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遠志（1923-1990），湖南韶山人，是毛澤民和王淑蘭的女兒，毛澤東唯一的親侄女。1923年5月5日（陰曆3月20日）生於韶山沖，並在這裡度過了她的童年。孩提時代的毛遠志，活潑淘氣，象個“假小子”，常和男孩在野外玩耍，幹起仗來毫不相讓，伯母楊開慧覺得她很有趣，曾叫她“野妹子”。
毛遠志在延安
毛遠志(左一) 1959年8月29日，是毛澤東的女兒李敏與孔令華結婚的日子，婚禮很簡單，只是邀請了一些親戚、家人。邀請名單是有李敏夫婦提名，毛主席親自定下來的。李敏夫婦把邀請名單給毛主席後，主席在名單上沒有看到毛遠志的名字，於是特別說了一句:“澤民二叔的女兒、你們的遠志姐姐，是一定要請的!”接到通知的毛遠志，在當天下午迅速收拾了下，帶著兒子曹耘山、女兒曹立亞來到中南海春藕齋，參加李敏夫婦的婚禮。那天毛主席親自主持了女兒的婚禮，婚禮現場非常高興，用家鄉話和侄女毛遠志談笑風生。婚禮結束前，毛主席拉著毛遠志的一雙兒女，站在自己的身前，提議大家合影留念。
毛遠志和錢希均在毛主席遺像前
全國解放後，毛遠志先後在江西省婦聯、中南軍區司令部工作。1954年轉業後調到北京，先後在中央組織部交通幹部處、中央工業交通工作部幹部處等機關工作。在“文革”中，她愛護老同志，保護老同志，表現了對黨的忠誠和對同志的深厚感情。1971年她身體健康狀況不好，仍自願去幹校工作，以病弱之軀堅持參加生產勞動。1972年，毛遠志調回中央組織部工作。毛遠志晚年身患癌症，堅持與病魔作鬥爭，不幸於1990年7月6日在北京病逝，終年67歲。
每當我回憶起伯伯，往事歷歷在目，就彷彿是在昨天。又有多少個不眠之夜，不禁悽然淚下。我懷念、我發自內心地熱愛他老人家。因為他不僅是我的伯伯，更是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偉大領袖，馬列主義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教育了我們一代又一代。 回憶伯伯往事，思緒萬千，一時又不知從何談起，就從我的童年說起吧。
一
1938年3月，我來到革命聖地——延安，來到了伯伯的身邊。我終於有了溫暖的家。 我是1922年5月5日生於長沙。這年冬季，爸爸毛澤民從長沙去了安源路礦，從事工人運動。次年，伯伯、叔叔也先後離開了長沙，只有媽媽王淑蘭帶我回到家鄉——韶山。1925年2月，爸爸和伯伯一家人都回到韶山。當時伯伯身體不好，爸爸是剛做了闌尾切除手術，他們兄弟倆都說是回來養病。這時我們家熱鬧起來了，經常有許多客人。那時我還小，只留下一點模糊的印象。記得有一天，家裡擺了二、三桌飯菜招待親友，因我太小，母親就讓我用大人坐的板凳頭當桌子再給我一個小凳子，自己坐在那吃飯，我不時好奇地抬頭看看爸爸，看看伯伯。他們都是大大的眼睛，高高的個子。爸爸穿一身白粗布衣服；伯伯穿的是藍大褂。他們有說有笑，從天亮到天黑，總是說不完的話。家裡的氣氛也隨之活躍了起來。可是好景不長，先是爸爸走了，後來伯伯、伯母(楊開慧)也帶著小弟弟走了，又只留下了媽媽和我。後來我才知道，他們這次回韶山說是養病，實際上是在發動組織農民運動，為解決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農民問題，實現工農聯盟的大革命，進行了實際探索。爸爸離開後就去了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
