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1.18.巴黎，和會？
戰事結束後，和會組織問題被提出來了，中國的待遇問題隨即也被提出來了，但各主要協約國這時卻決定：協約及參戰各國在和會上將分為三類，一是五個主要協約國，每國五個席位；二是戰爭中提供過某些有效援助的國家，每國三個席位；三是協約國陣營中的其它成員，每國兩個席位。中國竟被歸在第三類，因此僅分給兩個席位。這一決定使中國和其它歸於第三類的國家大失所望。
在此之前，外交總長曾經給我及其他公使發了電報，聲稱在和會上他將有賴於大家的合作。在給我的電報中，他清楚表明，我將是全權代表之一。但是，他至少還對四位其他公使也表明了同樣的意願。他們是：駐巴黎公使胡惟德（中國外交界老前輩）,駐倫敦公使施肇基，駐哥本哈根公使顏惠慶（一直兼任駐丹麥及德國公使二職），駐布魯塞爾公使汪榮寶，故而陸徵祥先生此時頗為尷尬，席位只有兩個，決定任命誰呢？自然，無論代表團具何規模，陸本人將任團長。
我整天埋頭於準備工作，為中國代表團草擬了一項計劃，以備陸總長抵法後呈請批准。我至今還清楚記得，我曾經開列過一張單子，包括以下七個問題：一、二十一條和山東問題；二、歸還租借地；三、取消在華領事裁判權；四、歸還在華各地租界；五、撤走外國駐軍；六、取消外國在華設立的郵電機構；七、恢復中國關稅自主。
陸總長最後總算是理解我的想法了，他宣佈，名單將排列如下：陸徵祥先生、王正廷先生、施肇基博士、我和魏宸組先生。
摘自《顧維鈞回憶錄》。
哪個是顧維鈞？
1919年1月至6月在巴黎舉行的和會，威爾遜是會上的明星人物。在由美國到歐洲需在海上航行一星期的年代，很多顧問都警告他，美國總統不可連續離開首都幾個月，而他離去後的確降低了對國會的影響力，這在和約送交國會批准時尤其是致命傷。除此之外，國家元首親自參與談判的細節幾乎必然非明智之舉。因為這麼一來，他們必須熟悉通常由外交部處理的事務，分心於交給屬下更恰當的主題，反而無法專注於唯有元首才能解決的問題。由於能爬到最高職位的人自我意識都很強，要妥協相當不易，僵局更十分危險。而往往至少要表面上看來成功，才能形成各國國內有利的氣氛，因此談判的重點多在模糊歧見，無法觸及問題的核心。
這正是威爾遜在巴黎的遭遇。時間一月一月地過去，他卻越來越身陷於為過去從不關心的細節討價還價而無法自拔。他待得越久，越覺得迫不及待地要讓事情趕快結束，想要建立的全新國際秩序反被置諸腦後。這項和約的談判程式造成不可避免的後果。由於有太多的時間耗費在調整領土的問題上，使國際聯盟最後變成救火隊，才能解決威爾遜的道德訴求與和約實際條款間的鴻溝。
代表英國的是機敏的威爾士人勞合·喬治。他在和會就要召開前競選時，誓言要迫使德國賠償戰爭的一切耗費，“我們搜他們的口袋也要搜出這筆錢來。”但面對善變的德國與難纏的法國，他便著重於在克里蒙梭與威爾遜之間的運作。最後，他號召以國際聯盟為日後糾正一切不平等的機構，如願地訂定了懲罰性條款。
為法國立場辯護的是身經百戰但年歲不小的克里蒙梭。有“老虎”之稱的他曾打過數十年的內戰，歷經推翻拿破崙三世，到擁護德雷福斯上尉。但在巴黎和會上，即使以他如此強勢的才幹，想要完成他心目中的任務仍力有未逮。他極力想促成的和平是設法分裂俾斯麥建構的德國，並師法黎塞留使法國恢復在歐陸的優越地位，這超出國際體系所能容忍的限度，事實上也超出法國的能力範圍，時光不可能倒流一百五十年。其他國家也不認同法國的立場，要不便是無法真正瞭解法國的目標何在。克里蒙梭是註定會遭到挫折的，法國計程車氣也免不了每況愈下。
