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之苦
辛亥革命後近十年間，隨著政治局勢的日趨緊張及兵匪活動的肆意橫行，國內經濟形勢也加劇惡化，財政枯竭，百業俱廢，民生凋敞，中國由此出現了嚴重的社會危機。
民國初年，各地軍閥為鞏固和擴大自身勢力，不斷擴充軍隊。1912年全國軍隊人數共有九十五萬九千餘人，至1919年年初已達到一百五十萬餘人。軍隊的迅速膨脹直接導致軍費開支的急劇上升，1912年各省軍餉開支達一億一千三百萬元，1915年總額約計一億四千一百萬元，1916年北洋政府的軍費支出約為一億五千三百萬元，1918年則增至二億零三百萬元，佔中央財政支出的三分之二以上。其中尚不包括地方軍閥的軍費開支。這對國家和地方財政預算造成沉重負擔，政府無力承擔，唯有舉借外債，大量發行公債，以暫時緩解財政赤字的狀況。據統計，1912年北洋政府發行內債六百二十四萬元，1919年增至二千八百三十五萬元，八年內累計發行總額達三億餘元，是清政府發行額的五倍以上。同時，中央和地方政府也浮濫發行紙幣、軍用票、軍需兌換券等，導致通貨膨脹，紙幣和票券價值暴跌，最終釀成1916年的金融危機。除此之外，又任意徵收和攤派海關稅、鹽稅、田賦、厘金、常關稅、驗契、契稅、印花稅、煙稅、酒稅、貨捐、糧米捐、商捐、碼頭捐等名目繁多的雜捐雜稅，在民間大肆搜刮，大大加重了人民的經濟負擔。1912年至1919年間，田賦稅收增加了七倍，鹽稅和菸酒稅增加了三倍，印花稅增加了六倍。
國民革命軍第七十五軍，前身是北洋軍閥孫傳芳所屬
在以小農業生產為主體的自然經濟體系下，農村的生產關係持續惡化，土地兼併和集中的趨勢日益加劇。各地軍閥和官僚首先依仗權勢，大肆搶佔或強買民田。例如袁世凱在河南彰德、汲縣、輝縣等地佔據田產四萬餘畝；馮國璋在江蘇北部與張謇合辦鹽墾公司，佔地達七十萬畝；督軍吳俊升攫取的土地幾乎遍及黑龍江全省；張敬堯和倪嗣沖在安徽阜陽、霍邱各佔地八萬餘畝；王佔元則在湖北以兩元一畝的價格強行收購土地，併成為山東館陶等四縣的土地所有人。商人和高利貸者在積累資本的同時，也廣泛購置田產。如東北有一人以經營小鋪起家，至1915年時發展成為雜貨雜糧商人，其出租土地已達一干八百餘畝。除此之外，帝國主義也透過債務關係、勾結買辦勢力、以教堂名義、冒名頂替等手段，盜買強佔大量土地。如俄國在東北鐵路沿線佔有大批土地；英美菸草公司於1915年透過買辦任伯言在許昌以永安堂的名義，半霸佔、半收買了數百畝土地；日本在奉天新民縣以佟潤堂的名義買地近兩千畝。
隨著土地兼併的不斷擴大，農民紛紛喪失土地，淪為佃農。如江蘇省崑山縣1905年自耕農佔農戶總額的百分之二十六，半自耕農佔百分之十六點六，佃農佔百分之五十七點四，至1914年自耕農僅佔百分之十一點七，半自耕農保持不變，佃農則增至百分之七十一點七。40在土地兼併的過程中，地方豪紳又向農民轉嫁田賦等稅務負擔，不斷提高地租率，加上徵收人員貪汙舞弊，敲詐勒索，致使農民的實際負擔遠遠超過上繳國庫的數額。據《神州日報》1916年9月的統計，農民每年增加的額外附加和額外暗索約為一億四千萬元。在地租、賦稅、徭役及高利貸的重重盤剝下，大批農民趨於破產，租佃矛盾日益嚴重。如浙江嘉興地區，地主“束於重賦之下”，且因佃戶無法繳納地租，“味同嚼蠟，舍田而他圖”，佃戶則“終歲勤勤無鬥粟之儲”，以致“抗租終訟，業、佃兩困”。江蘇一些地區的地主則紛紛成立田業會及押田公所，以此威嚇農民，並將不服者關入押田公所，室內狹窄，“糞穢狼借，蟣蝨叢生，斃者時有所聞”。
