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提出了一個池塘理論。即天下財富就是池塘裡的水，不在民就在官。所謂為國理財，就是“設法奪民”、“頭會箕斂”。

那麼，對於司馬光的這個池塘理論，王安石會怎麼反駁呢？

神宗皇帝沒有給王安石反駁的機會。“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神宗皇帝說我的意見與司馬光一致，爭論到此為止。察其言更要觀其行，神宗皇帝真心會認同司馬光的意見嗎？

當然不會。

這個少年天子與王安石一樣，血管裡奔湧著熱情的血液。“會安石草詔，引常袞事責兩府，兩府不敢復辭”。對於兩府“乞南郊勿賜金帛”的意見，皇帝的答覆，不是司馬光的附議，而是王安石的批評。這時候，我們可以認為神宗皇帝的立場與王安石的立場是一致的。

但是，王安石的立場和方略，就是積極財政和開源增收嗎？

如果僅是如此，那司馬光的池塘理論就可以把它證否。用王安石自己的話說，他的立場叫“善理財”。這個立場到底該怎樣理解呢？也就是王安石施政的總原則是什麼。

上問：“然則卿所施設以何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

所謂“變風俗、立法度”，都是高階大詞。這些個大詞要變成明確的立場或觀點，就需要降維拆解。但御前會議的時候，王安石沒有說。梁啟超評價王安石“非好言之人”。所以，我們只能在史料中揣摩查詢。

在《與馬運判書》中，王安石如是說：

方今之所以窮空，不獨費出之無節，又失所以生財之道故也。富其家者資之國，富其國者資之天下，欲富天下，則資之天地。蓋為家者不為其子生財，有父之嚴而子富焉，則何求而不得？今闔門而與其子市，而門之外莫入焉，雖盡得子之財，猶不富也。蓋近世之言利雖善矣，皆有國者資天下之術耳，直相市於門之內而已，此其所以困與？

這封書信的摘錄，可以作為王安石變法的總原則。引文很長，但降維拆解之後，只有三個問題和一個核心。

首先，財政問題是什麼。開支太大隻是一方面，理財無道則是更重要的一個方面。所以，解決財政問題，就不能只聚焦在節流上，而要“善理財”。

第二，國家財富從哪裡來。池塘是死的，天下卻是活水。“富其國者資之天下，欲富天下，則資之天地”。這是一個小河（百姓）有水、大河（國家）滿的邏輯。所以，把蛋糕做大，實現為民制富，自然就會小河有水、大河滿，國家也就有錢了。

第三，現實問題是什麼。你王安石說要變法，是因為現在不好，或大家都錯了。那大家都錯在了哪裡？“今闔門而與其子市，而門之外莫入焉，雖盡得子之財，猶不富也”。宋朝的問題就是：這個當家的“嚴父”一直在跟老百姓做買賣。你就是把老百姓的錢全都賺走，到最後還是沒錢。

之前，在講均田制的時候，提出過一個概念，叫為民制產。為民制產的三個功用，分別是打破豪族社會基礎、實現財政負擔均衡以及提高財富生產效率。而歷史發展到宋朝，豪族問題已經不再嚴重，財政負擔已經相對均衡，生產效率更是大幅提高。然而，國家還是沒錢。那怎麼辦？

這時候，為民制產就需要新的發展，那就是為民制富。即所謂“有父之嚴而子富焉，則何求而不得”。所以，王安石變法的核心原則就是為民制富。

這個認識維度，已經高出了整個傳統時代。

現在就有兩個立場，一個立場是王安石的為民制富，一個立場是司馬光的池塘理論。那麼，我們更應該認同哪一個呢？或者說，這兩個立場，到底有什麼不同？

司馬光的池塘理論，看似自洽，但不誠實。批判性思維的起點是智識上的誠實。簡單說就是：你要講真話，講出你的真實目的是什麼。所謂天下財富不在官則在民。這個官好理解，但這個民要怎麼理解？

司馬光沒有說清楚，這就是不誠實。那司馬光的真實立場是什麼？文彥博與神宗皇帝的一席對話，最能道出士大夫們的立場。

上曰：“更張法制，於士大夫誠多不悅，然於百姓何所不便？”彥博曰：“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

北宋存在財政問題。問題當然是缺錢。但具體操作上也有問題。問題是與民爭利。北宋政府始終遏制不住自己參與民間市場、與老百姓做買賣的衝動。當時，士大夫們都看到了這個問題嗎？他們都看到了。

太宗朝，侍御史田錫，講到：

然國家軍兵數廣，支用處多，課利不得不如此徵收，筦榷不得不如此比較。窮盡取財之路，莫甚於茲，疏通貨殖之源，未聞適變，似不知止，殊無定期

真宗朝，知制誥王禹偁，講到：

冗吏耗於上，冗兵耗於下，此所以盡取山澤之利，而不能足也。夫山澤之利，與民共之。自漢以來，取為國用，不可棄也；然亦不可盡也。

士大夫們，都看到了問題。但他們是怎麼解決的？田錫和王禹偁，都是一聲嘆息而無可奈何。難道就沒有“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計程車大夫嗎？

當然有。范仲淹推動了慶曆新政。慶曆新政的總原則是什麼？就是節流。然而，即便是一場最保守的節流改革，也沒能推行下去。范仲淹這夥少壯派官員，只能遠離廟堂而處江湖之遠以憂其君。

那麼，此時的保守派領袖司馬光，他會怎麼解決北宋的財政問題呢？以池塘理論出發，司馬光會提出更為高瞻遠矚的見識嗎？

國用不足，在用度太奢，賞賜不節，宗室繁多，官職冗濫，軍旅不精。必須陛下與兩府大臣及三司官吏，深思救弊之術，磨以歲月，庶幾有效，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減。

很遺憾，司馬光並沒有。一大段論述，就一個意思，即“磨以歲月”。這等於什麼也沒說。司馬光為什麼沒說？

一方面是官家的利益，一方面是士大夫的利益，一方面是小民的利益。你讓士大夫操刀改革，他們是會改國家還是會改小民？

改國家、實施財政節流，已經在幹了。兩府（（東府中書門下、西府樞密院）甚至“乞南郊勿賜金帛”。漢桓帝時期，也不過如此了，再下去就是賣官鬻爵。

改小民、轉嫁財政負擔，從來沒停過。北宋的兩稅收入只佔國家財政百分之三十強，官買官賣已經遍天下。這時候繼續轉嫁財政負擔，那就要官逼民反了。

但是，改士大夫呢？文彥博就不同意。皇帝是與士大夫共天下，而不是與百姓共天下。所以，士大夫只能說“磨以歲月”。

對於司馬光等保守派大臣，我們沒必要苛責。傳統時代，士大夫理解的官民關係就是一對擬態父子或擬態主僕。這個認識侷限是改變不了的。

對於王安石這個獨行遊俠，我們唯有高山仰止。傳統時代，他是士大夫群體中的一朵奇葩，真正做到了“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

世界上有兩種人最痛苦，一種人是落後於時代的，一種人是超越時代的。最大的悲劇也就產生於這種最大的痛苦人生之中。王安石屬於後者。

王安石變法失敗了。但古之變法又有幾個能夠成功的？這個世界有太多的結果論。但真實世界不是英雄升級和通關遊戲。誰也無法確定哪個是正確、哪個是錯誤、哪個可以成功、哪個必然失敗。我們唯一可以評價的就是初衷。王安石和司馬光的初衷都是善的。而同樣善的初衷，卻有不同的格局。司馬光是士大夫的善，而王安石則是萬千生民的善。這是可以權衡比較的，也是我們不能否定王安石及其變法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