腓特烈·威廉一世（德語：Friedrich Wilhelm I；1688年8月14日—1740年5月31日），是霍亨索倫王朝的第二位普魯士國王兼勃蘭登堡選帝侯（1713年2月25日—1740年5月31日在位），綽號“軍曹國王”、“士兵王”（Soldatenkönig）。特烈·腓特烈一世之子，腓特烈二世之父。。他的父親腓特烈一世成功地使普魯士變為一個王國，而他本人則大大加強了這個王國的軍事力量。
腓特烈·威廉一世是腓特烈一世與漢諾威選侯恩斯特·奧古斯特的長女索菲·夏洛特的次子。在他13歲時，他的父親得到了國王的稱號，他成為了普魯士王儲。他曾參加了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1713年2月25日，父親腓特烈一世去世，他即位成為國王。
腓特烈·威廉一世剛登基，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結束。4月11日普魯士與法國簽訂了《烏得勒支和約》，得到了格爾登上區，和法國、瑞士邊境附近的納沙泰爾、瓦倫金兩個侯國。
腓特烈·威廉一世是一位性格嚴厲的“戰士國王”，他以極其粗暴的軍訓作風對待臣民，總是建軍備戰、窮兵黷武，但是也為普魯士日後的擴張準備了堅實的軍隊和經濟基礎。腓特烈·威廉一世時期普魯士軍紀嚴格，校閱軍隊成了他最大的消遣。1733年，實行分割槽徵兵制，並強迫農民當兵，提供半數的兵源，另一半為外國僱傭軍。事實上，普魯士軍隊兵員近半數仍是透過獲取外國人填充。最有名的例子即是國王的近衛隊——由各種身材魁梧的人組成。獲取——包含徵召志願服役者，綁架，脅迫，偷竊，等等。普魯士軍隊的徵兵者成為了過街老鼠一樣的存在，普國也一度險些與一眾北德意志邦國開戰。
不同於士兵的徵召，普魯士軍隊中的連級指揮官通常由農民的領主擔任。國王藉此徵召貴族入伍的機會能夠調查國內的貴族數量，不少容克貴族也樂意讓他們的兒子擔任軍官或參加訓練軍官的軍事學校以獲得學習機會。當耕田的本地農人成為軍隊的普通士兵時，他們的軍官似乎正在告訴他們軍旅生涯中的階級關係只不過是鄉村生活經歷的一個延續。容克貴族作為地位顯赫的群體也在同一時期開始緩慢地放棄傳統上與王室政府的對立關係，逐漸“為國王所用”。這在短期內是一個有效緩解君主與貴族對立關係的方法，但從長期上看，也正是這些容克貴族的子嗣在日後的普魯士政壇上佔有相當的話語權。
對於那些已經入伍的徵召士兵，他們在和平時期可以申請休假，無需全年留在軍中；但是在春夏之交的那些被稱為“操練月份”的4月，5月和6月，所有連級單位需要保持滿員狀態。在其他時間裡，指揮官能夠最高准許1/4的人擁有一個月的假期；若是在收穫季節（7月，8月以及9月），整支連隊的40%可以被准許休假。
他有一個普魯士巨人擲彈兵團：謠言說他派人從歐洲各地綁架身高偉岸的巨人，編入這個特殊的擲彈兵團，從北海到地中海的整個歐洲，所有高大的男人都有可能被他誘拐或者劫持。謠言甚至說：身材高大的女人同樣不安全，常常被腓特烈·威廉綁架來與這些巨人結婚，以產生新一代巨人。
他滿腔熱忱地推行重商主義政策——禁止國內紡織品出口，對進口貨物提高75%~100%的關稅，對來自波蘭的廉價穀物額外抽稅。為了限制進口，紡織業所需要的原料也儘量從本地供應，而非選擇與薩克森進行貿易。他為本國缺乏資源與經濟實力的窘境大為不悅，大刀闊斧地改革，不少能夠發聲的民眾為此叫苦不迭。
