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究竟因何而亡，是後世史學家爭論最多的問題，但絕大多數人都把目光集中在黨爭、流賊、後金這些最顯而易見的問題上，卻忽視了“遼人”這一支能夠直接制約後金發展的龐大群體的存在。

誠然，黨爭造成了明朝政局的敗壞；流賊直接摧毀了明朝的經濟；後金最終成為了覆滅明朝的直接推手，但是，後金之所以能夠興起，卻並不是僅如紙上說的那般撫御失策，其起始原因卻是本來明朝用於控制女真（後金）最為強有力的遼人大批次地流失，投奔到女真，成為了其與明朝抗衡的最為重要的一支力量。

那麼，本來作為明朝控制北方的最重要的一支力量為什麼要拋棄祖宗之國，放棄祖宗之地，而要去投奔女真呢？此事說來話長。

明朝建立後，為了防止蒙元殘餘死灰復燃，朱元璋在洪武四年(1371年)設定遼東衛。同年七月，改置定遼都衛，十月,改定遼都衛為遼東都指揮使司,簡稱遼東都司,作為明朝當時管轄整個東北地區的最高衛政機構。

但朱元璋認為，遼東離明朝中央統治區過於遙遠，需要有朱姓王爺鎮撫，因此，朱元璋封第十五子朱植為遼王，封地在廣寧衛（今遼寧北鎮）；第十六子朱權被封為寧王，封地在大寧衛（今內蒙古赤峰）；封第二十一子朱模為沈王，封地在瀋陽中衛（今遼寧瀋陽）。由此可見，朱元璋對遼東之地的重視。

但也由此出現了一個問題，那就是遼東之地的人口構成的特殊性。遼東之地除了原有的渤海遺民外，人口比例最大的並不是漢族，而是那些星散分佈的各少數民族。

漢人在遼東的構成主要有兩類，一是軍戶；二是匠戶，這也是遼東地區獨特的性質所決定的。

元末明初，經過了幾十年的廝殺，明朝的人口嚴重不足，根本無力向遼東地區移民，因此，遼東地區的人口特徵是“非官而軍，非軍而官”，也就是說，遼東人口除了官員之外，所有的只有軍人和軍人家屬，另外再加上大量的匠戶，也就是為軍隊提供軍需生產的工匠。

本來，這種型別的人口構成，是最有利於官府管理的，因為在遼東實行的基本上是軍管，遼東就像是個巨大的兵營，所行的法令都是軍法，地方官吏只要是不搞事情，那基本上就沒事。

可有利就有弊，自明朝中葉以來，隨著衛所制度的崩潰，大量的被高階將領剝奪了田土的軍戶們實在無法忍受盤剝之苦，開始出現了逃亡現象。而那些本來就沒有被納入“民”這個體系中的匠戶們則生活更是苦上加苦，已經成為了高階軍官們的私屬，從為官軍打造軍用物資變成了為高階軍官們個人家族提供無償勞動力的工匠，高階軍官們越是大發其財，普通軍戶和匠戶的生活則越悽慘。因此，這種現象為明朝中後期遼人出現大規模逃亡埋下了種子。

而且，軍戶和匠戶是受到軍隊嚴格管制的，他們基本上是沒有人身自由的，要想逃到關內，基本上不可能，因此，逃亡到由女真控制的地盤則成為了唯一的選項。

如果說，在明神宗之前出現的逃亡現象還屬於零星事件的話，那麼，到了萬曆二十四年，這種現象則愈演愈烈，直接的導火索就是“高淮亂遼”事件。

明萬曆二十四年，尚膳監太監高淮受命到遼東開礦，徵收礦稅。高淮在遼東十年，搞的是天怒人怨，不僅大肆盤剝普通匠戶，而且還肆意剋扣本應發給軍戶們的糧餉，這直接釀成了遼東地區在萬曆三十六年的兩次兵變，造成的直接後果是駐紮在遼東地區的軍戶往逃亡到女真控制的區域。據《明實錄》記載：

“遼東二十五年開原額軍士一十五萬陸仟九百餘名，今役止六萬餘名，其間，且多老弱”。

也就是說，除了老弱不堪之人還留在遼東外，其他能夠逃跑的軍戶幾乎逃亡一空，剩餘的6萬人中，能夠稱得上精壯之人不過2萬。以至於流傳在開原地區的民謠中說：

“生於遼,不如走於胡”。

“利其薄獲,陽謂為天朝民也,相與安之,而陰實有招徠之意。”

也就是說，努爾哈赤在這個問題上雖然沒有明著與明朝搶奪軍戶和匠戶，但對於來到自己地盤的軍戶和匠戶採取了一視同仁的態度，並沒有按照明朝所希望的那樣，把這些人送還明朝 ，在實質上就是抱有一種招徠的意思。

正是有了努爾哈赤這個政策，才使得女真部族在短時間內快速發展起來，大量的軍戶充實了女真的軍隊，而匠戶們則為女真軍隊打造盔甲等一系列軍用物資。據徐光啟在《庖言》中說：

“北門外則鐵匠居之，專治鎧甲；南門外則弓人、箭人居之，專造弧矢。”