“四巨頭”中的第四位是義大利首相奧蘭多。雖然他本人十分傑出，但因外相桑尼諾非常活躍，經常搶去他不少風頭。原來義大利的談判代表到巴黎來是領取戰利品的，不是為了規劃新世界秩序。同盟國為拉攏義大利參戰，便在1915年倫敦條約中保證它可獲得南蒂羅爾及達爾馬提亞海岸。南蒂羅爾居民主要屬德、奧民族，達爾馬提亞海岸則屬斯拉夫，義大利要求這兩地是直接違背民族自決的。但奧蘭多與桑尼諾不斷阻撓和會的進行，直至引起公憤，南蒂羅爾(但不包括達爾馬提亞)終於給了義大利。此一“妥協”顯示十四點原則並非鐵則，也大開其他各種領土調整的方便之門，這全部都違反民族自決原則，而且既未改善舊有的均勢，也未建立新國際秩序。
巴黎和會不像維也納會議那樣將戰敗國也請進大會。因此會議一開數月，德國人只能霧裡看花，難免產生錯覺。他們一再玩味威爾遜的十四點原則，他們設想自己若獲勝對戰敗國提出的和平條件會相當無情，如今卻自以為協約國最後商定的和平方案會相當溫和。因此當和會代表們於1919年6月宣佈其決議時，德國人大為震驚，並在隨後的二十年裡一步步地設法打破它。
列寧主政下的俄羅斯也未受邀與會，它抨擊這整個過程，指其為一場資本主義鬧劇，而發起國最終的目的在干預俄羅斯的內戰。於是就發生為結束一切戰爭而謀和，卻將歐洲最強的國家德國與俄國摒除在外，這兩國的人口加起來遠超過全歐人口的半數，其軍事實力也屬全歐第一，僅這一點就註定凡爾賽和約不會成功。
和會的程式也無助於達成整體的解決方案。四巨頭一一威爾遜、克里蒙梭，勞合·喬治及奧蘭多——雖是主角，卻無法像一百年前各強國的首腦主導維也納會議一般掌控和會的進行。維也納會議的與會者全神貫注於建立新的均勢，並有皮特的計劃為藍圖。在巴黎集會的領袖們卻不斷為無休止的枝節問題而分神。
這次和會有二十七國應邀參加，原始構想是讓全世界各民族共聚一堂，共商大計，最後卻演變成漫無章法的聚會。最高委員會由英法意美四國元首組成，是此次會議所設的無數委員會與小組當中層級最高的。另外有五國委員會，由上述四國加日本元首組成；十人委員會由五國委員會再加其外長。小國的代表可隨意向這幾個委員會表達各自的意見。這充分表現出和會的作風，曠時費日。
還有一個是誰？奧蘭多？
對枝節問題的討論沒完沒了，反而模糊了最要緊一點，即和平若要能持久，其方案便需要以某種中心思想為依據，尤其是對德國未來的地位需要有長遠之計。理論上，美國的集體安全及民族自決原則應該就是中心思想。實際上，和會真正必須解決卻難以解決的問題，是歐美國際秩序觀的歧異，特別是美法之不同。威爾遜否認國際衝突有結構上的原因。他認為追求和諧是人類天性，因此極力掃除利益衝突，促成四海一家的體制。
法國身為眾多歐洲戰爭的戰場，其本身參加過的戰事更不止於此，當然不會相信國家利益沒有衝突、國際社會隱含和諧本性。五十年內兩度被德國佔領，使法國對於可能再遭侵略寢食難安。它盼望獲得具體的安全保障，至於提升全人類道德的任務就留待別國去努力吧。但具體的保障要不就是削弱德國，要不便是有其他國家，特別是英國美國，保證在戰爭再起時會站在法國這一邊。
