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時期，曾國藩的湘軍、李鴻章的淮軍等迅速興起。淮軍抵達上海時，與湘軍的裝備相似，主要都是一些是刀矛、抬槍、小槍、劈山炮等武器。
上海作為重要的通商口岸，是華洋雜處之地。常勝軍的設立，為淮軍學習仿效西方列強之使用洋槍、洋炮提供了難得的條件。李鴻章清楚地認識到西方列強的先進的洋槍洋炮之強大威力，再加上當時的太平軍也較為廣泛地使用洋槍洋炮，因此他便迅速為淮軍裝備了洋槍和洋炮。
淮軍最初裝備的是抬槍和小槍，是較為落後的火繩槍。19世紀60年代，淮軍裝備的洋槍主要是外國的舊式前膛槍，還不是較為先進的洋槍且獲取方式主要以從從外國購買為主，李鴻章曾提到：“鴻章前解之二百杆天字號，在中國為上品，在外國仍不中用。元字號次之，萬字號又次之。然我軍所用皆為萬字號為真洋槍，其餘多系廣東土造。筱兄赴粵，囑在香港購天字號三千杆。俟解到再多多奉獻也。”
70年代開始換裝後膛槍，主要有英國的亨利馬梯尼和士乃得、美國的林明敦、德國的毛瑟等。這些後膛槍主要是線腔槍，及在洋槍的槍管內纏繞有幾條膛線，槍身上也增加了標尺，與滑膛槍相比，無論是射程，還是命中率和傷殺力了都有所提升。
李鴻章相比於國內其他清軍統帥對槍械的認識深刻許多，他曾提到當時世界上最佳、最貴的後膛洋槍，是英國的造的馬梯尼槍，每杆連子200個，約價銀20兩。其次為美國造的林明敦槍，每杆約價十數兩。再次為士乃得槍，是英國人用舊有的來福槍，截去後覺，配以後門機器而成，故最賤，每杆約10兩內外。李鴻章為淮軍換裝後膛槍的時候，主要是“暫購英國士乃得、美國林明敦兩種”。他認為馬梯尼雖然是第一等的好槍，但是單價約需銀12兩左右，士乃得槍每杆10兩左右，而從美國訂購林明敦槍，連水腳，保險等費計入其後，每杆約銀12兩，因此李鴻章最終選擇了為淮軍裝備士乃得和林明敦兩種後膛槍。
由於士乃得槍是將原來的來福槍截去後究，再安裝上後膛機器而成，是製造最為簡潔方便的後膛槍，且每個後膛機器才價值4兩左右。因此，李鴻章認為“似尚省費經久，可不再買”。另外，李鴻章認為士乃得槍“其子力雖減於馬梯尼，而後膛發火，究勝前門”。“聞英國駐印度之兵及日本兵，皆用此物”。
用前膛槍鎮壓國內的叛亂已經掉綽有餘，而如今英國駐紮在印度計程車兵和日本兵也是使用士乃得槍，所以李鴻章認為只要為淮軍裝備比士乃得稍好的林明敦後膛槍便足以應對日本這個外患了，卻沒有想到要應對西方強國的侵擾卻無能為力。林明敦後膛槍對於淮軍的供給除了購買之外，還由機器局進行仿造。
但是，淮軍所裝備的洋槍和洋炮始終比西方強國落後很多，直到70年代中期這種狀況仍未改變，滯後於世界先進武器的發展潮流。李鴻章在1874年說到：“近年聞各國全換後門進子槍，放速而及遠，較勝數倍。……其以前兵槍、來福槍，概置勿用，遂盡發至日本及中國賤售。……日本今年亦全換後門槍，又將舊槍運至香港賤售。敝軍因近來無大征戰，銅源又缺，無力多購後門槍，僅買存三千杆，以備緩急。”接著又提到，近年淮軍“各營皆用英、法兵槍、來福槍兩種。弟雖略購後門槍，因無大敵，未肯給發。”直到1875年，“淮、練各軍現尚用前門洋槍”淮軍使用前膛的洋槍和洋炮，一直到19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期的時候，淮軍有時仍然用前門槍炮操練。
後膛洋槍、洋炮的出現是近代武器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李鴻章對於後膛槍炮的引進也較為積極，但是並未大規模裝備淮軍。
他說：“西人制造後膛槍炮，日新月異，其速率之猛，準頭之遠，幾於無堅不摧，天地肅殺之氣與人世機巧之心相尋無已，而彼得以其時，出奇角勝，我仍因陋就簡，紐於制梃撻兵之常談，而不思變計，得失利鈍之懸殊，不待煩言而決矣！”1874年中國正在籌辦海防事防若有戰事務，李鴻章打聽到“近年聞各國全換後門進子槍，放速而及遠，較勝數倍”“海防若有戰事，則非最精之後門槍不足制勝。”