1927年，繼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國民黨軍閥又在長沙發動了“馬日事變”。大革命失敗了，湖南也是一片白色恐怖。國民黨反動派到處捉拿毛澤東，搜捕他的家人，沒收他家的房屋和田產。從此，我便無家可歸。 我母親是1925年跟隨伯伯和爸爸投入農民運動的，1926年入黨，曾擔任湘潭清溪鄉女界聯合會的副委員長，當然也在大搜捕之列。她不能在家鄉活動了，到長沙轉入地下工作。1929年，由於叛徒出賣，她被捕了，被關進了長沙監獄，我被寄養在鄉下的親友家。1930年初，媽媽為了在監獄中對內對外祕密聯絡的需要，要人把我送到了她身邊。媽媽同牢房的羅星同志也帶著小兒子，名叫華初，比我大一歲，我倆就一起承擔了祕密交通員的工作。直到這年7月，彭德懷帶領紅軍進攻長沙時，母親才帶著我越獄。出獄後，媽媽收養了烈士遺孤華初哥，從此母子(女)三個開始過著顛簸流離的生活，三天一搬家，五天一挪窩，一次次逃過敵人的追捕。後來情況更險惡，生活也愈加困難，媽媽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不得不讓華初哥去給人家放牛。不久，我也在一個富農家做了小工。每天餵豬、種菜和燒飯。後來，媽媽又把我送到沅江縣的傅家做了童養媳。在那烏雲壓頂的歲月裡，我自小就一直過著恐怖、流浪、飢餓和遭受種種虐待的生活。在我幼小的心靈上，多麼能盼望自己也能有個溫暖的家，再也不受人欺凌和打罵。
這一天終於來臨了。1937年，為了一致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國民黨、共產黨實現了第二次合作。這時父親來信，希望把我送到延安去讀書。同年11月，母親和表姐章淼洪來沅江接我到八路軍駐長沙辦事處，經辦事處安排，於1938年3月底，我和表姐等一路到了延安。像孤航的小舟飽經了驚濤駭浪的衝擊，終於駛進了幸福的港灣。 到達延安的當晚，伯伯要我們去了鳳凰山他居住的窯洞。我見到伯伯興奮極了。伯伯高興地吃著媽媽讓我給他帶來的雲片糕，連聲說：“好吃!好吃!多年沒有吃家鄉的東西了。他問家鄉的情況，又問到我們一路來的情況。我急急地回答後，便向伯伯打聽父親的去處。伯伯說：“你父親已經到新疆工作去了。”我到延安晚了一個月，不能見到一別十多年的父親，心中不免有些惘然，但很快就被伯伯的一片摯愛所代替。伯伯樂呵呵地同我聊起了家事。他說：“你原來還有個哥哥，7歲那年得了肝炎，發高燒，送到長沙醫院診治，不料洗了個澡就死了。”要不是伯伯告訴我，我還真不曉得自己還有個哥哥。伯伯又問：“你媽媽現在怎麼樣？” “媽媽送我到了漢口，又折回湖南去了。” “那裡工作需要，就回去吧。” 後來伯伯又說：“四嫂(伯伯按家鄉習慣這樣稱呼我媽媽)是很會說話的，死人也會被她說活。”說罷伯伯和我都笑了起來。我說：“臨行前，媽媽一再囑咐我說，伯伯乾的是大事，要我到了延安後不要打攪您。小孩子要好好學習，要靠自己奮鬥。”伯伯聽了點點頭。我提出要參加八路軍，要去抗大學習。伯伯說：“你年齡還小了點。”並順手在紙上寫了5個字讓我念。我被考住了，連一個字都不認識。伯伯笑著說：“你應該先補習基礎文化，有了一定的文化，再去抗大或別處學習。” “我就是盼著能上學讀書!” “那好!”伯伯即提筆給總參謀長滕代遠寫了封信，請他送我去延安魯迅小學(後為保育小學)讀書。我這個流浪兒從此投入伯父的懷抱，盡情享受著慈父般的溫暖。
二
三
因為戰爭，交通暫時阻斷，我們沒有到東北，中途留在了張家口。這期間，我曾收到伯伯託人捎來的一張照片。那是一張家庭合影，伯伯站在中間，岸英抱著李訥站在一側。伯伯雖沒寫信，但看了照片就可以明白，這是告訴我岸英弟弟已經回到了他的身邊，同時可以看到老人家的快慰。我為他能享有這樣的快慰而高興。 解放戰爭經全國人民特別是解放區軍民的苦戰，短短兩年，戰爭全域性就發生了有利於我的根本變化。伯伯堅持轉戰陝北，達到預期目的後，於1948年4月，率領中央領導機關來到河北省阜平縣陳南莊。(那時晉察冀軍區司令部住在這裡。)一天下午，伯伯叫我們去了。