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維新使日本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但是，它的國內市場狹小，資源匱乏，不對外擴張就無法發展經濟。那麼，哪裡是適合日本擴張的目標呢?到19世紀晚期，整個地球幾乎被西方列強瓜分殆盡：美洲是美國人的後院，非洲是歐洲國家的殖民地，印度已經被英國獨佔，東南亞則屬於法國、英國和荷蘭。只有中國和朝鮮，既是獨立國家，又和日本近在咫尺，並且資源豐富，日本要擴張只能指向這兩個地方。中國對朝鮮享有宗主權，即便首先侵略朝鮮，也繞不開中國這一關。所以說，中日之戰是明治維新的必然邏輯後果。日本人很早就著手對中日戰爭進行準備。

1885年6月，日本政府採納了伊藤博文等人的建議，提出了一個以10年為期的擴軍計劃，作為發動對華戰爭的準備。1887年，日本一些軍國主義分子制定了《征討清國策》，提出“以五年為期作為準備，抓住時機準備進攻”，對中國進行一場以“國運相賭”的戰爭。1890年之後，日本以國家財政收入的60%來發展海、陸軍。從1893年起，明治天皇又決定每年從自己的宮廷經費中撥出30萬元，再從文武百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補充造船費用。日本舉國上下士氣高昂，把超過中國北洋海軍作為奮鬥目標。

1890年時，北洋海軍2000噸以上的戰艦有7艘，共27000餘噸；而日本海軍2000噸以上的戰艦僅有5艘，共17000餘噸。到了甲午戰爭前夕，日本已經建立了一支擁有63000名常備兵和23萬預備兵的陸軍，並擁有排水量72000噸的海軍艦隻，總噸位大大超過北洋海軍。另外，日本參謀本部還不斷派特務間諜潛入中國，竊取各種情報，秘密繪製了東北和渤海灣的詳細地圖，做好了對華發動大規模戰爭的準備。引發中日戰爭的導火索是朝鮮。

1884年，日本策劃朝鮮親日派官員發動了“甲申政變”，朝鮮國王在清軍的幫助下鎮壓了政變。但日本政府以此對清政府進行要挾，於1885年春派伊藤博文為特派全權大使，到中國談判朝鮮問題。根據中日兩國1885年簽訂的《天津條約》，朝鮮今後若發生重大變亂事件，中日兩國或一國需要出兵朝鮮，必須事先相互知照。如此一來，日本就在朝鮮取得了與中國對等的權利，朝鮮被置於中日兩國的共同保護之下，是為甲午戰爭的爆發埋下伏筆。

1894年5月，朝鮮爆發東學黨起義，6月3日，朝鮮國王請求清政府派兵協助鎮壓。日本政府早就料到朝鮮會向中國求援，它準備乘中國出兵機會進行挑釁，所以極力慫恿清政府出兵，並說日本“必無他意”。李鴻章輕信了日本的保證，決定派兵前往朝鮮。這樣就落入了日本人的圈套。李鴻章是6月4日才發出派兵指令的，而日本早在6月2日的內閣會議上就已決定派兵朝鮮，並於6月5日在參謀本部設定大本營，而中日兩國互相照會出兵是在6月7日。

這說明，日本早就有了挑起戰爭的決心。此後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日本以各種藉口陸續出兵朝鮮1萬餘人，逐漸包圍了駐守牙山的清軍；同時，在外交上步步緊逼，不斷向清政府提出各種無理要求，極盡挑釁之能事。它的戰爭意圖已經非常明顯了。

當時，清廷內部分成主戰派和主和派。主戰派以光緒帝和他的漢文師傅戶部尚書翁同穌為首，包括一些和他們親近的朝臣，如翰林院侍讀學士文廷式、禮部右侍郎志銳等。這些人是所謂“帝黨”。帝黨擁戴光緒暗中和西太后為首的“後黨”相對抗。帝黨的主戰立場不能簡單地解釋成愛國，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帝、後兩派之間的權力鬥爭和私人恩怨，如翁同龢就與李鴻章不和，他因此扣壓給北洋水師的軍費，主戰的動機裡也不排除要看李鴻章笑話的意思。

當然，真正具有決定清政府對外政策權力的還是後黨。後黨的代表人物是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他對和日本打仗持消極態度，是主和派。

