的兩種說法

這兩種說法都出自與劉邦的時代相去甚遠的晉朝，裴駰在註解《史記》之時對這兩種說法都有認識，不過他選擇了皇甫謐的說法。作為三家注史記中最早的註解，《史記集解》具有很高的權威性，歷代研讀《史記》之人均將其奉為圭臬，因此集解中關於漢高祖生年的這種說法流傳很廣，以至於由此說法衍生出的“漢高祖只比秦始皇小三歲，兩人差不多處於同一時代”這一觀點頗為流行。

而“臣瓚”的說法得到普遍的重視，則是由於唐朝秘書少監顏師古為便於太子讀《漢書》而作注的時候對其予以採用。後世胡三省在注《資治通鑑》的時候在劉邦的生年問題上也採用了“臣瓚”的說法。

很顯然，這兩種說法無法同時成立，至少有一個不對，甚至可能兩個都不對。由於史料的缺乏，我們無法明確斷定這兩個說法的對錯，只能依據現有史料分析兩個說法之中哪一個問題更大，或者說哪一個更有可能正確。

二、第一種說法與皇甫謐其人

我們先來看皇甫謐的說法。要分析皇甫謐的說法，就要先了解皇甫謐這個人，因為他的說法和他個人的特質有很大的關係。

皇甫謐

皇甫謐可以說是名門之後，他的曾祖父皇甫嵩曾經在東漢末期擔任太尉。不過他的祖父只擔任縣令，而他的父親只是被舉為孝廉，並未出任有影響力的官職。所以皇甫家從皇甫謐的祖父時期就開始家道中落，到了皇甫謐出生的時候已經算是家道艱難。還好皇甫謐後來勤奮學習，終於憑藉學問淵博、著作等身成為一代大師。

由於魏晉時期世道不算太平，上層政治鬥爭血雨腥風，皇甫謐並未出仕，而是一直在家著書立說、講學授徒。或許是出於對自家先祖功名的自豪，也或許是受到自從東漢後期就已開始的世家大族注重家族傳承的影響，皇甫謐對歷代重要家族的傳承尤其是帝王世系很感興趣，為此專門寫了一本《帝王世紀》的書，詳細記述從上古三皇五帝以至漢魏歷代帝王的家系與傳承。就是在這本書中皇甫嵩指出劉邦是秦昭王五十一年出生。

《帝王世紀》這本書相比於《史記》和《漢書》，在帝王世系的很多細節方面反而記述更豐富、更詳細。但其最大的問題就是其中不少內容採自讖緯圖書及諸子雜書，甚至可能就是皇甫謐生編硬造，導致某些內容可信度不是很高。

所謂讖緯，指的是預示興衰吉凶命運的隱語以及包含這些隱語的圖書。在皇甫謐的時代之前比較著名的讖言有兩個，一個是王莽新朝時期出現的“劉秀髮兵捕不道”，王莽的國師公劉歆甚至為此專門改名劉秀，想要應此讖語，不過後來還是光武帝劉秀獲得成功，此語也就自然成為光武帝劉秀討伐王莽重建漢朝的重要論據之一。也正因為此語的“靈驗”（這個讖語可能本就是劉歆自己造的，“秀”也是很常見的一個字），使得光武帝對讖緯之學非常重視，導致讖緯學一時興盛，雖然後來朝廷意識到不可再任由其傳播，卻是屢禁不止。

到了東漢末年，或許是所有人都意識到當時漢德已衰，另一條本來出現在西漢後期的讖語“代漢者當塗高”忽然又開始受到所有人的重視，一時之間懷有野心的各路諸侯們紛紛將自己往這條讖語上靠，最有名的就是袁術，他因為自己的字是“公路”，和這一條“當塗（途）”正好相合，所以大力宣傳自己就是傳說之中應該代漢的正主，之後更是鬧出貿然稱帝被群毆至死的笑話。