他穿了一身灰色的舊軍衣，在院子裡坐個小木凳，兩腳伸在前面，腳上穿一雙破布鞋，兩腳的拇指都露在外邊。全夫看到這一情況著急地說：“該換一雙鞋子了，邊區每人節省一針一線就夠您穿的了。” 伯伯卻說：“破了沒有關係，舊鞋子穿著舒服。” 伯伯看到我穿的衣服東一塊、西一條的補丁就笑了：“看來你還會打補丁嗅!你的衣服呢？” “好一點的給孩子改做衣服了，舊的縫縫補補自己穿。” 過了一會兒，伯伯問：“現在土改了，你們那裡怎樣？” 我不加思索地說：我住的老鄉家隔壁是個地主，被掃地出門後沒有房子住；另一家地主有一個兒子是小學教員，聽說半路上被人截住打死了…… “後來怎麼樣了？” “地主婆娘沒處去，半夜敲我的房門，問我怎麼辦？” “那你怎麼看？” “我認為這樣做不合適。掃地出門了，破房子也該給一間住嘛!他們沒地方呆，就會跑到國民黨那邊去了。” 當時中央正在解決土地改革中發生的“左”的傾向，伯伯很關注這個問題。但是伯伯同我的談話，與其說是為了解這裡的土改情況，不如說是在了解我的思想狀態。 解放戰爭迅速取得了決定性勝利。1949年春，中央領導機關進入北京。建國初期，伯伯的工作更加繁忙了。我不想打攪他，所以很少去看望。他住在香山時，我匆匆看望過一次。這年冬天，我又去過一次。我因身體不好，格外怕冷。伯伯見我有點畏縮的樣子就問：“看你好冷啊，怎麼不多穿點衣服？” “只發了一套棉衣。聽說還要發一件棉背心，還沒有發下來。”伯伯就把他的一件舊棉衣和一頂舊氈帽(當時的軍帽)給了我。 “你丈夫哪裡去了？”伯伯問。 “已經南下了，現在江西軍區工作，我也要去江西了。” “去江西？那好。要去看看老區的人民，不能忘記他們啊!” 多少年來，為了避免影響伯伯工作，我寧願少去打攪，即是逢他生日，我也很少去看望。記得只去過兩次。 一次是1944年，伯伯51誕辰。當時我住在和平醫院養病。賀老總見到我說：“今天是你伯伯的生日，你要去看看他呀!” “這離棗園那麼遠，我去不了。” “就搭我的車子一起去嘛!” 到了那裡，伯伯正和朱總司令坐在一起。他指著我風趣地對總司令說：“這是我的侄女，澤民的女兒，叫遠志，志向遠大啊!就是頭痛個要死。”這天華初、覺民帶著海英、森洪都不約而同地去了。吃飯時，伯伯和領導同志們在一起，我們幾個和李訥妹妹在另一間窯洞裡，伯伯走過來看看我們，很高興地說：“祝你們身體健康。” 1963年伯伯70壽辰，我們和李敏相約去了，這是我第二次陪他老人家過生日。一見面，伯伯就說：“遠志你來啦!這麼多年為什麼不來，信也不寫？你的頭痛病好了嗎？”是的，說起來已有十多年了，這期間除李敏結婚那次外，我再沒有去看望伯伯，信也不寫。我怎麼不想念，我是經常思念著伯伯啊!但是我不能再去幹擾他的工作和休息。另一方面，我也是有意迴避這種關係。我上前緊緊拉著伯伯的手，凝視著他慈愛的面容，什麼話也說不出來。 那天晚飯，除了伯伯身邊的人外，在坐的還有程潛、章士釗和王季範三位老人。李敏和我坐在老人這桌。飯後，伯伯送走客人，看見我正準備走，便招手叫住了我：“遠志，來!”我趕忙走過去，坐在他的身邊。可以聽的出，他的鼻子有點不通氣。 “伯伯，你有點感冒吧？” 伯伯吸吸鼻子，拍著我的手說：“這感冒呀，不發燒就不要緊的。”稍停，他又接著說：“人啊，隨時都可能死……”我感到納悶了。剛才吃飯時伯伯就講：“人啊，坐飛機可能墜落摔死，乘火車可能翻車撞死，騎馬也可能掉下來摔死……”怎麼現在講起死的問題？嗅!我想這是伯伯對做壽的回答吧! 伯伯又一連串地問：“你今年多大了？”“還在中組部工作嗎？”“現在幾個孩子？都在哪裡？”“遠新去看過你嗎？”就這樣陪伯伯坐在那，輕鬆愉快地談了好一陣。我看到他下身只穿了一條棉毛褲，一條薄呢子褲，怕他坐久了受涼，就說：“伯伯，你穿的少了。” “我不冷，你摸摸我的手。”真的，伯伯的手又暖又軟。那天他老人家興致很高，又站在那裡同身邊人員一一合影。我們擔心他太累了，請他坐著照。他說：“站著好，不要緊。有時我不是站一兩小時嗎？”