節制資本
在帝國主義列強對華經濟侵略不斷深入的影響下，中國日益捲入資本主義世界市場，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日趨解體，農村經濟則在國際市場的波動起伏中日漸衰敗。民國初年，列強對華的商品輸出繼續擴大，洋貨深入至內地各省，致使土貨滯銷，價格大跌，進而對小手工業生產形成了強烈衝擊。同時，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列強對華資本輸出趨於停滯和下降，經濟掠奪相應減弱，農副產品的出口貿易隨之遭受重創。在上海，日常積壓的貨物約三萬噸，年均損失多達數億元。杭州的出口貨物也損失慘重，生絲、茶葉、羊毛、雜糧等農副產品被迫停止交易。漢口市場的牛皮、芝麻、油類、布匹等商品“皆因出口稀少，頓減其值”。同一時期，自然災害也連綿不斷，對農業生產和人民的生命財產造成了極大損害。例如1912年，安徽、江蘇、福建、廣東、湖南、直隸、浙江、雲南等十餘省遭受水災，其中直隸省受災區域達三十六個州縣，災民超過一百四十萬人，浙江省青田、縉雲等十多個州縣溺斃三十餘萬人，無家可歸、飢寒交迫的災民多達數百萬人。1913年，受水災、旱災、風災、蟲災、冰雹、地震等各種災害的地區包括湖北、河南、廣東、浙江、山西、直隸、江蘇、四川等十五省，面積為六億五千萬餘畝。1914年，湖南、廣東、山西、江西、貴州、直隸、黑龍江等十餘省洪水氾濫，湖北、河南等省遭受旱災、風災、冰雹等自然災害，安徽、江蘇兩省六十餘州縣蟲害嚴重，新疆、雲南發生地震，該年受災農田佔全國農田的一半左右。
據商部不完全統計，1914年至1918年，全國農戶因自然災害減少一千五百六十四萬多戶，耕地面積減少二億六千萬餘畝，荒地增加了四億多畝。
由於土地高度集中，社會經濟衰敗，加之天災兵禍的連年不斷，大批農民、家庭手工業者紛紛宣告破產，災民流離失所，迫於生計不得不背井離鄉，四處謀生。如福建廈門一帶，自1912年起大量勞動者放棄田間工作，流亡到海峽殖民地(Sraitssetlements)、爪哇等地，致使當地耕地面積和各種作物產量逐步減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山東省內近十五萬人以勞工身份前往英國和法國。此外，河北、山東等地農民還向東三省大規模移民，1912年至1920年累計遷入近三十萬人。在錯綜複雜的社會流動中，遊民數量迅速增加，其貧困化、無組織性及地域上的頻繁遷徙加速了社會的動盪。
1912年至1919年間，受國內局勢逐步惡化的影響，社會矛盾迅速激化，商人、貧苦農民等相繼掀起了罷市、抗驗契、抗捐、抗稅、抗清丈等鬥爭風潮。1912年10月，由於軍人強行兌換紙幣，漢口錢業紛紛罷市。1913年8月至11月，山東各地強行推廣驗契和契稅，規定舊契一律呈驗，每張繳納驗費一元，註冊費一角，藉以增加稅收。樂安縣民眾群起抗議，殺死縣知事。1914年年初，廣東紙幣價值暴跌，商行、銀業相繼罷市，巡警逃亡，風潮選起。
1915年1月，奉天新民縣數百名農民持槍械圍攻清丈局，反對清丈地畝。
5月，河南洛寧縣發生反驗契稅運動。
7月，福建龍溪縣箔工、竹工等手工業者因捐稅過重而罷市歇業。