能力與野心不匹配的袁術

這些讖緯穿鑿附會、不足為信，本來並不值得認真對待，然而皇甫謐不僅如獲至寶，還在此基礎之上又再加工創造出很多荒誕不經的故事。緯書《春秋握誠圖》說劉太公名為“劉執嘉”，劉媼名為“王含始”，這些都不見於《史記》和《漢書》的記載，而皇甫謐則照單全收。除此以外，皇甫謐在《帝王世紀》之中還為不少帝王都編造了出生時的相關神蹟與傳說，包括漢高祖劉邦出生時的場景，《史記正義》就引了《帝王世紀》中的這一條，“帝王世紀雲：‘（劉邦之母）漢昭靈後含始遊洛池，有寶雞銜赤珠出炫日，後吞之，生高祖。’”

這就是典型的編造，而且此編造與《史記》之中已有的劉媼遇龍於野的說法也並不相符。對於這種生編硬造的行為，顏師古在注《漢書》的時候在多處都進行了痛切的批評。顏師古說皇甫謐這些人妄自引用讖緯，強行給劉邦的父母取名，而這些名字都不見於正史，實在是不可取。

此外，孝惠皇帝的張皇后，孝文皇帝的薄太后，以及薄太后的父親，《史記》《漢書》以及各種史冊都沒有記載名字，皇甫謐也都在《帝王世紀》之中強行給他們安排了名字。顏師古說這又是從何而來呢？雖然想要顯得博聞多識，卻不知道已經陷入了穿鑿附會的誤區。

由此可見，雖然皇甫謐名氣很大，其所作《帝王世紀》對於整理史籍也有很大的貢獻，但《帝王世紀》中的內容卻也不能完全不加辨別地取信。尤其是考慮到皇甫謐本人就有穿鑿附會、生編硬造的習慣，《帝王世紀》中荒誕不經的內容也為數不少。有理由相信，皇甫謐並不一定確切知道劉邦的生年，他只是按照自己的理論給其安排了一個想當然的生年。那麼皇甫謐如此做，目的是為了什麼呢？或者說，皇甫謐如此安排劉邦的生年依據的理論是什麼呢？

三、皇甫謐提出第一種說法的可能理由或理論依據

認真探究起來，皇甫謐提出此種說法，其實有很深的理論淵源。

戰國時期齊國的鄒衍創立五德終始說，認為王朝興衰命運與其德性有關，而德性則分為金木水火土五種。秦朝建立以後採用了此種說法，並自認為是水德。最開始時五德終始說用的是五行相剋的理論，周朝是火德，水克火，所以秦朝取代周朝。

五行生剋

漢朝建立之後，儒生們紛紛提出要改正朔、易服色、定禮樂，創立漢家自己的制度。因為秦朝太輝煌而又太短暫，漢初的部分大臣認為秦運未衰，漢朝則繼承了秦朝的水德，持此種說法的大臣以漢初的丞相張蒼為代表，因為張蒼做過秦朝的御史，所以對秦朝多少還有些懷念。而賈誼和另一個儒生公孫臣等人則認為秦運已衰，漢朝是取代秦朝之後的一個全新的王朝，應該有自己的德性，而不是繼承秦朝。秦朝是水，而土克水，所以漢朝應該是土德。這就把漢朝從秦朝的繼承者變成了秦朝的革新者。

而到了西漢後期，由於儒生們的不斷渲染，秦朝已經徹底成為了一個暴政的反面典型，是應該被否定的物件。著名的大學者劉向、劉歆父子根據五德終始說，由五行相剋演繹出五行相生，根據黃帝為土德依次推出夏朝為金德，商朝為水德，周朝為木德，漢朝為火德。周朝和漢朝之間則直接忽略了秦朝，認為秦朝暴虐，二世而亡，算不得正統，不配擁有德性。

《漢書》的作者班固倒是沒有如此極端，而是採取了折中方案。他認為秦朝確實擁有其自稱的水德，不過秦朝的水德介於周朝的木德和漢朝的火德之間，並不符合正常次序，所以也和曾經有過此種情況的共工氏一樣，都是短命王朝。（《漢書·郊祀志》）