在女真舊都的北門，居住了大量的鐵匠，所打造出來的盔甲武器異常精良；在南門則居住了大量的製作弓箭的匠戶，此時的女真舊都，儼然已經成為了一座巨大的兵工廠。

此消彼長，明朝的損失就是女真部族的收穫，本來以十三副甲起兵的女真部落在此時已經成為了甲冑精良 、齊全的一股精銳的武裝力量，而明朝的軍隊則盔甲簡陋，僅有胸部和背部有甲，形勢在這一時期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逆轉。這一點在日後進行的薩爾滸之戰中，連明軍大將的甲冑都不堪後金軍隊攻擊一事中就可以得到明證。

女真的壯大，終於引起了明朝的注意，有識之士紛紛上書表達了對遼東形勢的擔憂。有甚者甚至提出，朝廷若失遼則明亡這種口號。那麼，遼地真的有這麼重要嗎？

如果說，明朝未遷都，仍然定都南京的話，那麼，“失遼則明亡”這句口號則有危言聳聽之嫌，可是 ，明朝自遷都北京以來，遼地的重要性就越發顯現出來。

嘉靖時遼東巡按御史王之誥曾上書：

“遼,北拒潰胡,南扼朝鮮,東控夫餘、真番之境,負山阻海,地險而要。中國得之,則足以制胡;胡得之,亦足以抗中國,故其離合,實關乎中國之盛衰焉。”

而且，“京師去遼才七百里、遼亡則京師未得安枕臥也。”也就是說，遼地距離北京僅有700餘里，如果遼地有失，被女真佔據，那麼，他們就可以利用遼地的優勢與明朝抗衡，這可是關係到明朝盛衰的大事。

從女真到後金的發展以及明朝滅亡的歷史來看，不幸被王之誥言中了。

但是，明朝自中後期以後，吏治癒發腐敗，雖然有識之士不斷呼籲朝廷要對遼地給予應有的重視，但對於禍害遼地十年的高淮也僅是召回朝廷而已，對於軍戶和匠戶的大量流失，也沒有從根本上進行彌補，這就更加激起了遼地人民的反抗。

明朝天啟年間，山西道御史畢佐周總結了遼人對明朝的四點不滿，提出了著名的遼人“四大恨”的說法：

“軍興以來,援卒之欺凌詬誶, 殘遼無寧宇, 遼人為一恨。軍夫之破產賣兒,貽累車牛,遼人為再恨 。至逐娼妓而並及張、劉 、田三大族,拔二百年難動之室家 ,遼人為益恨。至收降夷而雜處民廬 ,令其淫汙妻女 ,侵奪飲食,遼人為愈恨 。有此四恨,而冀其為我守乎?”

可以這麼說，明朝在遼地已經失去了群眾基礎，因此，在明朝征討女真的戰爭中，遼人採取不配合態度甚至是支援後金也是很正常的，也因此，僅僅抱怨遼人對朝廷征討女真的各種不配合視為出賣祖宗的說法是不客觀的。

反觀後金方面，在努爾哈赤攻佔遼東（丹東、大連）之前，在對待遼人方面，表現出了一種積極的態度，甚至是“以民為奇貨而潛招之”，這對於遼地的邊防起到了瓦解作用，因為任何一支軍隊在失去了民眾的支援下，都是不可能長久的。

可是，自努爾哈赤佔領了遼東之後，就變了一副嘴臉，開始跑馬圈地，對漢人大肆盤剝，其手段比起高淮也與過之而不及，大量的遼人在內外逼迫之下只得逃離，投奔了東江鎮（今丹東）的毛文龍。由此看來，努爾哈赤之所以在前期善待遼人，絕非心慈手軟，而是有其險惡的目的。

正是因為女真的興起和遼人對明朝的失望與不配合，使得明朝在與後金的作戰中，連連失敗，遼陽喪失，瀋陽喪失，尤其是廣寧衛（今北鎮）的喪失，明朝喪失了在遼西所有的地盤，而且使後金和蒙古各部族建立了聯絡，為日後繞過山海關繞道蒙古進犯明朝內地創造了條件。

明朝遼地幾乎全部喪失，僅留有關寧一線。為了抵抗後金的進犯，明朝自薩爾滸之敗後，再也沒有組織起像樣的進攻，而是採取了消極抵抗的策略，花費了大量的財力物力來興建寧錦防線，而這些巨大的花費又被轉嫁到了關內普通民眾身上，“遼餉”成為了明朝關內人民，尤其是廣大農民身上巨大的負擔，這也直接造成了大量農民破產，最終加入到農民起義軍中。

之所以這筆數量驚人的“遼餉”會被轉嫁到農民頭上，是源於明朝不徵收商業稅的國策，在明朝統治者眼裡，徵收商業稅則被視為對國策 “不與民爭利”的違反，其實，這簡直就是個笑話。

明朝的商業絕大多數把持在由封建士大夫們所控制的大商人手中，所謂“不與民爭利”就是不向商人徵稅，而不是不向農民徵稅。這樣一來，士大夫階層富得流油，而農民則窮得要死，破產的農民除了跟著起義軍走，就只剩下死亡這一條路了。

因此，從明朝滅亡的根源來分析，先是遼地的喪失，統治階級為了挽回敗局，只得徵收大量的“遼餉”；官員們又以“不與民爭利”為藉口，把“遼餉”轉嫁到農民頭上；農民破產，只得投奔起義軍；為了鎮壓起義軍，明朝只得再次徵收“練餉”；官員們又把“練餉”再次轉嫁到農民頭上，逼得數量更大的農民投向起義軍，就這樣惡性迴圈，雪球越滾越大，最終明朝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