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交戰鼎革之際

生活於世間的人能否發覺自己生活的時代，竟為一代的末世嗎？恐怕每個人都不願意這樣想，也不願意面對這種變局。但一時代既已至末期，必然會出現種種問題，進而對人們的生活方式造成巨大影響。作為對政權更迭最為敏感的讀書人，晚明時期的文人已經察覺到時代的巨大變化，他們在投入“新世界”清帝國的同時，也將面臨著更為嚴峻的考驗。

一、愈發混沌的世界

讀過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必定會在為張居正惋惜的同時，對明帝國繁瑣但效率卻極度低下的運作機制產生失望之感，似乎在彼時即已經出現了明亡的徵兆。儘管歷史著作與今人的看法都難免帶有馬後炮似的“後見之明”，但不妨讓我們將眼光轉向彼時的讀書人的內心，看看他們與晚明時代之間有著怎樣的交織融合。

張居正改革是大明最後的迴光返照

帝制社會的四根頂樑柱為“士農工商”，其中又以“士人”階層地位最為高貴，他們不僅掌握了國家的實際權力，還掌握了闡述國家與社會的話語權。但這並不意味著所有計程車人都處於社會的上層，隨著科舉制的愈發成熟，每年都有大量的讀書人透過各級考試脫離出“勞力者”的行列，但此時的他們卻發現，在大明朝，仕途出現了十分嚴重的“擁堵現象”，正所謂“僧多粥少”，有“名”無官。

與此同時，晚明時期的中國江南，已經呈現出十分繁榮的商業社會的景象，許多官員甚至一反“學而優則仕”的傳統，走上了“仕而優則商”的路子，他們與有名無官的“遊民”讀書人一道，呈現出與傳統讀書人完全不同的形象。

繁華的晚明市鎮

正如在萬曆時期有人觀察到的社會景象一樣，此時計程車人結交景象已經不復之前的“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境界，而是“促膝相與，日酒食徵逐，指水旌信，以為平生金石交，一旦臨利害，遠避不睱，甚或排而擠之，朝歡暮仇者不少也”。可以說當時的讀書人，在商業社會的衝擊之下，已經不復先代“遺風”，他們的生活日趨奢華，文會、酒會、詩會等各種社交活動層出不窮，彷彿他們已經預感到舊世界一觸即潰，正在抓緊享受這最後的狂歡。

明代士人文會

二、被“野蠻”征服的文明

新舊政權的交替，最複雜的變遷過程其實並不是政治或軍事制度的變遷，而是前朝人對新朝的認同過程，其中又以飽讀詩書、知曉“禮義”計程車人階層最為複雜。明清易代，不是簡單的朝代更替，而是被普遍看作是“野蠻”的遊牧民族對高度發達成熟的農業社會，以及部分地區產生的商業社會的接管。

遊牧民族被認為是野蠻的象徵

大明已然消亡，但生活還要繼續啊，除了少部分舉兵抗清的讀書人之外，大部分士人的抗爭方式是比較溫和的隱居不仕，以沉默表達抗爭，以躲避隱藏心中悲涼，在這樣的生活境況下，貧困始終伴隨著他們，直到他們逝世。

抗清

三、前朝已入夢

在大明朝取得功名的讀書人，在新世界裡無論怎樣表現，他們在情感上對新朝始終充滿排斥感與失落感，就如同今日的孩子升學一般，無論是小升初、初升高還是考入大學，都會對他們之前天天吐槽的母校存在無盡的懷念。

在明清交替的文人群體當中，最為今人熟知的應當是張岱，他的《湖心亭看雪》我們上學的時候都學過。作為少年享盡榮華富貴與瀟灑生活的富家子弟，張岱在明清易代之後遭遇巨大的打擊，他在書中感嘆他的人生是“勞碌半生，皆成夢幻”，而他的後半生則在“夢境”與現實當中來回交替，始終無法面對故國已亡的現實，人生浮沉，白雲蒼狗，他記憶中那繁華的西湖與杭州，那美麗的“湖心亭”也早已變為廢墟與虛幻。與他同為江南庶公子的冒闢疆，則選擇在自己家中打造出一個獨立於大清的“虛幻大明”，繼續沉醉於集會、吟詩、飲酒的生活當中，藉以麻醉自己。

自殺與隱居無疑是解決這種孤寂感與排斥感的最主要的方式，許多文人選擇了這條路。當然，終究還是有許多人，出於對家族繁衍的考慮，選擇入仕大清。例如一位叫侯兌暘的當地名望，儘管他本人在清初已經宣佈閉門不仕，但為了使家族不受之前參與過抗清戰爭事件的影響，還是被迫參加了科舉考試，以為家族謀得保護與出路。

時間是可以磨掉一切痕跡的，從崇禎到康熙，在中國漫長曆史中不過數十年的光景，但卻可以磨滅掉大明遺民的一切痕跡，無論是認同還是反對，前朝終究消逝在了文人的夢中，而新朝卻邁著矯健的步伐款款走來。

清軍入關

文史君說

文人的精神生活十分豐富，但也十分敏感，他們對時代的變遷與社會的變化充滿著敏銳的觀察能力。明末時期，政府在內憂外患下已經趨於崩潰，但也正是在這種崩潰的局面中催生出了自由的江南商業社會，文人們在晚明時代盡情享樂，但卻在滿清入關後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變局。他們選擇投身抗清鬥爭，或選擇隱居避世，總之眷念故國、對抗新朝就是他們所要表達的態度。他們是大明的魂，但是隨著他們一個個的故去，大明也就徹底湮滅在歷史的長河中了。

參考文獻

馮賢亮：《清初嘉定侯氏的“抗清”生活與江南社會》，《學術月刊》2011年第8期。

馮賢亮：《士人生活的變革：明清之際的社會與政治演替》，《蘇州大學學報》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