四
在延安的時候，伯伯對軍委二局(現在總參三部)的工作很關心，經常聽彙報和過問那裡的情況。在這裡我只講兩件事。 1939年秋，我們二局的同志發現安塞河灘上有一輛小汽車拋錨了，趕忙跑過去一看，是毛主席。原來，伯伯是在外參加會議後回延安，剛到真武洞，汽車就走不動了。同志們接他到二局休息，並請他給全體工作人員講話。記得他說，你們在二局工作要有長期打算，準備幹一百年，你們不能幹了，兒子、孫子接著幹下去。他還講了一個很生動的寓言故事來教育我們。他說：“古時候人們修了一座拱橋，合壠後就差那麼一塊小石頭。這塊小石頭雖不大，但要求很結實，並且缺它不可，非常難找。最後找到一位打草鞋的老人，他有一塊打草的小石頭，長年累月的磨礪，既光滑，又結實，拿來放在橋上正合適。你們二局的工作就是這種性質。不管做了多少工作，立了多少功，都是不會通報嘉獎的。你們只能默默無聞地作貢獻，像那塊補橋的小石頭一樣，不顯眼，但卻非常重要。”伯伯非常善於作誘導說服工作，他說話深入淺出，而且詼諧幽默，把道理講得淺顯易懂，使人聽了受鼓舞，並能留下深刻的印象。 另一件事是1942年冬，我到楊家嶺去看他那一次。他安排我住下後，就向我問二局的工作、生活情況。我就扳著指頭一五一十地給他念叨，誰是我的科長，誰是股長，工作是怎樣忙，幾乎天天開夜車。……“你們伙食怎麼樣？” “唉，淨吃土豆。吃多了就吐酸水。有時酸水還從鼻子、眼睛往外流。” “唉喲，那樣厲害呀!你做過飯嗎？” “我幫廚呀!” “那你會做什麼菜？!” “會切土豆絲、胡蘿蔔絲呀!” “炒菜放多少油？” “用油很少。一大鍋白水熬菜，菜煮熟了，才澆上半菜勺油，漂浮在上面。” “你們那裡年輕人多，工作又緊張，看來伙食是差了些。我認識的三個人就病倒了兩個半(兩個指毛順義和毛華初，我是那半個)。”後來伯伯就向二局的領導交待，從他的辦公費中節約出三分之一給二局作為本錢，辦個合作社。不久，二局果真開辦了一個消費合作社，合作社賺的錢就補在伙食裡，我們的伙食有了明顯的改善。 這是一件很具體的事例，但是通過這件事使我受到了教育。伯伯日日夜夜地忙於天下大事，但他仍時刻關心群眾的生活，實實在在地為群眾解決實際困難。
五
領袖偉大而又平凡，他有慈和愛，也有熱烈的感情，但又很講原則，嚴格要求子女和親屬，不能有特殊。有這樣幾件事給我留下了深刻影響。 前面已經談到，多年來，伯伯對我的關心和疼愛是顯而易見的，但是又不允許有特殊。在延安的時候，有一次錢希鈞媽媽去看他，當談到我時曾說：“澤民不在了，你要照顧一下遠志。”伯伯回答說：“不能照顧，一照顧就要特殊了。” 我從湖南初到延安時，吃小米飯一下子不習慣。為了節省吃飯時間，我常愛用水泡小米飯鍋巴，稀里糊嚕地吞下去。結果，時間一長把胃搞壞了，經常胃疼。有一次去伯伯那裡，祕書了解到這一情況後，給了我一元錢，讓我胃疼不能吃飯時就買一碗油茶喝。後來伯伯問我：“有些人吃小米不習慣，你吃得慣嗎？你要吃不慣就得餓肚皮嗅!”過後我悄悄問祕書是怎麼回事。他說，伯伯已經知道我給你錢買油茶吃，讓我以後不要再給你錢了。我明白了，伯伯是嚴格要求我，要和同學們一樣，不能有特殊，我便把一元錢退給了祕書。 伯伯不允許親屬有特殊，但對於合理的要求就及時解決。1939 年，帥媽媽(孟奇)從湖南到了延安，帶來媽媽的口信，要我們好好學習。同時她還告訴我們，你媽媽現在很苦，仍是以討米為生幹革命。我和華初當然了解媽媽以往的困苦，想到現在的條件應該和過去有所不同了，便給伯伯寫信反映了這一情況，並建議組織給以生活接濟。伯伯很快批覆：“錢可寄去，好好安心學習。”後來我知道，伯伯是通過黨組織給母親寄去20元錢。 暑假期間，魯迅小學組織一些幹部子弟去看望中央領導同志，讓我當隊長。我們採了許多野花，一路歌聲一路歡笑。有的同學提議，讓我代表大家向伯伯提出要求，送我們到蘇聯去學習。我說我不提。