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青年》與新文化
民國建立後，由於國內政局動盪不定及共和制度徒具虛名，各類文化、政治思潮紛湧並起，各種價值觀念也衝突不斷，社會思想陷入了嚴重的混亂局面。在政治體制的共和或專制、文化發展走向的世界化或傳統性方面，新舊思潮及各個流派間產生了不同程度的爭鳴。同時，自由、平等、人權等西方學說則在文化知識界和青年學生中更為廣泛和迅速地傳播開來。1914年至1915年間，新創辦的《民國雜誌》《民國日報》《甲寅》《科學》等刊物登載大量文章，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封建專制主義、復古主義及帝國主義侵略等，開始掀起了新一輪的思想啟蒙和解放運動，即新文化運動。
新文化運動正式興起於1915年9月，以陳獨秀創辦的《青年雜誌》為標誌。陳獨秀(1879-1942)，字仲甫，安徽省懷寧縣人。早年求學於浙江求是書院，開始接受新式教育。後三次留學日本，入讀東京高等師範學校速成科、正則英語學校和早稻田大學，學習法律、哲學、政治、歷史、文學等科目，深受西方思想文化的影響。歸國後，曾協助主編和創辦《國民日日報》《安徽俗話報》和《甲寅》雜誌，大力抨擊傳統的陳腐思想，積極倡導民主自由、婦女解放、破除迷信等。1915年9月15日，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並自1916年9月出版第二捲起將之更名為《新青年》，旨在全面批判封建思想文化，改造青年思想，重建近代的新文化。
1917年年初，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後，大力貫徹“相容幷包、百家爭鳴”的教育方針，且主張學術平等、男女平等及校政公開，使北京大學氣象一新，成為國內思想解放運動的學術重地。在蔡元培的延聘下，陳獨秀擔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新青年》編輯部隨即也由上海遷至北京。稍後，李大釗、胡適、錢玄同、劉半農等新文化界人士也受聘至北京大學任教或兼課，並積極參加《新青年》的編輯或撰稿工作。自此，新知識分子領導人以《新青年》雜誌、北京大學為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陣地，逐步走向聯合，在思想界尤其是青年群體中產生了重要影響。在其帶動下，國內湧現出《每週評論》《晨報》和《京報》副刊等一大批民主性刊物，積極倡導新文化、新思想、新觀念，共同促進了新文化運動的迅速高漲。
新文化運動興起之初，倡導者們即以“德先生”(Democracy)和“賽先生”(Science)相號召，積極倡導民主與科學，強調唯其才能“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1，並結合進化論和人性解放的思想，猛烈地抨擊了封建專制主義和矇昧主義。
所謂民主，指的是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具體包括人權平等、個性解放、獨立人格及以代議制為基本原則的共和體制等。陳獨秀在《青年雜誌》及《新青年》上先後發表《敬告青年》《吾人最後之覺悟》等多篇文章，指出民主(文中稱之為人權）即個體享有平等自主的權利和自由人格，要求推行政治、宗教、經濟和個性的解放。同時，又大膽抨擊軍閥專制獨裁的黑暗統治，批判以家庭為本位的舊倫理和宗法社會的罪惡，並向國人尤其是青年提出“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象的”六項行動原則，號召他們勇於解放思想，以求實進取的精神奮起自救，最終實現民主政治。
所謂科學，指的是近代自然科學及其法則、精神，具體包括破除愚昧和迷信，打破偶像崇拜，激揚理性思維，反對盲從和武斷，以及宣傳進化論、唯物論、無神論等。《新青年》《科學》月刊和《學藝》雜誌成為這一時期宣傳科學的主要陣地。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們據此發表了大量文章，在介紹和普及近代自然科學知識的基礎上，批判宗教的本質和消極影響，主張以科學代替宗教，指斥各類鬼怪迷信活動，號召用科學的理性態度對待傳統觀念和一切社會問題，破壞神權、君權等偶像崇拜，建立真實合理的信仰。陳獨秀將民主、科學形象地比作一輛車的兩隻輪子，呼籲“以科學與人權並重”。他極力推崇嚴謹、理性的科學態度，認為一切違背科學和民主精神的事物，諸如鬼神、煉丹、算命、風水、陰陽五行等“皆一文不值”，強調以科學說明真理，凡事與科學法則相驗證，長此以往就會使“迷信斬焉，而無知妄作之風息焉”。
在傳播民主與科學思想的過程中，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多著力於輿論宣傳，對西方思想的整理和研究不夠深入，具體闡釋上因而顯得龐雜、膚淺，且多有鼓吹“科學萬能”的唯科學主義傾向。儘管如此，新文化運動本身仍反映出新知識分子在認識中西文化差距的問題上，已從器物、制度深入至精神文化的層面，標誌著近代中國的救亡運動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勢必會在思想文化領域發揮重要的啟蒙作用。
二、打倒“孔家店”
新文化運動興起後，為深入貫徹民主與科學思想，全面抵制尊孔復古、專制獨裁的社會風潮，倡導者開始對傳統的倫理和價值觀念進行理性批判，矛頭直接指向封建禮教及其代表孔子，逐漸掀起了聲勢浩大的排孔浪潮。
