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我國曆史上的那些封建王朝，我們會為漢、唐的武功所折服，也會為宋朝的文治而著迷，但提到明朝，很多人不會想到，這是最有可能成為一個日不落帝國的國家。我國曆代王朝都只重視大陸，而明朝是第一個認識到海洋重要性的王朝，但是在明朝“公知們”的嘴裡，海洋成為了危險的存在，鄭和下西洋更是皇帝為了好大喜功而浪費國帑的舉動。

於是在這些“公知們”的影響下，朝廷放棄了對海洋的探索，而他們反對的根本原因只是為了一個“利”字。因為對海洋的探索觸及到了他們的根本利益，他們最喜歡的就是百姓們繼續地愚昧下去，繼續接受他們鼓吹了近千年的學說，從而達到他們控制整個王朝戰略走向的目的。他們站在所謂的道德制高點上，對反對他們的聲音和勢力毫不留情的打壓，最終導致了整個王朝的沒落乃至覆滅。

科舉取士本來是寒門子弟改變命運的機會，甚至朱元璋為了讓寒門子弟能夠透過科舉改變命運，出臺了針對貧困家庭的秀才免除賦稅、徭役的政策。然而在“公知們”山呼萬歲的鼓吹下，竟然變成了整個天下的讀書人都可以免除賦稅、徭役。寒窗苦讀不再是簡單地為了朝登天子堂，而是為了享受成為秀才、舉人所能帶來的超然地位和特殊權利。

宋朝是我國文人的春天，從這個王朝的誕生到覆滅，一直對武將進行毫不留情的打壓。但是宋代的文人依然保持著尚武的鐵血精神，辛棄疾為懲叛徒而深入敵營擒賊，文天祥更是成為了中華民族脊骨的象徵。到了明朝讀書人變成了一副手無縛雞之力的文弱書生，翻遍整個明史，似乎也只有一個于謙敢於亮劍。

明朝吸取了唐宋滅亡的教訓，既不能讓武將過於跋扈，從而形成唐末藩鎮割據的局面，又不能過於輕視武將，造成文強武弱的局面。朱元璋、朱棣一直都在努力的維持著文武之間的平衡，然而他們卻輕視了“公知們”的影響力。“公知們”掌握著對儒學經典的註釋權，他們可以肆意地對儒學經典進行解讀，從而達到他們維護自身利益的目的。

朱元璋、朱棣在世的時候，可以憑藉自己的鐵血手腕勉強地壓制住這些“公知們”，但從朱高熾開始，文人的勢力已經抬頭。當時的文人是巴不得皇帝能夠懲罰自己，只要不被處死那就是自己未來利益的保障，你只要被皇帝懲罰了，那麼你就成為了“公知”，會被整個天下人所尊崇，你對儒學的解釋更是被奉為經典。於是所有的讀書人都努力的讓自己變成“公知”，只要皇帝或者朝堂上有新的政策，先反對再說，似乎只有跟國家政策唱反調，才能體現出自己超然的“公知”認知。

當鄭和七下西洋之後，帶來的不單是奇珍異寶，更重要的是給了百姓開啟民智的機會，使得百姓不會再侷限於自家的一畝三分地。但這恰恰威脅到了“公知們”的根本利益，因為他們享受著的免賦稅、徭役的特權，而國家的賦稅、徭役是不變的，空餘出來的只能轉嫁到窮苦百姓身上。百姓們為了免除日益增加的賦稅、徭役，只能將自家土地投獻給這些“公知們”，最後變成了無地的家奴，土地兼併之風愈演愈烈。

而當百姓們將目光轉向海外的無主之地後，這些手無縛雞之力的“公知們”只能自己去耕種了，於是他們瘋狂地編造海洋無用論，而那些靠海洋走私謀取暴力的豪紳，則是這些“公知們”的最大讚助商。一旦國家有任何政策調整，他們便丟擲“與民爭利”論，他們嘴裡的“民”也只是那些豪紳。

鄭和七下西洋的時候，後世的日不落帝國也不過是在海邊曬生魚片，如果沒有這些“公知們”的阻撓，明王朝為解決日益嚴重的土地兼併之風，會將目光放在海外，而明王朝或真的成為第一個日不落帝國，日月所照，皆為明土也並非不可能。“公知們”在任何時期都存在，他們存在的價值就是為了反對而反對，不然體現不出他們的“超然”目光，但一旦社會輿論被“公知們”所影響，帶來的危害就如明朝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