8月，甘肅隴東地區爆發了大規模的抗捐抗稅運動。
12月，吉林五常、榆樹、舒蘭等地農民聚眾搗毀各處清丈局和稅局，奉天海龍、綏中、東豐等地民眾紛起響應。
1916年春，山東肥城縣數千名農民燒燬縣署和四個鄉鎮的清丈局，鄰近各縣農民群起支援。除此之外，河南、安徽、甘肅、四川、奉天、直隸、浙江、廣東等十餘省境內又爆發了多次民變或武裝事變，其中以白朗起義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1913年夏，白朗率領大批散兵遊勇、無業遊民等在河南境內發動起義，接連攻佔唐縣、禹縣等城。起義軍自稱公民討賊軍，鬥爭目標直指袁世凱和北洋政府。在北洋軍的圍剿下，起義軍採取避實擊虛的策略，輾轉河南、安徽、湖北、陝西、甘肅五省，攻克縣城四十餘座，最終因寡不敵眾，於1914年8月失敗。
與此同時，產業工人不堪忍受包工制、監工制、學徒制等封建勒索和壓榨，也掀起多次罷工。據統計，1912年至1919年，全國工人罷工次數達一百三十餘次，規模和鬥爭水平均有顯著提高，工人運動日益高漲。如1913年5月至6月間，漢陽兵工廠工人為反對政府以貶值的紙幣發給工資舉行罷工。1915年，為反對袁世凱政府與日本簽訂《二十一條》，上海日企、長沙等地工人紛紛舉行罷工和遊行示威，號召抵制日貨，反帝愛國。1915年至1918年，上海三新紗廠、英美菸草公司先後舉行罷工，每次參與人數達數千人。其間工人的鬥爭形式也由分散轉為聯合。如1914年，上海部分工人要求增加工資，招商局、太古、怡和輪船公司的中國海員積極響應，舉行總同盟罷工。1915年，蘇州絲業工人舉行全行業的同盟罷工。1916年，天津法租界工人舉行同盟大罷工，北京等地紛起支援。
思想混亂
民國建立之初，隨著中央集權政治體制的終結，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等西方文化精神更為廣泛地傳播開來。同時，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也擯棄尊孔的教育方針，下令取締學校讀經和祀孔活動，廣東、江蘇、湖南、四川等省學校相繼廢除尊孔讀經，將孔廟改為學校或習藝所，停止祀孔典禮。這導致以皇權政體為基礎的舊有倫理觀念和價值體系發生動搖，傳統儒學則完全喪失了思想領域內的正統地位，尊孔觀念隨之受到強烈衝擊。在東西方文化的角逐與碰撞中，中國思想體系開始從單一的儒家文化轉變為各種思潮紛湧並起的多元化狀態。但受政治動盪、經濟衰敗、社會動亂等因素的影響，國內思想界既缺乏對民主制度的深刻理解和堅定信仰，難以徹底地擯除傳統倫理道德，又對新政治制度下的倫理道德建設準備不足，以致“別無所有，惟此種種色色之消極之觀念之總和而已”，絕大多數國人亦是“喪心失圖，皇皇然不知所歸”，遂輾轉沉淪於墮落煩悶之中，社會思想觀念由此陷入嚴重的混亂局面。
袁世凱
1912年袁世凱執掌中央政權後，革命派倡導的民主主義思潮日漸受到壓制，文化保守主義和尊孔復古思潮轉而開始迅速蔓延。康有為、楊度等人認為政局動盪、社會危機緣於政治權威的喪失和道德規範的中斷，並以儒家學說附會民主原則，指出西方平等、自由、博愛等學說皆是孔教中原有之意，且“共和國以道德為精神，而中國之道德源本孔教”“6，由此極力主張重建傳統道德、弘揚孔教以匡正民心。自1912年下半年起，社會尊孔活動逐漸興起，教育部也在袁世凱的授意下，公佈以每年10月7日為孔子誕辰紀念日，要求全國各個學校屆時舉行紀念會。10月，廣州、梧州、揚州等地紛紛集會慶祝孔子聖誕，將尊孔活動推向高潮。在此期間，隨著尊孔思潮的日益盛行，國內出現了孔道會、宗聖會、孔社、尊孔文社、尊孔崇道會、尊孔會、孔教會等名目繁多的尊孔組織，其中以孔教會最具代表性，規模和社會影響力也最大。