但有的同學還是當面提出來了。記得當時伯伯耐心地向同學們解釋說：“蘇聯現在正在搞建設，不能給他們添麻煩。另外你們年齡還小，現在邊區學習也很好嘛。等你們長大了，學習有了好成績再說吧。”同時，伯伯又鼓勵我們要好好學習，好好勞動，要為我們的父母親爭光。臨走時，伯伯送給我一桶餅乾，讓我抱回去分給同學們吃。 1946年10月，我們撤出張家口，我便把孩子寄養到河北平山縣東黃泥村老鄉家裡。1948年秋，老鄉捎信來說，孩子病重，讓我趕快去看看。從阜平去平山100多里路，我只顧騎著馬趕路，路過西柏坡(中央駐地)時遇到熟人也顧不得打招呼了。突然，我聽到身後傳來隱隱的叫喊聲：“岸英、岸英，那是你姐姐，快去追呀!”一會兒，就有個陌生的青年人把我攔住了。“你是毛遠志嗎？” “是啊，你是誰呀？” “我是岸英。你要到哪去？爸爸前幾天還打聽你呢。” 我們從小分離，多年沒見過面，彼此不認識了。這次相遇我們都很高興，但顧不得細說。當他得知我的孩子病重時，直催我快走，並說需要幫忙時就給他捎個信來。 我匆匆趕到老鄉家時，看到孩子因患痢疾已經病的奄奄一息了。村裡無醫無藥，我趕忙託人捎信給岸英。很快他就騎著馬趕來了，我們一起抱著孩子來到西柏坡，經醫生急救，孩子轉危為安。這時，我和岸英才鬆了一口氣，吃過飯，我們又聊了半天，而且非常談的來。那次同岸英弟弟的交談中，有一件事使我印象很深。那就是我在他的書摞中發現有一本《馬恩列斯毛論思想方法》，我想要。他卻說：別的書都可以給，這本書不能送你。 “為什麼？” “爸爸講了，他不同意提‘毛澤東主義'，也不能把他同馬恩列斯並列，說他不夠資格。你看，這本書的封面是馬恩列斯毛的頭象並列，所以就不能送給你嘍……” 岸英嚴格按伯伯的要求做，這對我是個很好的啟迪。 1950年，我們在北京又見面，也通過信。岸英弟弟虛心好學，對人誠懇熱情，很有志氣，很有希望，我為失去這樣的好弟弟而悲傷。 伯伯不僅對岸英弟弟嚴格要求，對我們這些小字輩，他都是比較嚴要求的。使我銘刻在心的是，我將要離開延安時伯伯對我的一再叮囑。當同意我們去東北時，他說：“你們應該到實際中去鍛鍊，闖一闖好。但要記住，不論到什麼地方，都要和那裡的同志講團結，和人民群眾講團結；不論到哪裡，都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要希望人家鼓掌，不論到哪裡都要依靠組織，不要依靠家庭，不能有任何特殊。”當我們已向他告別走到院子裡時，伯伯緊拉著我的手，又一次叮囑說：“你在二局的表現不錯，今後工作中還是要相信同志，依靠群眾，不能特殊。” 伯伯一再懇切地教導我，期望我能站的直，走的正，老老實實地為人民服務。伯伯的心意我明白，他是盼鐵快成鋼啊! …… 伯伯，我最敬愛的伯伯，從60年代中期以後我再也沒有去看過您，但我內心深處卻時常惦念著您。只因那時國內外世事紛亂，您日夜操勞，我怎麼能再去打擾。特別是後來得知您病重，我多麼心焦!可是欲去不能，欲罷不止。突然噩耗傳來，使我心碎…… 當您安祥地躺在人民大會堂的花叢翠柏中時，我曾三次守在您身邊，哭著依依不願離去。有多少個夜晚，我一次又一次靜悄悄地慢步在紀念堂外面，在月光的照耀下，我彷彿看到您面帶微笑，健步走來，接著您那慈祥和藹而又幽默的言語縈迴在耳邊……夜深了，我才默默地走回來。 親愛的伯伯，您對子女、對家人，對鄉親們很有感情，但您把這情都融於偉大的革命事業之中。我是黨和人民養育的，是在您的教導下成長起來的。只是多年來自己身體不好，不爭氣。人民給我的多，我對人民的貢獻太少，有負人民和您對我的教養而感到不安。親愛的伯伯，我們全家從心底愛戴您，思念您。在您誕辰100週年即將來臨之際，回憶往事，說出我埋藏多年，從來不願對人講的一些話，權作我在伯伯的靈前獻上心香一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