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興起的背景

1915年至1919年間，新文化運動在政治和思想上給予封建主義沉重的打擊，猛烈地衝擊了千百年來束縛國人心智的道德、倫理觀念及建構其上的政治意識，使中國思想文化領域氣象一新。同時，新觀念和新精神也傳播至國內各大城市和部分學校，北京大學及其他幾所北京高校則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領導中心，促成了廣大民眾尤其是青年知識分子的迅速覺醒。自1917年以後，新知識分子群體逐漸走向聯合，在全國各地建立了一大批社團組織及刊物，其中影響較大的有長沙的新民學會、北京的少年中國學會、國民社及其《國民》雜誌、新潮社及其《新潮》雜誌等。這些社團儘管對新思潮反應不一，但多以救亡圖存為己任，積極宣傳各自的愛國主張，推動了新文化運動的深人發展。

同一時期，由於西方帝國主義列強忙於戰爭，暫時放緩了殖民侵略的步伐，世界各地開始掀起了規模空前的民族解放運動，如俄國、芬蘭、德意志、奧地利、匈牙利等國爆發的社會主義革命、土耳其革命、愛爾蘭獨立等。與此同時，美國總統威爾遜(ThomasWoodrow Wison)又推行其理想主義政治，提出關於戰後處理世界問題的“十四條原則”，其中包含了廢除秘密外交、保障小國的政治獨立和民族自決等內容。這在中國國內引起了巨大反響，給予各階層的救亡活動支援和鼓舞。在上述國際政治局勢的推動下，加之政局動盪、經濟衰敗、社會動亂、日本侵華加劇等因素的影響，國內新知識分子、新興商人、企業家、產業工人等階層的愛國救亡活動連綿不斷，民族主義情緒隨之迅速高漲。

自1917年起，隨著北京政府親日態度的日漸明顯，新知識分子、工商業者等社會階層及民間反日團體之間的聯絡愈益密切，愛國情緒逐漸在救亡圖存的聲浪中化為行動。1918年3月至5月間，段祺瑞政府與日本秘密締結《中日軍事共同防禦協議》，雙方拒絕公佈條款內容，引起了大眾的猜忌和不滿。5月中旬，為抗議秘密外交，留日學生不顧北京政府的威脅，開始集體回國，並在上海創辦《救國日報》，刊載一系列文章，呼籲青年積極參與救國活動。

5月20日，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北京法政專門學校、北京工業專門學校等兩千多名學生舉行遊行請願，抗議政府與日本秘密簽訂軍事協議。他們步行至總統府，要求公佈軍事協議的內容，並予以廢除。在請願的同時，北京學生又派遣代表至上海，與當地學生聯合組織學生愛國會。天津、上海、福州等地學生隨即舉行了類似的遊行請願活動。稍後，一些商人對學生運動也予以聲援，在公開場所多次召開集會，並致電北京政府，指斥國務總理段祺瑞，要求廢除軍事協議，實現南北休戰。這標誌著新知識分子、工商業者協同合作的開始，是五四運動的一次預演。

1919年年初，英、美、法等國在巴黎凡爾賽宮召開戰後會議。中國作為對德宣戰的協約國成員，也派遣陸徽祥、顧維鈞、施肇基、魏宸組、王正廷五人組成代表團，參加巴黎和會。對此，各方人士保持著幾許樂觀，都希望中國能夠憑藉戰勝國的身份，收回德國在山東的權利，重新調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受日本威脅而訂立的相關條約和協議等，以此“稍挽百十年國際上的失敗”，提高自身的國際地位，“與英、美、法並駕齊驅”。會議期間，國人在海內外組織創立了國際聯盟同志會、國民外交協會、外交調查協會等多個團體，對中日外交問題給予了廣泛關注。