到了東漢中後期，由於儒家學說的深入發展，否定秦朝的正統也就逐漸成為主流。而採用五行相生理論的五德終始說被此後的多個王朝沿用，其影響直到宋金之後才逐漸衰落。皇甫謐所在的西晉一朝正是對此說非常熱衷的朝代，儒家觀念雖然受到玄學興起的衝擊，但仍佔據正統主導地位，或者說皇甫謐作《帝王世紀》就是為了維護儒家學說的道統，以反擊玄學的虛無傾向。所以皇甫謐的觀點自然也就和西漢末期以來的傳統儒家理念一致，認為秦朝不算正統，漢朝繼周而非繼秦。

再來看皇甫謐提出的漢高祖劉邦的生年，秦昭王五十一年（公元前256年），按照周天子紀年，則是周赧王五十九年，正是這一年秦國接納西周君獻上的城邑戶口，西周國亡國，周赧王也在這一年駕崩，延續了七百多年的周朝就此滅亡。如果劉邦恰好是這一年出生，再加上皇甫謐編造的劉邦之母吞下寶雞銜出的赤珠之後生下劉邦的故事——這個故事與商朝始祖契的母親簡狄吞下鳥卵而生契的傳說高度相似，算是一種不太高明的模仿——這一切不就正好證明了劉邦是上天降下來繼承周朝正統的麼。

由此可見，皇甫謐提出劉邦生於秦昭王五十一年這一說法，很有可能是在之前流傳已久的五德終始、秦非正統的儒家理論基礎上編造出來的。後世徐廣在註解《史記》的時候可能也是引用了皇甫謐的說法，然後推算得出劉邦起兵之時為四十八歲。但這個編造其實存在很多問題，我們接下來就來分析問題具體體現在何處。

四、第一種說法不可能成立的理由1.從劉太公的年齡推算劉邦的年齡

如果史料沒有明確記載某位歷史人物的年齡而要對此予以分析，一個很好的途徑就是透過分析其父母兄弟妻兒子侄的年齡再予以推算。而劉邦的父親劉太公不僅在史書中留下了記錄，而且還曾經多次出場，可以算是一個重要人物。

漢高祖劉邦之父劉太公

根據《史記》和《漢書》記載，劉邦有兩個哥哥（還有一個姐姐情況特殊暫且不論），如果有幼兒夭折的情況則可能還要更多，考慮到古代結婚年齡相對較早，認為劉太公比劉邦至少大20歲左右是比較合理的推斷。

假設劉邦在秦昭王五十一年也即公元前256年出生，則劉邦起兵之後被分封為漢王之時（公元前206年）為51歲，劉太公則至少為71歲。這一年劉邦從巴、蜀、漢中起兵還定三秦，一路順風順水，劫五諸侯兵很快就攻入項羽的都城彭城，之後被項羽打敗而回防滎陽、成皋一線。劉太公則和家人包括呂后一起被項羽俘虜，成為人質。“羽常置軍中以為質。”

劉太公一個70多歲的老人，從漢二年四月被項羽俘虜到漢四年八月楚漢議和、項羽歸還人質，劉太公在楚軍中做了兩年多的人質。而項羽又是一個來去如風的人，其戰法就是疾如風，可想而知劉太公作為人質被押在軍中常年隨軍奔波吃了多大的苦。

難以想象劉太公作為70多歲的老人還能受得了這個苦，在古代營養衛生條件都很一般的情況下，正所謂“七十古來稀”，而且要知道劉太公本人就是一個很平凡很普通的市井小民而已，在劉邦起兵之前一生都沒經歷過太大的風浪，其平生喜好就是“酤酒賣餅，鬥雞蹴鞠”，並不是什麼特別頑強、非比尋常的人。

而且這還不算，在楚漢相爭最激烈的時候，項羽已經開始處於下風，為了扳回劣勢，項羽不得不使出不那麼高尚的招數，把大火點燃，把大鼎架上，把劉太公綁在砧板上，威脅劉邦不投降就烹殺劉太公。這一年是漢四年，假設劉邦55歲，則劉太公至少75歲。難以想象劉太公在這種情況下以如此高齡還能堅持下來，換做一般人恐怕就會被嚇出心臟病當場去世。而且劉太公在此之後還沒事人一樣，又好好地活了六年，直到漢十年才離世。