美國反對再使德國分裂，集體安全對法國又太過不可捉摸，因此惟一的解決辦法就是英美保證協防法國，那正是這兩個盎格魯一薩克遜國家極不願許下的承諾。既然無法爭取到這種保證，法國退而求其次，要求採取變通作法。美國有地理隔絕為保護，德國艦隊投降也消除英國對控制海權的疑慮，法國是惟一須仰賴全球輿論為安全保障的戰勝國。
威爾遜實在太熱衷於建立國際聯盟，因此偶爾會提出一些令法國滿懷希望的理論。有好幾次，他把國際聯盟說得有如一個國際法庭，可以裁決糾紛，改變國界，為國際關係注入極有必要的彈性。在1919年2月14日召開的全體大會上，威爾遜公開國際聯盟的盟約內容，會後他以幾乎不變的口氣對威爾遜夫人說：“我們就此真正地邁出了第一步，因為我現在比以往更真切地領悟到，一旦成立國際聯盟，我們當前正設法達成的和約中必然會出現的種種錯誤，均可透過它加以仲裁改正。”
根據他的規劃，國際聯盟將負有執行和平及糾正不公的雙重使命。然而有一個顧慮卻使他寢食難安，在歐洲歷史上絕找不出任何一個，靠訴諸正義或純靠法律程式便使國界改變的例子，幾乎無一例外的全是借國家利益的名義，才使國界得以改變或保全。但威爾遜也心知肚明，美國人民絲毫沒有以軍事承諾保證實現凡爾賽條約的意念。大致上，將威爾遜的構想形諸實際建制已等同於一個環球政府，美國人對世界政府的接受程度遠不如對世界警察的自許。
威爾遜為規避這個問題，便號召訴諸世界輿論作為對抗侵略的最終制裁力量，排除使用政府或軍事力量。他在1919年2月就是如此向和會說明的：透過此一工具(國際聯盟)我們主要是仰仗一股龐大的力量，即全球輿論的道德力量。至於輿論無法解決的問題，靠經濟壓力必可迎刃而解。
和會決定製裁德國，就連勞合·喬治自己也不相信。他在1919年3月25日致威爾遜的函件中說：
“我想不出將來有比這更可能掀起戰火的原因了，亦即不愧是世上數一數二積極進取與實力雄厚的德國，居然被一群小國所包圍，而其各民族中有不少從未能建立穩定的政府，但每一國中都有大批吵著要與祖國統一的德國人。”
基辛格《大外交》。
至於中國，顧維鈞在他的回憶錄中是這樣寫的：
中國在“十人會”上的論辯關係至大。因為對中國來說，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外，山東問題都是一個極為突出的問題。同時，也是和會必須面對的一個棘手的問題。
我們於三時準時到會。這是中國代表第一次出席“十人會”的會議，因為這次“十人會”純粹是為要解決與中、日直接有關的“山東問題”而召開的，克里孟梭主持會議，我想，這是因為他是和會主席，所以，根據職權，他同時也是“五巨頭會”和“十人會”的主席。會議室是一間中等大小的房子，到會代表大約有二十五至三十人。勞合·喬治先生、阿瑟·貝爾福先生、威爾遜總統、藍辛先生、義大利首相奧蘭多和他的外長桑理諾男爵在會儀廳內坐於主席右側，我們在左側相向而坐。
房間中央的幾排座位上，除了幾名其它國家的代表之外，幾乎全是日本代表，其中有牧野男爵、西園寺侯爵，還有日本代表團的其他代表。當主席請日本代表團闡述日本政府關於山東問題的觀點後，牧野男爵發表了一個十分簡短的宣告，聲稱日本尊重日中之間的成約，並說，山東問題應在日、中兩國之間，以雙方所商定之條約、協議為基礎來解決，他還陳述了日本在戰爭期間為協約國事業而作出的貢獻。
第二天，1 月 28 日，我們再次出席“十人會”會議。在這次會議上，山東問題是議事日程上的唯一問題，克里孟梭請中國代表團按照前一天的商定宣讀中國宣告。