和平會議

巴黎和會召開後，隨著各項議案的逐步展開，中、日雙方在山東問題上的爭論愈益激烈。和會自一開始就是一個不平等的會議。它以十人會議(又稱五國會議）為最高機構，由美、英、法、意、日五國元首和外交部長組成，一切重大問題經其討論決定，其他國家只能在涉及與己相關的問題時列席會議。日本躋身於十人會議，對中國關於山東問題的交涉極其不利。1月27日，中國代表團受邀出席十人會議。會上，日本專使對中國收回山東的問題隻字不提，反而要求中國將山東境內膠濟鐵路及其他利益無條件地讓與日本。次日，顧維鈞等中國代表在十人會議上發言，反駁日方的宣告，指出1915年至1918年間中國與日本訂立的協約、合同、換文等都是受日本脅迫所致，不能視為有效。同時，又從山東的歷史、人口、宗教、風俗、語言等方面，強調中國應擁有山東主權。2月15日，中國代表團不顧日本阻撓，向和會提交關於山東問題的說帖，要求和會將德國在山東的各項權利直接交還中國。除此之外，中國代表團在3月至4月間又向和會提交了“廢除民四條約”“中國希望條件”等說帖，要求廢除《二十一條》，列強放棄在華勢力範圍，撤退外國駐華軍警，收回外國在華的租借地、租界，取消在華領事裁判權，關稅自主，等等。

在山東問題的交涉過程中，北京、天津、上海、武漢、紐約、洛杉磯、檀香山、倫敦、菲律賓、墨西哥等地學生組織、政治和社會團體、工商業機構、工會、華僑組織，紛紛致電駐巴黎的中國代表團，抗議日本提出的山東議案，支援代表們據理力爭，拒絕承認列強的秘密協定。儘管海內外民情激揚，但由於和會所標榜的和平、平等僅是一個幌子，弱國的利益仍屬大國交易的籌碼，中國收回山東的可能性實質上已微乎其微。4月16日至17日，十人會議兩次討論山東問題。受日本政府的影響，會議通過了山東問題暫由五國共管的提議。恰在此時，義大利宣佈退出，和會趨於破裂。日本乘機轉變態度，聲言要退出和會。為避免和會中斷，美、英、法三國決定犧牲中國利益，於30日裁定將山東問題寫入《凡爾賽和約》，規定日本獲得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益，同時也拒絕了中國代表所提的其他提案。中國代表團在巴黎和會上的外交交涉宣告失敗。事實證明僅以外交手段獲取國際平等地位的願望是不切實際的。

4月底，交涉失敗的訊息傳至北京，國人頓時從虛妄的幻想中跌人絕望的境地，沮喪和激憤之情溢於言表，愛國情緒隨之空前地蔓延開來。中國代表團在巴黎和會上的交涉失敗成為五四運動爆發的直接導火線。

運動經過

在舉國上下反帝愛國的熱潮中，青年學生的情緒尤為激烈。1919年5月3日晚七時，一千餘名北京大學學生在校內法科大禮堂舉行緊急會議，北京高等師範學校、法政專門學校、高等工業學校也派代表參加。會場氣氛十分沉悶，“時有數人演說，激昂慷慨，聲淚俱下”13。經過討論，大會決議聯合各界力量一致抗爭，要求駐巴黎代表拒絕簽字，並定於5月4日齊集天安門廣場，舉行學界遊行示威，抗議政府的外交政策。同時，通電各省於5月7日國恥紀念日，即在日本對華提出《二十一條》最後通牒的四週年紀念時，舉行遊行示威活動。4日上午，各校學生代表又在法政專門學校法律科大講堂開會，推舉北京大學代表傅斯年為主席。