由此可見，劉太公在當時楚軍中做人質的時候顯然並沒有那麼高的年齡，連帶劉邦在楚漢相爭之時也並沒有達到五十多歲。因此基本上可以排除劉邦出生於公元前256年、在被立為漢王之時（漢元年）就已經51歲的說法。

關於劉太公的年齡，還有一個例證。漢五年劉邦消滅項羽之後登基稱帝，到了第二年穩定下來以後基本上每五天就去看望一次劉太公，每次都是主動給太公下拜。直到有一回負責照顧劉太公的家令私下裡對劉太公說“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人主不能拜人臣，然後給劉太公出了個主意，讓他在劉邦到來的時候抱著一個掃帚在門口迎接，等劉邦快要進門的時候就主動後退，倒退著把劉邦讓進門來。（“太公擁彗，迎門卻行。”）劉邦當時就感到震驚，趕緊下御輦扶住太公，這才意識到是該給劉太公一個合適的名位了，之後便尊太公為太上皇，並賞賜家令黃金五百斤。

這一年是漢六年（公元前201年），如果劉邦是公元前256年出生，則此年應為56歲，劉太公則至少76歲，在古代如此年紀，要做出如此敏捷的動作，顯然不是一般的困難。如果劉太公真是如此年紀，則其家令出的這個主意明顯風險很高，家令能夠想到這一點就說明他很聰明，所以肯定不會冒這麼大的風險出這樣的主意，畢竟還有很多也還不錯的方式讓劉邦意識到這個問題。這也就說明劉太公當時肯定沒有這麼大的年紀，也可以反過來佐證劉邦不大可能出生在公元前256年。

2.從王陵的年齡推算劉邦的生年

劉邦手下的將相大臣之中有一個重要人物，名為王陵，也是沛縣人，而且曾經是沛縣的豪強大族，劉邦在發跡之前對王陵都很恭敬，用對待兄長的禮節來對待他（“高祖兄事之”）。

眾所周知劉邦在沛縣的時候是一個不事生產作業、被父母認為“無賴”的人，而且其在當亭長的時候對縣衙裡的官吏都是放誕不恭，“延中吏無所不狎侮”，但他對王陵卻格外尊重。除了王陵家富豪強或為人俠義以外，王陵確實比劉邦年齡大應該也是一個重要原因。不然難以想象當時的劉邦會用對待兄長的禮節來對待一個比自己年齡小的人。

劉邦臨終之際，安排蕭何之後曹參繼任相國，然後是王陵和陳平搭班子接丞相之位。如果劉邦是公元前256年出生，則此年為六十二歲，王陵比劉邦只大不小，而陳平則比這一批人都明顯小一截，因為當初劉邦重用陳平的時候周勃、灌嬰等人就說漢王怎麼輕易任用外來的年輕人來監護我們這些年長的武將。

蕭何與曹參

首先王陵要等蕭何、曹參相繼過世之後才能接位，這時候就已經六十多接近七十歲了（實際上曹參去世是五年之後），還要和年齡小一截的陳平搭班子，這就很難保證穩定性，因為王陵此時也是年事已高，時日無多。如果《史記》和《漢書》中關於劉邦臨終前的人事安排的記載為真，那麼王陵的年紀也應該不會很大，由此反推劉邦臨終時的年紀應該也沒有達到六十多歲。因此劉邦不大可能出生在公元前256年。

五、第二種說法的可信性

“臣瓚”提出漢高祖劉邦駕崩之時“壽五十三”，由此可以推出劉邦出生於公元前247年。

由於史料實在是太匱乏，這種說法實際上也沒有很多正面佐證。能夠用來正面說明這種說法的可信性的依據，主要就是“臣瓚”在註解《漢書》的過程中，不僅對劉邦的登基年齡、在位時間、壽命作了詳細說明，而且對《漢書》之中所有擁有“本紀”的皇帝的年齡都作了詳細說明。比如說漢文帝“年二十三即位，即位二十三年，壽四十六也”；說漢景帝“年三十二即位，即位十六年，壽四十八”；說漢武帝“年十七即位，即位五十四年，壽七十一”等等。