可見，李鴻章對於洋槍、洋炮的優勢及晚清軍隊之劣勢有著清醒的認識，清廷外患的日益嚴重令其感到了追趕西方列強以富國強兵之緊迫感，由於李鴻章對於購買和仿製西方先進洋槍洋炮的重視，淮軍的武器裝備的近代化水平遠高於國內其他軍隊。但是，如果將淮軍全部的武器裝備都更換為後膛槍炮的話，所需要的費用較多，李鴻章估計，淮、練各軍，“一律改操後門槍，約需三萬枝，費銀三四十萬，每年子彈、雜費又數十萬。”再加上1874年海防大討論之後，清政府將主要的精力致力於建設海軍，李鴻章也開始關注北洋海軍的建設，因此對於淮軍陸營各大營頭的武器裝備的更新有所遲滯。
由此可推斷，每當清政府面臨較為嚴重的內憂或是外患時，淮軍及聯軍的武器裝備的更新速度就較快，此次淮軍後門槍炮之更換，無疑是受到日本侵犯臺灣給清廷領導者所造成的震動所影響，亦充分說明當時清政府之領導者對於世界軍事日新月異的發展形勢缺乏較為清晰的認識，整個政府和社會的執行機制具有較強的惰性。這正是費正清所提出的“衝擊-迴應論”在軍事領域的一個縮影。
淮軍裝備的洋炮，在60年代主要為十二磅的開花炮、三十二磅和六十八磅的洋炮，在淮軍鎮壓太平軍的過程中，雖然有湘軍牽制太平軍主力的因素，但是淮軍能夠迅速守住淞、滬，並收復蘇州、常州等江蘇大部分地區，最為關鍵的因素則是淮軍大規模裝備了洋槍和洋炮。洋務運動之主要領導者之一的薛福成認為：李鴻章的淮軍能夠迅速收復被太平軍佔領的江蘇地區，“設非籍助利器，殆不能若是勁且捷也。”李鴻章自己也提到，“敝軍槍炮最多而精，……是以所向披靡。若槍炮不能多放，則亦不甚得力。”
隨著洋槍隊和洋炮隊在淮軍中的建立，到鎮壓太平天國後，6萬餘淮軍的武器裝備已經從冷兵器、舊式抬槍、土炮、洋槍洋炮並用，轉變為基本上全部使用前裝滑膛槍和前裝滑膛炮。淮軍拋棄中國舊式武器，改用西方近代武器，隨著全軍擴充套件至一百數十營，淮軍總人數達到了六七萬有餘，在短短的三年時間內迅速成為晚清兵器威力最為強大的軍事集團。從這個角度來說，淮軍武器裝備的更新極大的促進了晚清軍隊武器裝備的近代化歷程。
淮軍在70年代後期換裝為克虜伯後膛炮，成立了單獨的炮隊，可以單獨完成軍事任務。從這個角度來說，淮軍成立炮隊是中國近代炮兵制度的發軔。1871年之後，李鴻章陸續為天津海口各炮臺及各軍，購置了百餘門德國的克虜伯後膛炮，但是各炮隊依然摻雜了很多的前膛炮。
另外，由於李鴻章對於西方武器裝備之發展形勢不是非常瞭解，且認為前膛炮在一定程度上優於後膛炮，較為留戀前膛炮，因此沒有大規模的將前膛炮更新為後膛炮，從而有因循守舊之嫌。他說到：“炮位一項，德國全用後膛，英國全用前膛，俄、法則小炮多後膛，大炮多前膛，美國仍用老式滑膛。”“論攻堅緻遠，前膛不如後膛，論穩固經久，後膛不如前膛。故行仗小炮宜用後膛，取其輕而及遠，輪船、炮臺所用大炮，究以前膛為宜。”這顯示出李鴻章對於後膛槍炮的認識在一定程度上與世界軍事發展之趨勢相違背，而此時的另一個東方國家日本，卻緊跟武器發展的形勢，迅速將軍隊的武器裝備換裝為了後門槍炮，並且造出了本國自己的後膛槍——村田步槍，這與清朝的守舊自滿形成了鮮明之對比，中國和日本的武器裝備水平的差距在逐漸擴大。
淮軍經過整頓，到1890年前後，裝備有了很大變化，特別是專門編制了獨立炮隊，是一個大的進步。淮軍裝備的大量的洋槍和洋炮，提升了淮軍在全國的地位，成為清政府最為依靠的軍事力量。
1891年，李鴻章向清廷報告提到，北洋各軍“使用槍炮，全系西方精利之器”，在此前後的幾年時間裡，他在每年的淮軍軍需報銷的奏摺中，都會提到淮軍練習後膛槍炮的用法並且學習西方軍隊相關的戰略戰術，以達到“聲威既張，敵情自懾，實為消患無形之計”的目的。
與此同時，李鴻章也陷入了一個極端，即他在指揮戰爭的時候主要依靠雙方的武器裝備水平來判斷勝負，而不注重對淮軍將領進行西式的戰略和戰術的培養和訓練，他說“槍炮稍有優絀，則利鈍懸殊”武器裝備的先程序度固然重要，但是僅憑槍炮的先進水平就斷定雙方的勝敗則成為了“唯武器論者”範圍。
甲午戰爭期間淮軍在平壤戰場及遼東戰場的迅速潰散之表現，證明李鴻章所說的聲威自張，敵情自懾的目標不僅沒有達到，而且淮軍的聲譽在國內驟然下跌，這是李鴻章所始料未及的結局，亦是李鴻章對於引進西方較為先進的洋槍洋炮後便驕傲自滿、止步不前的惡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