王正廷博士起立，說明他已要求他的同僚顧維鈞來闡述中國政府的觀點。於是，主席叫我發言。我沒用講稿，談了半個多小時。雖說這不過是一次即席發言，但因我一直在研究這一問題並一直在制訂處理這一問題的方法，我思想上是早有準備的，我剛一講完，中國代表團就鼓起掌來。威爾遜總統走過來向我表示祝賀。隨後，勞合·喬治、貝爾福、藍辛也都跑來向我祝賀。威爾遜總統和勞合·喬治都說，這一發言是對中國觀點的卓越論述。
在進行論辯後的幾周之內，無論是在宴會上，還是和友邦代表見面時，談話總是給我們以鼓舞，使我們認為，中國的論辯已經獲勝。
日本是組成“十人會”和最高會議的協約國五強之一，它要求吞併太平洋上前德國所屬島嶼，其中包括對美國具有特殊利益的關島，寸步不讓。威爾遜總統則堅持將原德屬太平洋島嶼轉讓日本時，必須把關島除外，並認為這一條件必不可少。
將近 4 月底時，人們得悉，和會已經著手解決山東問題，經過討論也已找到某種解決辦法。4 月 22 日，中國代表團接到通知稱，威爾遜總統、勞合·喬治和克里孟梭約見中國代表團。陸總長和我到美國代表團威爾遜總統的寓所參加了會見。我們發現僅有五人參加這次會見——美國總統、英國首相、法國總理、英文翻譯漢基將軍，法文翻譯是一名法國海軍上校，他的名字我已忘記了。我們受到了誠摯的歡迎，可是我們注意到，威爾遜、勞合·喬治和克里孟梭表情嚴肅，這是一個不祥之兆。
《我的1919》劇照
陸總長讓我代表他講話，這樣可以使威爾遜總統直接從英文來理解意思。於是我遵命而談。我非常坦率地告訴威爾遜總統，我是何等失望，方案又是何等不公。這種方案只能使中國人民大失所望，而且無疑將在亞洲播下動亂的種子。
勞合·喬治接著說，他想提個問題：中國是願意接受中日之間早先制訂的那個方案呢，還是於深思熟慮之後決定採納剛才所談的新方案？前者指的是作為二十一條的產物又被 1918 年 9 月中日換文再次認可了的中日條約，後者則明確日本只能得到中德條約中原定的經濟權利，而不享有膠州租借地。我跳起來，告訴陸總長，勞合·喬治講了些什麼。我提醒陸，兩種方案均無法接受。
陸總長表示完全同意。這時，威爾遜總統轉而問克里孟梭是否有話要講。克里孟梭說，他完全同意勞合·喬治剛才的發言。於是，我在和陸總長商量之後說道，勞合·喬治所提的問題使中國進退兩難。這兩種方案都不公平，既不利於中國，也無助於世界和平事業。我又解釋說，日本的目標在於亞洲。山東是具有重要戰略位置的沿海省份，日本獲得在山東的經濟權益，只能為其實現建立東亞帝國、排斥西方國家利益的計劃大開方便之門。
那時，和會對中國問題的不利決定已經引起人們的極大不滿，而且，對於五四運動的爆發，它即使不是唯一的原因，也是一個主要原因。在巴黎的中國政治領袖們、中國學生各組織，還有華僑代表，他們全都每日必往中國代表團總部，不斷要求代表團明確保證，不允保留即予拒籤。
摘自《顧維鈞回憶錄》。
這樣，中國的利益就被這幾個國際大佬葬送了。剩下來只能是中國外交代表團的拒籤。
書林評說。世界貿易發展到了這樣的程度，各國的經濟聯絡已經密不可分，在這種情況下，出現了國際聯盟，無疑是人類的巨大進步。可是，當時的英國、法國，都沒有這樣高的境界的政治家；蘇俄有，比如列寧，可是被排除在外；美國有威爾遜，可是美國資本家不認賬，國會最後否決了巴黎和會的成果。這說明，國際政治的一體化程序，有待歷史的進一步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