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有赫赫威名，布仁於四海，楊威於西域，奮四世之餘烈，驅匈奴，撫南越，使胡越同心，天下懷德。作為封建早期的雄主，可以說漢武帝的許多功業不僅限於當朝，而是功在千秋。其中有兩件影響尤為深遠，一是崇儒更化，二是開通西域。

那麼，儒家思想在漢武帝開通西域的過程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它是否對漢朝開通西域的實踐和後續統治有何益處？這正是說來話長。

漢武帝以前儒家思想的發展

我們知道，秦漢儒家思想發展過程中的兩件大事，一是秦始皇焚書坑儒，二是漢武帝獨尊儒術。歷史上，兩件事的接續其實並不突兀，在這兩次高峰和低谷之間，尚還有一些儒家發展的“叢林”，自坑儒後為儒家的強勢崛起積蓄力量。

1、思想準備

首先，秦代儒法已經相互影響，學說上，兩家相互博弈，但應用上，秦代統治者也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儒家的思想。這就控制了儒法爭端的後果，為儒家在焚書坑儒後的發展提供了可能性。

應當說，在國家大事上，秦代固然嚴刑峻法，倚重法家。但在治理民眾方面，尤其是引導民間風俗的轉變上，秦代統治者果斷採取了儒家的策略。

舉例來說，巴寡婦清不僅是商業奇才，而且是秦始皇唯一表彰過的女子。然而秦始皇的表彰是“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檯”。“貞婦”的背後，是一整套彼此息息相關，緊密相連的綱常倫理秩序。

其次，黃老思想和儒家的衝突不及儒法，兩家也在相互競爭，彼此影響。黃老的治國之術部分吸收了儒家的學說，在思想上，黃老也就不能完全否定儒家，因此，這又為儒家在草野的發展提供了喘息之機。

司馬談說黃老“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採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這表明各家相互滲透是一種歷史趨勢。

儒家的倫理思想、德政理念或許為最原始的道家所不屑，但是治世統治者傾心的，因此，作為一種統治思想，黃老不可能否認儒家這些學說，進而也就不能從根本上打擊儒家。

第三，儒家思想內部也在不斷爭鳴。如果說戰國時期儒家和百家或儒家內部的爭鳴尚屬於學術範疇，那麼必須承認，漢初的爭鳴更多的意義在於儒家內部“競選”一個最為統治者喜愛的學說，來達到他們歷史性的野望。

公羊和穀梁的爭鬥，固然有董仲舒的私人恩怨在，也是儒家內部面對帝王的垂青，競爭上崗的過程。

2、經濟政治基礎

漢初黃老的休養生息為帝國積累了一定的經濟基礎和政治軍事實力，漢朝因此邁入歷史的新階段。但黃老已經不再適合，治國的根本思想需要轉變。一方面，漢代的經濟發展水平提升，在黃老的寬容下商業獲得了良好發展，這就損傷了更多人的利益。

另一方面，黃老清靜無為，就意味著它往往在對外戰爭方面是軟弱無力的。漢匈矛盾日益激化，階級矛盾日益激化，社會問題頻繁湧現的當時，黃老已經不足以解決問題，控制局面了。

而儒家經過長時間的韜光養晦，思想上有重振旗鼓的渴望，政治上也有相當的實力，一朝得遇明主，飛魚化龍。儒家思想在漢初的大本營主要是齊魯，而黃老在地方上主要是荊楚之間更有力量。

政治上，得到了包括皇帝在內的一部分貴族的支援，另一方面，儒家的傳播與黃老不同，它不僅限於貴族之間，還重視在普通民眾間的傳播，因此相較於黃老，有廣大的群眾基礎。

西漢管理西域的思想先導和制度設計

1、王者弔民伐罪

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子又曰，誅其罪，吊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

子還曰：九世猶可以復仇乎?雖百世可也。

於是上曰：齊襄公復九世之仇，《春秋》大之。

上述言論，觀者應各有所得。

儒家在後世人眼中，歷來是溫文、迂腐的代名詞，但漢初，尤其是漢武帝時期卻不是這樣。要言之，儒家為漢武帝的擴張提供了令人心悅誠服的充滿大義的理由。

張騫通西域，起因是尋找大月氏，共同討伐匈奴。漢匈世仇否？是。胡虜教化不足否？是。那麼，漢奮四世之餘烈，雪白登山之恥，呂后之辱，可乎？可。胡地苦寒，百姓倉稟不足，禮義不彰，所謂天之立君，以為民也，君主行王道，教而化之可乎？可。

於是兵指西域，漢朝先為遏制匈奴，搶奪西域的控制權，後為教化遠方百姓，紮根西域，細緻管理。

2、管理制度在西域

開闢西域以後，漢武帝確立了幾項管理西域的制度，一是設校尉統兵靖邊，二是屯田，三是確立質子制度、朝貢制度。

在邊疆需要軍事長官的坐鎮，這不必多說，漢武帝於是設立了與匈奴僮僕都尉相對的使者校尉，保護邊疆百姓的生命財產安全，維護漢朝在西域的利益。

至於屯田，起初，漢武帝發揮種族天賦，安排一部分中原官兵移民實邊，在西域開墾田地，這就是“屯田”，半兵半農。

其後桑弘羊建議漢武帝應該加大這種官兵屯田力度，於是大批漢族官兵來到了西域，潛移默化地使中原王朝在西域的統治更加穩固。

質子制度、朝貢制度可謂由來已久，都是前朝為維護中央政府權威、增強中央與地方的交流而設，歷史證明這是良策。

這些制度同樣體現了儒家思想。儒家的以農為本有效地擴大了漢朝統治在西域百姓間的影響，增進了兩地的民間交流，儒家將倫理關係發散到政治上，發展了封建時期的質子制度、朝貢制度。