4日下午一時左右，北京大學、高等師範學校、法政專門學校、高等工業學校、匯文學校等京內十三所學校的三千餘名學生如約集會在天安門前。學生們手持寫有“還我青島”“取消二十一款”“拒絕和約簽字”等內容的小旗，紛紛發表演說，呼喊口號，並沿途向民眾散發印有《北京學界全體宣言》的傳單。二時，學生集體向東交民巷使館區前進，但在使館區西口處被外國巡捕阻攔。遊行群眾一致推舉羅家倫、張國燾等人為代表，由其進入使館向美、英、法、意等國公使遞交說帖，敦請各國在巴黎和會中援助中國。時值週日，各國公使均不在使館，學生們在烈日下等待兩個小時後，仍無法透過東交民巷。與此同時，中國軍警又圍住東交民巷的入口，強行干涉，企圖逼迫學生退後。在失望和壓力之下，學生隊伍退出東交民巷，輾轉至趙家樓曹汝霖住宅，要求曹汝霖親自解釋與日本締結密約的原因，但遭到守衛警察的阻攔。學生憤怒地衝進曹宅，搗毀傢俱、瓷器等物，放火焚燒房屋，痛打了暫居曹家的章宗祥，曹汝霖則倉皇躲入一間小室，未被發現。焚燬曹宅後，多數學生隨即陸續散去。約至下午六時，大批警察聞訊趕來，逮捕了在場的三十二名學生。

學生被捕的訊息傳開後，京內各大專學校的學生陸續召開集會，商討對策。5日下午，各校學生代表在北京大學召開聯合大會，決定上書大總統，要求政府釋放被捕學生，否則各校將一律罷課直至釋放被捕學生為止；懲辦賣國賊，力爭青島；通電國內外相關組織團體，聯合各界一致行動。6日，為援救同學和提倡愛國運動，學生代表又發起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成為領導學生運動的永久組織。這一行動立刻得到大多數知識分子、報章雜誌及社會、政治和商業團體的同情和支援，紛紛呼籲政府釋放被捕學生。其中天津最早做出迴應。6日至7日間，天津中等以上的十所學校代表相繼召開兩次會議，成立天津學生臨時聯合會，並舉行國恥日紀念活動。與此同時，上海六十餘個團體兩萬多人又在西門外體育場舉行國民大會，要求懲辦賣國賊、收回青島、抵制日貨等，會後舉行了聲勢浩大的遊行示威。在社會各界的壓力下，北京政府被迫於7日宣佈釋放全部學生。

五四運動中的留學生

被捕學生獲釋後，北京政府依然對學生運動持彈壓態度，嚴禁學生干涉政治，責令校方逮捕學生，並下令將先前保釋的學生送交法庭，實行法律制裁。相反，對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則慰問有加，拒絕接受三人辭職。9日，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在官僚軍閥的攻擊下悄然辭職離京，教育總長傅增湘隨後也被免除職務。這激起了師生的極大憤慨。19日，北京十八所大專學校在學生聯合會的領導下，舉行全體大罷課，並在城內各地組織街頭演講團，散發傳單、小冊子和報紙，要求政府拒絕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懲辦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三人，挽留蔡元培和傅增湘，撤銷對學生的警戒命令，等等。同時，又秘密派遣一些學生代表至天津、南京、上海等地，聯絡各個學校，號召統一行動。20日，北京所有中學紛起響應，陸續參加罷課活動。

北京集體罷課活動不久便擴充套件到其他城市。23日，天津北洋大學、南開學校、直隸法政學校、高等工業學校、省立中學等十五所學校一萬餘名學生全體大罷課。26日，在上海學生聯合會的領導下，復旦大學、東吳大學、震旦大學、同濟大學、南洋公學等七十所學校兩萬多名學生集體罷課，欲“合全國國民之能力，挽救危亡，死生以之，義不返顧”“。遊行示威後，學生聯合會又組織演講，散發傳單，設立勞工部和調查部，積極聯絡各大商會、勞工及外部學界，以壯大運動聲勢。在此期間，濟南、蘇州、南京、福州、武漢、長沙、廣州等一百多個大小城市也先後掀起了大規模的罷課風潮。

面對聲勢浩大的罷課風潮，北京政府試圖以威嚇的手段消學生運動，遂於6月1日釋出命令，勒令學生自即日起一律復課，並宣佈查禁聯合會、義勇隊等學生團體。學生並未因此退縮。3日，在北京學生聯合會的發動下，九百多名學生走上街頭，舉行大規模的演講活動。北京政府派出軍警大肆抓捕，近四百名學生被拘捕。

