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有幾個短命的王朝或政權，分別為秦朝、隋朝、民國，享國時間均短於40年。短期的存在使得他們成為了過渡，但良好的過渡卻又開啟了一個偉大時代。就民國來說，全然是一個矛盾的存在，一方面兵荒馬亂，另一方面文化繁榮；一方面舉國大量的文盲，另一方面橫空出世出多彩的精英群體。國內的戰爭、貧瘠與國外飄來的歐風美雨夾縫中，中華文明沒有進入消亡，反而以一種海納百川追逐陽光的柔韌態度堅強生長。雖然在後世看來，當時的很多追求太虛幻，當時的很多想法太天真甚至荒謬，但他們代表著黑暗中對光芒的尋覓。有些人窮其一生，活出了華麗的人生座標，描摹了執著的愛恨情仇，展示出綺麗的人生況味，凸顯出倔強的華夏風骨。

以個人之力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之將傾，這是一個時代的國人理想。1840年以來遭遇的千年未有之變局打破了帝國的幻夢，驚醒了自我優越的國人。於是就有了殊途同歸的幾種救國理念和實踐。

實業救國。清末的洋務運動，轟轟烈烈運作了半個多世紀。但是，它是官方的，對於民間影響不是很大。而民國時期，政府的渙散管理與帝國主義的侵略卻給了民營經濟夾縫中生存的機遇。實業救國應運而生。民國著名實業家很多，類似榮氏家族第二代和嚴裕棠、張謇、聶雲臺等實業家，還有劉文彩等富可敵省的商人，在社會的影響力巨大。另外，還有一些不為現代人所熟悉卻貢獻巨大的實業家。如"中國火柴大王"和"毛紡業大王"劉鴻生，經營領域遍佈輕重工業、運輸業、商業和金融業。抗美援朝戰爭期間，劉鴻生在工商界中帶頭捐獻飛機大炮，並動員劉氏企業在捐獻中盡最大努力，共捐獻人民幣20.17億元。中國製藥業巨頭項松茂學習引進製藥先進技術，1918年在天津開辦五洲藥房支店，並投資建立伯特利醫院和福幼醫院；1922年，引進原德商上海固本肥皂廠，改名為上海五洲固本皂藥廠，生產多種新藥，成為中國西藥業辦廠自制藥品和醫療器械的先驅。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後，中國軍隊前線傷亡很大。項松茂接受政府生產軍需藥品的任務，親自監督生產，日夜不停趕製藥品，供應前線急需。1932年1月31日，愛國實業家項松茂及11名員工遭日軍殺害。

民國棉紡廠

醫學救國。頻仍的戰爭，長期的饑荒，缺醫少藥的困境，這些造成了國人身體的孱弱和多病。司馬遷認為“上醫醫國，其次醫人”。范仲淹認為“不為良相，則為良醫”。在這種思維指導下，醫治好國人的病痛，強健國人的體魄，做一名好的醫生，這成為一批人的理想。如孫中山1886年至1892年先後在廣州、香港學醫。畢業後,在澳門、廣州行醫。魯迅小時候魯迅的父親重病，找了兩位神醫來看，神醫讓魯迅找一些什麼破皮鼓做的丸子，一個窩裡的蟋蟀等奇怪的東西做藥，年幼的魯迅天天藥鋪當鋪兩邊跑，但是父親的病卻沒有好起來。後來魯迅東渡日本學醫，期望學成回國把那些庸醫的飯碗都給敲了，讓中國人看到西方科學的力量，讓民眾的觀念轉變，促使國家變得強大。用魯迅的原話來說，就是“如果一個國家，一手託著深邃的思想之玉，另一手握著生機十足的科學之劍，那麼列強也就不再膽敢對其染指一絲一毫”。雖然此後孫中山、魯迅等人都改變了初衷，但是醫學救國這確實也是一個時代的夢想。

東渡日本學醫的魯迅

孫文手書

檔案救國。從五四運動打出“德先生”和“賽先生”的號角開始，希圖透過民主和科學救國的夢想在一批人心中生成。陳獨秀、胡適之、魯迅等都是這批人的傑出代表。新文化運動的源頭是陳獨秀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創辦的《新青年》（首卷原名為《青年》雜誌，到第二卷才正名）。作為《新青年》的主編與靈魂，陳獨秀既有“推翻一時豪傑”得膽略，又有“擴拓萬古心胸”的方略。《新青年》被青年讀者視為“空谷之足音，暗室之燈光”，“像春雷初動一般，驚醒了整個時代的青年”（楊振聲《回憶五四》）。他是那個新時代的精神領袖，大量的國府要員竟然都是他的粉絲，使得他即便後來入獄也總有人明裡暗裡給予豐厚的給養保障。魯迅開闢了白話文的先河，是新文化運動是主將，《狂人日記》《吶喊》等作品至今影響著國人的精神風貌。在黑暗的歲月裡，他用一支筆，指引著前進的方向。先生的文章就好像黎明前的曙光，就像那天空永恆的北斗星，讓你在迷路的時候，能夠輕易找到前進的方向，但對於敵人來說，先生的文章卻比匕首還要鋒利，直插入敵人的心臟，讓那些劊子手們在陽光下顫抖。先生是一座山，也許你可以不承認他的寬度，但你必須承認他的高度，先生站在前所未有的高度，用自己的手、用自己的筆，創造了一個時代的奇蹟。

陳獨秀與胡適之

上世紀30年代的魯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