孔教會成立於1912年10月7日，由陳煥章、沈曾植、沈鼎芬、姚文棟等在上海山東會館發起成立，康有為擔任會長，陳煥章為主任幹事。該會以“昌明孔教，救濟社會”為宗旨，規定不論宗教信仰、種族、國籍，凡信奉孔教者均可經人介紹人會。在會務方面，孔教會每年召開一次全國大會，每月朔望各召開一次常會。並設講習、推行兩部、前者包括經學、理學、政學、文學四類，後者包括敷教、養正、執禮、濟眾四類，主要功能為講道化民、拜聖談經、考禮正俗、仁民愛物。1913年2月，陳煥章又在上海創刊發行《孔教會雜誌》、分設論說、講演、專著、歷史、孔教新聞、本會紀事等欄目，藉此大力提倡孔教之說。8月，孔教總會從上海遷往北京，並在曲阜另設孔教總會事務所，由孔祥霖任總理，張勳任名譽會長、孔教會得到了孔令貽、王闓運、嚴復、勞乃宣、李佳白、古德諾等中儒西哲及部分地方都督的支援，海內外一些重要城市也紛紛成立孔教支會、孔教學校等。據統計，至1914年年初，孔教會已擁有支會聯合部、支會、分會一百四十餘個，遍及除西部數省之外的絕大部分省區及港澳、紐約、東京等地。
孔教會
自1913年6月袁世凱釋出尊孔令後，在孔教會等團體的積極策動下，全國掀起了尊孔讀經、祀孔祭天、定孔教為國教的風潮。康有為將傳統儒學與宗教、孔教與神道設教相比附，認為孔教超乎基督教、佛教等宗教之上，是人道設教，因而主張將孔教定為國教，舉國尊奉。1913年8月15日，陳煥章、嚴復、梁啟超、夏曾佑等人在國會兩院討論憲法期間，以孔教會的名義呈遞請願書。他們認為“立國之本在人心，人心之本在道德，道德之本在宗教，是則宗教者直接而為人心道德之本，間接而為國家鞏固之基”，並援引各國法律作為論證，要求以憲法形式明定孔教為國教，尊奉孔子為國教教主。此舉在國內立即引起軒然大波，各地尊孔組織紛紛起而響應，黎元洪、馮國璋等政府官員及部分商界人士也表示支援。同時，又遭到國內各宗教團體、部分革命黨人的激烈反對，致使議院和社會各界關於孔教的爭論趨於白熱化。10月，國會鑑於各方的反對態度，否決定孔教為國教的議案，但為折中起見，又在憲法草案第十九條內容中規定“國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為修身大本”以憲法形式確立了儒學在國民教育中的特殊地位。
民國初年，以孔教會為代表的尊孔組織在社會上掀起了一股強大的復古潮流。其中多數成員主要為挽救頹廢風氣、整頓風俗而提倡孔教，同時又主張君主立憲，實行所謂虛君共和，從而步入孔子救國的歧途。這雖與袁世凱推行專制獨裁、帝制自為的政治圖謀有所不同，但在客觀上為民國初年兩次帝制復辟活動提供了倫理依據，在相當程度上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同一時期，在尊孔復古思潮的帶動下，封建迷信思想和活動也呈越演越烈之勢。1916年，留日學生率先在神戶發起成立中國精神學會，開始援引西方靈學““學說，公開宣揚鬼神迷信思想。