4日，大批學生繼續上街演講，軍警搜捕了一千一百餘名學生。由於人數太多，監獄無處容納，學生分別被臨時拘押在北京大學法科和理科院內。在政府的武力鎮壓下，學生們毫不妥協，反而加強了四處演講的活動。5日，五千多名學生遍佈北京大街小巷，慷慨陳詞。北京當局已無力關押更多的學生，只能命令軍警驅散聽眾。政府的高壓手段引起全國各地民眾的極大憤慨。上海學生聯合會組織罷市活動，得到了商人、工業家和工人的大力支援。5日，上海舉行聯合罷市，除外國人所設的洋行外，“華租各界大小商店，已無一開門者”，商店門前“皆貼有白紙上書‘罷市請命、商學意志、挽救學生、罷市救國’等字”。15之後，日華紗廠、上海紗廠、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滬寧和杭甬鐵路等處工人也相繼罷工。當日下午，上海各界舉行聯席會議，與會代表決定全體工商界與學界保持一致，“於本日起一律輟業”，宣稱如若“賣國賊存在一日，商學工界即輟業一日，誓不反顧”。16會上，各代表還發起成立了上海各界聯合會，亦稱工商學報聯合會，以便各界聯合進行反帝愛國運動。自6日起，上海罷工規模進一步擴大，紡紗、鋼鐵、電車、鐵路、輪船、碼頭、市政、印刷等各個行業工人及馬車伕、清道夫、木工、泥工、在洋行上班的華籍職員均參加罷工。至11日，罷工人數總計約達七萬人。上海各行陸續宣佈停業，市內外交通中斷，全市陷入癱瘓狀態。

上海發起的罷課、罷市、罷工鬥爭立即得到了其他城市的積極響應，南京、寧波、廈門、鎮江、蘇州、無錫、九江、安慶、濟南、武漢、天津等市相繼罷市。在唐山、長辛店等地，鐵路工人也舉行了罷工活動。至此，罷課、罷市、罷工風潮迅速席捲全國，五四愛國運動的發展形勢蔚為壯觀。

在罷課、罷市、罷工鬥爭的強力衝擊下，北京政府被迫做出讓步，於6月5日命令軍警撤離北大校園。被捕學生為向社會各界揭露軍警的暴行，直至8日才離開臨時拘押所。同時，一些官員和商界人士也要求政府釋放學生，罷免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以平息風潮，穩定局勢。10日，北京政府迫於社會壓力，下令免去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三人職務。至此，愛國運動取得了階段性的勝利。自12日起，上海、天津等地的罷課、罷市、罷工鬥爭陸續停止。

罷免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之後，北京政府和學生群體又在是否簽訂《凡爾賽和約》的問題上出現爭執。北京政府認為簽字對中國有利，指示代表團在交涉失敗後即可簽訂和約。這激起了學界、工商界、勞工界等人士的強烈不滿，迅速發起了拒籤和約運動。數百名社團代表集合在總統府前，進行拒籤請願。隨後，上海和山東民眾又舉行群眾大會，推舉代表進京請願，要求拒絕簽字，廢除高徐、濟順鐵路草約，懲辦賣國賊。16日，來自北京、上海、南京、天津、日本的學生代表在上海組織成立中華民國學生聯合會，發出反對簽字宣言。隨著國內拒籤呼聲的不斷高漲，北京政府被迫改變決定，致電中國代表團在和約簽字問題上“審度情形自酌辦理”。28日，中國代表缺席巴黎和會的簽字儀式。

拒籤《凡爾賽和約》是中國近代以來在對外交涉中首次做出的沒有屈服的抗爭，日本最終未能獲得繼承德國在山東權益的合法依據，從而為中國此後收回山東創造了條件。以遊行示威為開端的五四愛國運動至此圓滿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