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劉雲生

提要：在資訊不對稱情形下，婚姻不僅是一種契約，也是一種博弈。如何降低外來風險，達成最理想目標，很多家族都訂立了一些柔性的博弈規則和技巧。

傳統人道五倫中最早、最重要的倫理不是君臣、父子、兄弟、朋友，而是夫妻。

《周易·序卦》解釋了天道-人道-人倫之間的嬗遞關係：天地萬物生，然後有男女；男女婚配後才有父子君臣。所以司馬遷後來強調說：夫妻之道，是最重要的人倫。

雖然屬於重要的人倫，但與父子、兄弟人倫的“天合”不同，夫妻人倫屬於“人合”。天合人倫除了極端情形外（如謀逆、忤逆），人倫鏈條一般不可能斷裂；但作為人合的夫妻，卻可能因為“恩斷義絕”而發生斷鏈。

更重要的是，夫妻關係所牽涉的不僅是男女兩人之間的情感和利益，還廣泛影響到兩個家族的未來與命運。所以周朝大夫富辰認為：婚姻既可以帶來幸福，也可以開啟禍端。

上述認知決定了古人對婚姻的高度重視，無論是何種文字的家法，都要求兒孫“謹婚姻”，最大程度減輕婚姻帶來的外部風險。

所謂“謹”，一般表現為如下三種行為選擇。第一，門當戶對。按照傳統婚姻觀念，夫妻匹配，不僅僅要求年齡、相貌、生辰之類的大致相符，更強調男女家族之間經濟地位、社會地位、文化地位的大致相當，此即所謂“門當戶對”。

按照現代自由婚姻標準，門當戶對確實有違自由、自主，但在古代，婚姻從來就不是單純的兩情相悅和自由組合，而是一個關涉兩大家族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甚至子孫教育的系統性工程。歷代父祖輩深知：婚姻靠的是理解、信任、寬容、忍耐。除了這些好人品，夫妻要和諧，還得考慮感情基礎、興趣愛好、才情學識、經濟基礎等綜合條件，差距不能過大，否則夫妻之間就難以匹配，兩大家族也難以和諧。

由是而論，古人強調門當戶對，並非是基於純功利考量，而是以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的對等換取婚姻的和諧穩定，這是道，也是義。

汪輝祖人情練達，世情洞達，他教育子弟說：富貴人家互為婚姻，這是人情。兩家地位相當，自然往來不斷。要是一家暴富，一家僅能小康，兩人就可能鬥氣競爭，兩家也就會勢同水火。第二，家風純正。明代鄭瑄生於書香之家，長於多亂之秋，為官清正廉明。他堅決反對兒孫和富家締結婚姻。為什麼呢？富家女因為財力雄厚，心氣高，志向低，脾氣大，如果缺乏家教，必然驕奢淫逸，事事爭強好勝、處處不甘人後。有了這種底氣和脾氣，心志紊亂，對內逞強，不尊公婆，不敬丈夫；對外鬥勝，攀比炫耀，意氣用事。長此以往，最嚴重的後果就出現了：家庭不和，丈夫喪志，家財散盡，家道敗落勢在必然。如果還嬌寵子女，禍害更大。

曾國藩布衣起家，名高天下。在子女婚姻問題上，屢次嚴誡與官宦人家通婚聯姻，說起來是怕子弟沾染奢惰惡習，但更怕的是這類官宦子弟進了家門，作威作福，亂家規，敗家風。他的大兒子曾紀澤男大當婚，有錢有勢的常家向曾家提婚時，曾國藩發現常家子弟經常仗勢欺人，家風不正，家聲不好，女兒必然會受父兄行為的影響，建議委婉推辭。第三，性情溫良。司馬光早就說過：兒媳婦怎麼樣，決定著一家的盛衰。民間俗諺道：“皇帝的女兒不愁嫁”，這是民間的一種臆想和誇大。究其實，皇帝的女兒從來都特別愁嫁。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公主的脾性。公主到家，什麼家法、家教，統統讓路。比如唐中宗女兒宜城公主的駙馬叫裴巽。裴駙馬可能覺得在公主面前放不開，就在外邊養了個女孩，要過平民生活，追求自己的人生幸福。後來公主知道了這事，鬧得雞飛狗跳。公主倒是任性了。但養女如此，他爹唐中宗丟盡了臉，直接將公主貶為縣主；把駙馬降了官。

縱觀上述三種行為模式，不難看出，如果三個條件能同時具備，自然是上上之選，但如果確有困難，就會犧牲門第，強調家風和性情。

換言之，傳統婚姻所謂門當戶對絕不是要求門戶聲望、經濟條件的絕對對等。在資訊不對稱情形下，婚姻不僅是一種契約，也是一種博弈。如何降低外來風險，達成最理想目標，很多家族都訂立了一些柔性的博弈規則和技巧。比如北宋著名教育家胡瑗為避免締姻風險，在家訓中提出了“優選”和“差選”兩個法則：嫁女兒要優選，嫁給強過自己的人戶，女兒到婆家，必然恭敬有禮不張狂；娶媳婦就差選，選弱過自家的人戶。媳婦到家，才能恪守婦道，善待公婆，不會仗著孃家的威勢財富飛揚跋扈。

汪輝祖對胡瑗的應對策略和應世智慧大加讚賞，毫不猶豫地將“優選”和“差選”的締姻法則寫進家法，要求子孫世守勿替。（作者系廣州大學法學院教授 、不動產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