《青年雜誌》在創辦之初，陸續發表了幾篇抨擊孔教的文章，但並未直接指向孔子所代表的儒家學說。直至1916年春，袁世凱的帝制復辟活動歸於失敗後，排孔運動才逐漸在全國推廣起來。2月，《青年雜誌》首先刊登了易白沙的批孔文章。易白沙(1866-1921)，原名坤，號戰村，湖南省長沙縣人。長期從事教育工作，曾研讀黃宗養、顧漿武等人的著作，產生了反清強國的民族意識。
後與章太炎、陳獨秀等人多有接觸，深受民主革命思想的影響，主張結合自由、平等、博愛等西方學說，將春秋戰國時期諸子尤其是墨子學說發揚光大。《青年雜誌》創刊後，相繼發表《述墨》《孔子平取》《諸子無鬼論》《孔子平議》等多篇文章，宣傳民主與科學，倡導文化革新、思想解放。其中《孔子平議》一文率先揭開了新文化運動時期排孔運動的序幕。文章從孔學內在缺陷的角度剖析了孔學與君主專制主義間的深層聯絡，揭示了兩千多年來封建統治者“尊孔之大秘密”，即利用孔子為傀俑，壟斷天下思想，使人們喪失自由。同時，孔學自身又存在無限制地“尊君權”“講學不許問難”“少絕對之主張”“重作官”且“不重謀食”四大弊端，恰是導致專制統治、思想禁錮及輕視經濟發展的重要原因。
繼易白沙之後，陳獨秀又發表了《一九一六》《吾人最後之覺悟》《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憲法與孔教》《復辟與尊孔》等一系列文章，猛烈抨擊了以孔子和儒家學說為核心的封建倫理道德和綱常禮教，對尊孔復古風潮進行了有力的回擊。陳獨秀從人性壓抑的角度深刻剖析了孔學的實質，認為傳統倫理道德是一種奴隸道德，以綱常名教作為其核心內容，危害性甚大，必然導致民眾喪失獨立自主的人格，助長了尊卑貴賤的等級觀念。在此基礎上，他進一步強調共和立憲制度以獨立、平等、自由為原則，與綱常名教“為絕對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廢其一”，因而主張“倫理的覺悟”，號召徹底革除綱常名教。“針對當時的帝制復辟活動及尊孔思潮，他從政治層面揭露了二者的內在聯絡，指出孔子所代表的儒家學說與帝制“有不可離散之因緣”，其倡導的倫理道德均以專制為歸宿，尊孔活動則勢必會為君主復辟提供理論依據，因而，中國要建設成為民主共和的現代國家，“非獨不能以孔教為國教，定入未來之憲法，且應毀全國已有之孔廟而罷其祀”。
同一時期，吳虞、魯迅等人也對封建禮教進行了激烈的批判。吳虞（1871-1949），字又陵，四川省成都縣人。1905年遊學日本，研習法律和政治學，深受西方民主思想的影響。歸國後，曾主編《蜀報》《西城報》《四川政治公報》等刊物。因所著《宋元學案萃語》中帶有反孔色彩，遭到清政府的追捕，一度避居鄉間。1913年，在成都主編《醒群報》，由於言論有悖於世俗，致使報紙被封。新文化運動興起後，吳虞又在《新青年》上陸續發表《家族制度為專制主義之根據論》《禮論》《儒家主張階級制度之害》等多篇文章，以其激烈的反孔言論名噪一時。他將封建宗法制度、家族制度與專制制度結合起來，從整體上加以批判，指出家庭制度是專制主義的根據，兩者均以孝的倫理原則為核心和聯結紐帶。在此基礎上，他又廣泛列舉風俗習慣、法律原理等方面的事例，從實證的角度揭露孝的危害性“不減於洪水猛獸”，且與忠、禮等倫理觀念緊密結合，致使國人始終無法擺脫宗法社會的束縛，最終把中國弄成一個“製造順民的大工廠”。
吳虞
與吳虞相比，魯迅對儒學和封建禮教的批判更為尖銳。魯迅(1881一1936)，原名周樹人，字豫才，浙江省紹興縣人。出身於破落的封建家庭。1902年留學日本。留學期間，放棄學醫，改攻文學，立志以文藝改造國民精神。回國後，曾在紹興、杭州等地任教。辛亥革命後，在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和北京政府教育部任職，兼任北京大學、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等校教職。1917年夏，參加編輯《新青年》雜誌，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骨幹力量。自1918年5月起，魯迅在《新青年》上先後發表《狂人日記》《我之節烈觀》等文章，借“狂人”之口，以其辛辣而又充滿幽默的文筆，無情地揭露和諷刺了封建禮教的“吃人”本質，大膽地提出中國幾千年來用仁義道德掩蓋起來的封建專制統治就是一部“吃人”的歷史。
魯迅
在打倒“孔家店”的鬥爭中，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們專注於文化批判，排孔的態度較以往更為徹底。針對時人所謂的真假孔子、真假孔學（原始儒學與後世儒學）之分，陳獨秀等人從本源上揭示了二者的一體性，反對將其截然分開，要求全面破除孔子至上的精神崇拜。在如何認識和評價孔子及儒家學說的問題上，他們堅決排斥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嘗試從現代生活的角度重新評估其價值。一方面承認孔子是一代哲人，其學說在所處時代具有一定的社會價值；另一方面又依據進化論的觀點，強調孔子並非萬世師表，儒家學說及其尊崇的倫理道德隨著社會生活的變遷，已不符合現代潮流。由此，他們將打倒“孔家店”的文化內涵加以總結，指出排孔“非掊擊孔子之本身”，而是反對孔子為歷代君主獨尊的偶像權威，“掊擊專制政治之靈魂”，進而全面否定沿襲數千年的封建倫理道德和文化專制。
與此同時，在對待傳統文化的問題上，他們中的一些人又表現出全盤否定的虛無主義態度，忽視甚至否定文化的傳承性和民族性。如錢玄同為了反孔而提出“將中國書籍一概束之高閣”，以避免“中毒”，並且主張“廢滅漢文”，採用世界語。這便造成新文化運動的某些提法存在著矯枉過正、以偏概全、失之主觀的傾向，產生了一定的消極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