繼此之後，俞復、陸費逵、楊光熙等人又於1917年10月在上海組織設立盛德壇和靈學會，並編輯出版《靈學叢志》，稱靈學為“凡百科學之冠”，具有“浚智慧，增道德，養精神，通天人”的功能，亦可“謂之聖學”，故而強調“專研究人鬼之理、仙佛之道，以及立身修養種種要義”，以大張鬼神之說為宗旨。““具體而言，即移植傳心術（心靈感應）、催眠術、靈力見鬼術、天眼通、靈魂攝影等西方靈學的內容，將其與中國固有的神道設教、天人感應、修道成仙、靈魂不滅、因果報應及扶品、求籤、唸咒、招神問鬼等鬼神信仰和民間迷信活動相結合。如盛德壇在儀式中恭請各路“聖賢仙佛”臨壇顯聖、寫字作詩，其化身既包括張天師、關羽等民間信仰人物、又包括顏回、董仲舒、朱熹、陸九淵等儒家代表。在盛德壇和《靈學叢志》的鼓動下，全國範圍內湧現出一大批名目不一而實質相同的民間迷信團體及其刊物，如北京昇平道社、同善社、悟善社及其社刊《靈學要志》、天津醉紅軒、河南廣善社、湖南誠念社、無錫演化社、廣東省躬壇、許昌至善壇等。至1919年，中國靈學南呼北應，風靡一時，成為思想界一種廣有聲勢的社會意識。
在民間，天災祈神、迎神拜佛、鬼神祭祀及煉丹、畫符、算命、卜卦、扶、風水、陰陽五行等迷信習俗和娛樂活動一時間非常活躍。據報刊報道，1917年間，全國各地災情嚴重，一些地方官吏和一般民眾紛紛舉行祈神活動。如湖州地區“苦旱異常，瘟疫大作，火驚頻聞”，民眾於是集資“建太平公醮五天，供祀張天師像，以祈甘霖早降，行香之日，儀仗甚多，執事人等，皆穿白衣，狀如出殯”。天津因水災設壇祈禱龍王，“由為首者在距離河北大王廟沿河灘設立香案，並備金漆圓盤一個，而鋪紅緞，各迷信人逐一行三跪拜札，密密禱告，叩請龍王登岸”，以冀速退積水。
這一時期，盂蘭盆會又稱孟蘭會，起源於中國舊俗陰曆七月十五日鬼節。民間每年於鬼節前後祭鬼，後逐漸與佛教“目蓮救母”的故事、道教的地官生日(中元節）結合起來，形成一項民間自發集體祭祀的活動。迎神賽會等迷信習俗也十分盛行，常常擾亂社會治安。如天津海河地區每年陰曆七月十五日舉辦孟蘭盆會，“以資超度亡魂，每次糜費頗巨”，且“於會場日，紅男綠女擁擠異常，警察無論如何彈壓亦必發生衝突之事(前數年均有此項衝突案可稽)”。除此之外，其他各種迷信活動亦不在少數。如江浙一帶“各處又盛行品壇，並有學士文人為之提倡，然必聚孔子、濟顛僧、武松、黃興於一堂，不倫不類”。在設壇扶品的風氣氾濫之時，各地左道邪術也此起彼伏，例如廣東省記憶體有神仙教等多個名目的迷信團體，“據云黑彈可抵，白刃可蹈，又能知人過去未來事。無論男女均得傳授。以是一般愚夫愚婦多入中。誣民惑世，喪廉敗德，莫此為甚”。
盂蘭盆會
盂蘭盆會
盂蘭盆會，又稱盂蘭會，是中國漢傳佛教徒根據西晉三藏法師竺法護譯的《佛說盂蘭盆經》，並結合儒、道等民間傳統信仰而形成的一種“救拔父母”、超度歷代宗親的法會。“盂蘭”一詞來自佛經中“目蓮救母”的故事，是梵文Ulambana的譯音，意為“救倒懸”，即解救在地獄裡受苦的鬼魂。盆是漢語，意為盛供品的器皿。傳說盂蘭盆可以解先亡倒懸之苦。孟蘭盆會創始於梁武帝蕭衍，其於538年（大同四年）在同泰寺設孟蘭盆齋，此後上行下效，逐漸成為一項民間自發集體祭祀的活動。孟蘭盆會一般都在農曆七月十五日中元節（道教的地官生日，又稱“鬼節”)舉行，主要儀式由淨壇繞經、上蘭盆供、眾僧受食三部分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