西漢帝系

當然劉邦之後的西漢皇帝的生年在《漢書·外戚傳》中基本上都有記載，繼位年齡、在位時間、壽命等都可以由此推出，所以也不能由此斷定“臣瓚”就一定掌握了獨家的權威資料。但既然“臣瓚”從頭到尾地做完了這件事，就說明“臣瓚”至少是在認真對待此事，並且從整體上將其作為一件重要事情在通盤考慮，而不是單獨為了編造劉邦的生年而信口開河。

此外，“臣瓚”也並不像皇甫謐那樣喜歡編造關於皇帝的很誇張甚至荒誕的傳奇故事，也不像皇甫謐那樣單獨著書立說，寫《帝王世紀》目的是為了弘揚自己的理念。“臣瓚”完全是為《漢書》作注，其註解基本上都是就事論事，整體上還是比較樸實也比較權威的，裴駰在整理《史記》註釋的時候也都大量收錄了“臣瓚”的註解。或許“臣瓚”真有權威性的資料作為依據也有可能。

六、其餘推斷關鍵點

後世史家為了這兩種說法爭論了幾千年，但始終也沒有得出定論。主要原因就是原始史料的缺失，不僅是劉邦本人，其所有親人包括父母兄弟妻兒孫侄等等也只有少部分人的年齡能夠確定，而這對確定劉邦的年齡也並沒有多大幫助。

現在較為流行的判斷劉邦生年的依據或者說思路主要有兩種，一種是英布起兵造反之時說“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圍繞這個“老”字，有人說古代六十歲為老，所以劉邦當時應該是活過了六十歲；還有一種依據則是鴻門宴之前的場景，當時項羽要攻打劉邦，項伯連夜跑去找張良，透露訊息，張良趕緊把訊息轉告給了劉邦，劉邦非常感謝張良，然後問張良他和項伯兩個人誰年齡更大，張良說項伯年齡要大，劉邦就說我要用對待兄長的禮節對待他。有人就據此透過分析張良的年齡然後再判斷劉邦的生年。

其實這兩個依據都不足為憑。英布說劉邦老，並不一定就是實指超過了六十歲，而是說劉邦相對於英布自己這樣正當盛年、精力旺盛的人而言已經顯得老了，這就像孔融說袁術不過是“冢中枯骨”一樣，認定此人已在走下坡路而自己這一方正在冉冉上升的一種誇大自信之詞而已。

至於劉邦對張良說要用對待兄長的禮節對待項伯，則更加不能用來作為判定年齡的依據。因為此處就是一個稍顯複雜的人際關係場合，劉邦只是運用了一個典型的社交技巧而已。

劉邦這樣先問年齡是表示對張良的尊重，再說要用兄長的禮節對待項伯，不僅是表示尊重項伯，更是表示對張良的尊敬、感謝和拉攏。用通俗一點的話來說，劉邦的意思就是，這次真是多虧了你張良，要不然恐怕我就要完蛋，也就不說什麼感謝的話（太直白或太露骨，反而顯得誇張、尷尬或不真誠，所謂大恩不言謝），以後咱們就是好兄弟，你的哥也就是我的哥，我以後對你也是一樣當兄長看待。

張良

在這種情況下，即使項伯比張良小，劉邦也會有別的尊貴稱呼或禮節來結交他，至少不是正好有兒女可以結為親家麼。所以此處細節完全不足以作為判斷劉邦年齡的依據，也就沒有必要再尋章摘句探究張良的年齡。

七、總結

總體而言，關於劉邦生年的兩種說法之中，第一種說法問題很明顯，第二種說法也面臨佐證不足的問題，但相對而言問題要少一些也輕一些。目前看來，只能說還是第二種說法也就是由“臣瓚”所說推出的“劉邦生於公元前247年”的說法更為可信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