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苗，在我國古代典籍中又被稱作“有苗”，是上古時期的一支部落族群。

據《山海經》記載：“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三苗國在赤水東，其為人相隨。一曰三毛國。”可見，三苗族群或在西北或在南方，都不在傳統的中原地區。但奇怪的是，遠離中原的三苗國，卻頻繁與中原政權爆發戰爭。

“三苗在江淮、荊州數為亂，堯戰于丹水之浦。舜竄三苗於三危，分北三苗。禹親把天之瑞令，以徵有苗”。

三苗和中原的戰爭持續了堯舜禹三代之久，舜帝甚至還死在了南征三苗的路上。直到大禹繼位後趁三苗內亂又遭受天災，才徹底攻克三苗國，此後，“三苗”這個稱謂從典籍中消失。

那麼三苗究竟做了什麼，為什麼堯舜禹繼位後第一件事都是要不遺餘力地遠征三苗呢？

先秦典籍無一例外的都將戰爭的起因歸結於“三苗作亂”，堯舜禹三帝都是奉天伐罪，但這個理由顯然是經不起推敲的。三苗並非堯舜治下臣民，不存在“作亂”一說。

堯舜禹時代，中原政權的核心區域在黃河中下游一帶，近些年考古發現的山西陶寺遺址也證實了是堯帝的都城，甚至到夏晚期的二里頭遺址，也都未脫離晉豫兩地區域範疇。這都說明，從堯帝到大禹，都是與長江流域沒有直接利益糾葛的。

而三苗國的核心區域則在“左洞庭而右彭蠡”，也就是湖北湖南及江西一帶。考古專家在江漢平原發現的屈家嶺文化及其後續的石家河文化遺址，證實了三苗活動區域在長江流域，其時間跨度是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200年，對應的剛好是堯舜禹時代，但卻不是同一文化型別。

換言之，在滿天星斗的華夏文明起源中，三苗和中原集團是並行產生和繁衍出來的兩大文化，自然也就不存在誰衍生出誰，或者誰是君誰是臣的從屬關係。

不過，在石家河文化結束後，江漢平原一帶出土的陶器突然變成了粗圈足盤、盆型鼎，文化面貌與石家河文化差異明顯，但卻與夏文化較為接近。

很顯然，石家河文化是被外來文化直接終結的。結合史書記載，我們很容易想到對應的歷史事件正是大禹對三苗的毀滅性軍事打擊，最終導致“苗師大亂，後乃遂幾”。

那麼接下來我們再回到開頭的疑問，戰爭的起因是什麼？

上文已述，晉豫等黃河中下游地區是堯舜禹時期的統治區域，其考古學上的文化型別自然是龍山文化。但奇怪的是，以河南南陽為中心的豫西南地區卻出現了屈家嶺晚期文化佔據主流的情況，甚至就連更北的鄭州大河村遺址也出土了具有明顯屈家嶺文化特徵的遺存。

這意味著，在三苗遭受毀滅性打擊之前，其勢力範圍已經擴充套件到了中原區域，並且有繼續北上的趨勢。這或許就是史書所指的“三苗作亂”，迫使堯舜禹起兵征伐。

如此看來，“徵三苗”似乎是三苗有錯在先，北犯了中原政權的領地。

但如果我們繼續深挖屈家嶺—石家河文化的典型特徵，就會發現墓主拔牙、頭骨變形等和大汶口文化相同的墓葬習俗，即屈家嶺—石家河文化與蚩尤所處的大汶口—龍山文化遺存呈現了繼承關係。

《尚書鄭注》曾考證，“九黎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後。……居於兩裔者，為三苗……堯興又誅之，舜臣堯又寂之。禹攝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

同樣，在苗族世代傳唱的古歌《格蚩尤老》中，有這樣一句“先祖居住在大河（指黃河）邊，首領是格蚩爺老（蚩尤）。戰爭中格蚩爺老被殺，餘族被迫南遷到大江（指長江）邊。後來戰爭又起，又被迫西遷進川貴黔大山中。”

如果我們把這兩者串聯，就會得出一個清晰的結論：三苗是蚩尤族之後，在蚩尤戰敗後，三苗南退至長江，經過長時間的繁衍生息，三苗族群再次壯大，並越過長江重返中原。這直接招致了堯舜禹的軍事打擊。從某種意義上講，伐三苗是炎黃戰蚩尤的延續。

而原本漫天星斗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在不斷的戰爭與融合中，炎黃和蚩尤後裔最終形成了一個統一的族群：華夏族。當代即有不少學者呼籲，將蚩尤與炎帝、黃帝共同確立為中華民族三大始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