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國的軍隊數量，可分為前期和後期。很多論述都提到青州兵是曹操軍隊的主力，“受降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其精銳者，號為青州兵。”實際上這個結論經不起推敲。建安元年袁紹給獻帝上書時說：“黃巾十萬焚燒青、兗，黑山、張楊蹈藉冀域。臣乃旋師，奉辭伐畔。金鼓未震，狡敵知亡，故韓馥懷懼，謝咎歸土，張揚、黑山同時乞降。臣時輒承製，竊比竇融，以議郎曹操權領兗州牧。”袁紹自破黑山軍和張楊，以曹操破青州黃巾軍。曹操後來給國淵說“破賊文書舊以一為十”，可見曹操是慣於此道的。況且青州黃巾曾與公孫瓚大戰，“青、徐黃巾三十萬眾入勃海界，欲與黑山合。率步騎二萬人，逆擊於東光南，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賊棄其車重數萬兩，奔走度河。瓚因其半濟薄之，賊復大破，死者數萬，流血丹水，收得生口七萬餘人，車甲財物不可勝算。”所以曹操所破降的青州黃巾軍（包括老弱婦孺）人數在十萬左右是完全可以肯定的。青州兵的戰鬥力，更是不可高估。

興平元年，曹操回師爭奪兗州，結果呂布“先以騎犯青州兵，青州兵奔”，致使曹軍大敗，操本人幾被活捉，說明青州兵的戰鬥力並不比曹操原部隊強。于禁是曹操最為倚重的將領，官渡之戰曹操也只能撥給他二千人，而他之前在宛城之戰討伐乘亂擄掠的青州兵，兵力不會超過此數。而曹操的部隊構成，還是以私人部曲和丹陽兵為主。僅其堂弟曹洪就有“家兵千餘人”，曹仁“陰結少年，得千餘人”，但曹操、曹洪、夏侯惇在丹陽募集的丹陽兵，是曹軍的作戰主力。之後，曹操收編了白波賊將領徐晃，呂布餘部張遼，張繡的涼州軍等。這就是官渡前曹操的軍事骨幹力量。據史書對官渡之戰的描述，其全部動員後的軍隊大約五六萬人左右。但在官渡與袁紹作戰的曹軍，大約只有萬人。這從荀彧寫信給曹操說“公以十分居一之眾，畫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進”。造成這種原因的是什麼呢？魏文帝登基以後曾下詔說“潁川，先帝所由起兵征伐也。官渡之役，四方瓦解，遠近顧望，而此郡守義，丁壯荷戈，老弱負糧。”由於曹操對戶口的佔有數相對較少，所以當他佔領冀州後首先先查閱戶籍，得到“勝兵三十萬”的結論,可是這只不過是說冀州有可能有三十萬的精壯勞力可以應徵入伍，並不是說曹操取得冀州後擁有了三十萬軍隊。

事實上軍隊的維持需要大量財物，而以袁紹的財力，也只有“大鎧萬領”，而曹操經過五年屯田所得還不足以維持官渡軍糧，而攻下冀州後又減免稅收，更不可能維持龐大軍隊。曹操為了保證充足的兵員和糧食，就不得不實行一種新的制度，這就是將社會進行分工，實行世兵制，曹魏稱之為士家制度。

在東漢末期的軍閥戰亂中，戰士多在戰爭中逃亡。曹操為了保證充足的兵員，就不得不實行一種新的兵役制度，這就是世兵制，曹魏稱之為士家制度。此階層專服兵役，不兼農事（直到後來司馬懿建議才實行軍屯）。軍糧由屯田民承擔，有時也臨時參戰。自耕農則交賦稅及服徭役。杜恕說“以武皇帝之節儉，府藏充實，猶不能十州擁兵；郡且二十也。今荊、揚、青、徐、幽、並、雍、涼緣邊諸州皆有兵矣，其所恃內充府庫外製四夷者，惟兗、豫、司、冀而已。”然而，淮南一線，合肥屯兵七千而已，其中就有樂進、張遼兩位名將。曹仁屯樊，兵力亦復不過數千。曹操與馬超戰於潼關，派徐晃、朱靈二將搶佔戰略要地，給兵不過四千，可見二人本兵均不超過二千。《魏名臣奏》記載楊暨表曰：“武皇帝始徵張魯，以十萬之眾，身親臨履，指授方略，因就民麥以為軍糧。”定張魯之時，北方均入版圖，而曹操所將之兵不過十萬，可見其兵力不敷支用。但比起創業初期，每次出兵都要顧慮後方是否會遭到偷襲那時的窘況要好得多。魏文帝徵孫權，“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皇帝親征，中外諸軍從徵者不過十餘萬而已，可見總兵力二十餘萬，當與司馬懿所言無異。到了魏明帝初期，兵力依然沒有明顯的增加，諸葛亮首出祁山，魏國只能調集五萬兵力進行防禦。其後第二次淮南之叛，毌丘儉、文欽不過“義兵三萬餘人”（文欽《與郭淮書》），而《毌丘儉傳》稱其“將五六萬眾渡淮”，相差近一倍。第三次淮南之叛，諸葛誕的叛軍兵力居然被誇大到十餘萬（不計揚州新附勝兵者），不能不讓人感到懷疑。毌丘儉、文欽不過三萬人（或者五六萬），何以諸葛誕能有十萬眾？且毌丘儉、文欽之敗，“壽春中十餘萬口，聞儉、欽敗，恐誅，悉破城門出，流迸山澤，或散走入吳”，何以又迅速有“新附勝兵者四五萬人”？就以毌丘儉、文欽五六萬兵計算（諸葛誕十餘萬中剩下的都是淮南被裹挾的屯田民），加上司馬昭統率的二十六萬眾，約三十餘萬（司馬昭舉國悉眾，關中的部隊都被調來），魏國後期兵力只有三十多萬。滅蜀之戰，鄧艾、諸葛緒各有三萬人，鍾會有十餘萬，合計不超過二十萬。晉武帝滅吳，合魏、蜀之眾也不過遣兵二十餘萬，還經過了十七年的休養生息。所以我認為魏國後期兵力只有三十餘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