李鴻章之所以主和，一是因為他要儲存自己的地盤和實力，不願意拿苦心經營多年的北洋海軍冒險，生怕有所閃失而影響自己的地位和前程。況且他也清楚，北洋海軍是盛名之下，其實難符，自1888年正式建軍後，就再沒有增添任何艦隻，1891年以後，連槍炮彈藥都停止購買了。到甲午戰爭之前，北洋海軍不僅在總噸位上落後日本，而且艦齡老化，行動緩慢，火力也差，缺少快艦和速射炮，在總體實力上與日本聯合艦隊相形見絀。

李鴻章主和的第二個原因是為了迎合西太后的意旨。1894年是西太后的六十大壽，為了準備生日慶典，她不願意打仗，希望和解。李鴻章既然不想和日本打，就把迫使日本從朝鮮撤兵的希望寄託在了列強的“調停”上。但列強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拒絕了他的請求。由於李鴻章一心想依靠外國干涉解決問題，所以不認真備戰，並且嚴令駐朝清軍“靜守勿動”，結果把自己推向被動和危險的境地，最後讓日本在7月25日對中國海陸軍發動突然襲擊，不宣而戰。

1894年是農曆甲午年，所以這場戰爭被稱為甲午戰爭。日本在戰爭中海陸並進。9月，清軍在平壤戰役和黃海海戰當中受挫。10月，日軍分海陸兩個方向進攻中國東北。到1895年2月，日軍攻佔威海衛，北洋海軍全軍覆沒。3月，山海關外的牛莊、營口、田莊臺等軍事要地紛紛落入日軍手中，遼東半島全部被敵人佔領，侵略軍已逼近錦州。事已至此，只有求和一條路了。1895年4月17日，李鴻章代表清政府簽下了屈辱的《馬關條約》，主要內容如下：

(一)確認朝鮮“獨立”。所謂朝鮮的“獨立”只不過是日本併吞鮮的一個過渡步驟。在日本控制之下，朝鮮從此成為日本侵略中國的橋頭堡。

(二)割讓遼東半島、臺灣和澎湖列島。後來由於俄、法、德三國的干涉，日本被迫吐出了遼東半島，但又勒索了3000萬兩的“贖遼費”。“三國干涉還遼”成為19世紀末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開端。三國藉口還遼有功向清政府索取租借、勢力範圍和各種利權，其他國家也趁機提出種種補償要求。

(三)賠軍費庫平銀2萬萬兩，分8批於7年內付清。條約還規定，在賠款未付清和通商行船章程未經批准互換之前，日軍不從威海衛撤退；又規定賠款如能在3年之內付清，可免付利息。

當時，中國每年財政收入不過8000餘萬兩，為了使日軍早日從威海衛撤退，並且為了免付利息，只有向外國借債，而借債就必須以各種利權作抵押，這樣的結果，就是清政府進一步受制於人。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甲午戰爭中從中國得到的實際銀兩並不止2億兩軍費和3千萬兩賦遼費，還包括：威海衛駐軍費150萬兩，“以庫平實足”勒索1325萬兩，從“鎊虧”一項得1500萬兩，共計2.597億兩，是日本實際軍費開支的2.6倍，年度財政收入的4.87倍。這筆鉅款大部分用於擴充軍備，但在日本金融、工業和經濟發展上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決定性作用，使日本得以打破資金不足的瓶頸，快速實現了第二次工業革命。

擴大了帝國主義在華的通商特權。加開沙市、重慶、蘇州、杭州四處口岸，日船可沿內河駛入以上各口；日本可在中國各通商口岸設廠製造，產品運銷內地只按進口貨納稅。按照最終國待遇條款，這些擴大的通商特權都為其他國家所享受。從此，列強在中國從事工業投資活動取得了更穩固的保障，嚴重地衝擊了中國民族資本的發展。

甲午戰爭和《馬關條約》對日本和中國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日本因此在亞洲脫穎而出，邁入了帝國主義強國行列，甲午戰爭成為日本國家發展史上的分水嶺、轉折點。伊藤博文在簽下《馬關條約》後曾自豪地說：經這場日清戰爭，西洋人相信不會再把日本國旗中央的紅球比喻為一塊封住信封的紅蠟印，以嘲笑日本的鎖國落伍。相反的，日本國旗將恢復原來的意義，紅球將象徵一顆東昇的太陽，與世界各文明國家為伍，不斷地向前和向上移動。

而清政府的腐敗無能在戰爭當中暴露無遺，國際地位一落千丈，很快就招致了列強的進一步掠奪和侵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