所謂封建時期的新制度，就是與三代時期有所不同，有新發展。這一點發展，權且還說西域。西域各城邦為了向中原王朝表達政治上的臣屬關係，將將來可能繼承王位的長子送到中原皇宮作人質，又稱為“侍子”。 ——與侍郎相似。

在長安期間，他們深受中原文化薰陶，學習禮義，與中原貴族、士子交遊。年輕的繼承人將青春的大半時間埋葬在長安城，回國後，他們挾大漢之威，順理成章登上王位，傳播王化。朝貢制度則除卻簡單的經濟交流外，還增加了中原動植物的生物多樣性。

儒家思想對漢武帝開闢西域的影響

1、為漢武帝開闢西域提供了思想武器

漢武帝時期，前輩的積累已經十分豐厚，舉國上下為戰爭做足了準備，武帝本人也有很大的野心。這樣，儒家在前線打仗的作用不大，那麼，他們想要贏得皇帝的青睞，打一場思想的翻身仗，就必須在理論上下功夫。

應當說，整個漢代外交的過程就是與匈奴戰與和的過程，任何對外交往最終都會指向這一目的，西域也是一樣。從地圖上，我們能夠直觀地看到西域對漢朝和匈奴都是極為重要的，拋開經濟不談，軍事上，誰掌握了西域，誰就為對方送來臥榻之虎、達克摩斯之劍。

要開闢西域，首先就要服務於這一軍事目的。於是儒家祭出公羊學的大復仇主義，從道義上論證漢匈戰爭不是搶奪資源、互相傷害的無義戰，而是復高皇帝、高皇后的“祖仇”、“國仇”的正義戰爭。那麼開闢西域因此十分重要。

但這樣未免太單薄，開闢西域誠然可以斷匈奴一臂，那麼不斷可不可以，節省開闢西域的物力財力去經營遼東可不可以？

於是儒家又論證了開闢西域的必要。

這一點我們可以求助張騫，張騫的歷史功績是開通西域，但史書上的蓋棺論定是，發現大夏。大夏者，羅馬也。但夏還有一個意思，就是夏商周之始。同時夏是堯舜禹禪讓之後的第一個王朝。

這就意味著，夏可以說是聖王之嗣，是比湯武革命後的商周更正統的存在。現在聖王之嗣流落在外，作為新王朝，我們當然要關懷，要交流。這是選擇西域而不選遼東的道義上的原因。

而開闢西域後的統治，就更讓儒家大顯身手了。教化百姓，是君主的責任，武帝君臨天下，看到遠方昏君庸臣統治下的百姓受苦，安能不行王道？

2、將西域納入中華文化輻射圈

這一點，就要說到漢武帝統治西域時採用的充滿儒家色彩的招數。

儒家的包容性，至少在古代，可謂獨步天下。武帝實施的政治、經濟、軍事上全方位的統治政策，有助於增強中原與西域的交流，確定西域百姓對中原王朝的認同感、凝聚力。

從軍事政治發力，最終目標是思想統治。而思想的統治與中原一致，這才是漢朝能夠長久統治西域，匈奴經營許久，卻只能一朝拱手相讓的關鍵。

當內地的人口因為政治需要去建設邊疆，他們帶來的不僅是勞動力，還有先進的技術，多樣的思想觀念，多彩的民風民俗。他們會自發地相互交流、彼此融合。

當屯田大規模推廣開來，內地來的人們就有了生活的底氣，有恆產者有恆心，屯田不僅是解決戍邊軍民的生產生活問題，還潛移默化地將小農經濟帶來邊疆，改變了西域原本的經濟結構。

當西域小國進入中原王朝的朝貢體系，繼承人都受到大漢教化，則不僅為新國王對漢朝的忠誠增添了保障，還為中原提供了插手西域的藉口。

這是從政治經濟到思想的全方位改變，我們不妨稱其為有機融合。這比“執干戈舞”高明得多。或曰，漢皇行王道，施教化，執干戈舞，西域乃服。

小結

綜上所述，儒家思想對漢武帝開闢西域有作用首先是競爭力提升了，才能夠在軍國大事上施加影響，有黃老和儒家此消彼長的歷史背景在。

儒家也確實在漢武帝開闢西域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主要是為漢武帝的擴張和統治尋找符合大義的理由，使人們更積極地參與到開闢西域、管理西域的活動中。

開闢西域不只是軍隊的功勞，也不只是戰爭的結果。在這樣影響深遠的活動中舉國上下、各行各業都參與其中，而儒家也因緣際會，有“文藝輕騎兵”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