1713年，國王新成立一個“財政委員會”（Generalfinanzdirektorium）以負責管轄所有領地的稅收；而早在大選侯統治時代就已建立的戰爭總署（Oberkriegkommissariat）此時仍在行使收稅的權利；二者的行政範圍在九年的實踐中被證明是互相沖突的，於是在1722年兩個有衝突的機構被合併為“戰爭，經濟與領地最高委員會”（Ober-Finanz, Kriegs und Domanen Direktorium）。新政策在1723年1月19日實施。除去收繳稅款，該機構亦負責管理鑄幣，郵政，採礦，產鹽，釀造啤酒以及各種城鎮手工業。講得更籠統些，此“委員會”管轄了除去法律，教育以及宗教外全部的行政管理。委員會被分為四個支部，每一個支部負責管理不同的領地。民事稅款與軍事稅款分開管轄，以預防貪汙。按照國王所想，他害怕自己的繼任者也一如父親那樣沉迷於宮廷文化而揮霍本應作為軍事支出的錢款。
他歡迎一切能為國家帶來收益的新教徒——薩爾茨堡人，瑞士人，北尼德蘭人，下薩克森人，弗蘭肯人，以及改宗新教的卡舒比人與馬祖里人。昔日的難民成為明日的東普魯士開荒者。作為一名國內新教徒中的少數派（也就是加爾文派），他延續父親腓特烈一世的政策，接納在薩克森選侯國受迫害的虔敬主義者（Pietist）並委任大權，解決國內多數派路德宗與少數派加爾文宗之間的宗教分歧。即使是對於猶太人，他也來者不拒——至少在能夠改宗的前提下。
他大大加重賦稅，把普魯士軍隊從3.8萬人增加至8.3萬人（占人口的百分之四），由此普魯士成為歐洲第三軍事強國。腓特烈·威廉一世在位時，與奧地利、英國關係冷淡，只與法國、薩克森-波蘭結盟。
腓特烈·威廉一世的普魯士參加了反對瑞典霸權的大北方戰爭，但所得甚微。只是由於彼得大帝的俄羅斯打敗了瑞典，腓特烈·威廉一世得到了直到奧得河河口的波美拉尼亞。
1709年普魯士東部發生鼠疫，人口驟減。腓特烈·威廉一世重新移民，使東部再度繁榮。1719年，他解放自己領地上的所有農奴，廢除世襲租佃制度。他提倡重商主義，發展工業。1717年實施全國小學義務教育。
但腓特烈·威廉一世鄙視學問，他在普魯士禁止法國文學、拉丁文和音樂。由於他生活簡樸吝嗇，又捨不得在經濟文化建設上花錢，人稱“乞丐國王”。當“士兵王”正以令人難以忍受的吝嗇積累錢財，實施全力建軍、提高軍備的政策時，鄰國的薩克森選侯兼波蘭國王奧古斯特二世，恰恰相反，大肆推行附庸風雅的文化建設。奧古斯特二世曾自詡其都城德雷斯頓是德意志的雅典（暗指自己高雅），把鄰國普魯士都城柏林比作德意志的斯巴達（暗指士兵王粗俗），士兵王聽聞這個評價後卻頗為高興，在1730年與富裕的薩克森（有兵3.6萬）公開結盟。兩人死後，士兵王的軍國主義方針被證明是正確的；他英明神武的兒子——腓特烈大帝繼位後（擴軍至16萬人），在1756年輕易地攻破軍備不振的薩克森（軍隊不足四萬），建立北德地區的霸權。
由於腓特烈·威廉一世對王太子腓特烈過分苛刻，禁止他接觸法國文學、拉丁文和音樂，反對兒子與英國王室聯姻，經常對兒子進行體罰，造成了父子關係緊張。1730年腓特烈企圖逃亡英國未遂，被捕，腓特烈的同伴被處決，自己也險些喪命。
腓特烈·威廉一世於1740年5月31日在柏林去世，終年51歲。在他彌留之際，宮廷請來牧師臨終祈禱，牧師佈道勸他放下執著，稱：“人是一絲不掛地來，也是一絲不掛地離去”，腓特烈·威廉一怒之下，從病榻上掙扎著爬起來，罵道：“什麼一絲不掛，我要穿上我的戎裝！”他一生力倡儉樸，把軍隊從3.8萬擴大到8.3萬人；治下人口更從1713年的155萬增加到1740年的225萬。
腓特烈·威廉一世於1706年11月28日娶漢諾威選侯，日後的英國國王喬治一世唯一的女兒，也是腓特烈·威廉一世的表姐索菲亞·特蕾西亞（Sophia Dorothea，1687年—1757年）為妻。他死後，由於前兩個兒子都已夭折，第三子腓特烈，成為國王腓特烈二世，將普魯士建設成歐洲最強大的國家之一。
“我請求你，我的繼承者，請勿興不義之師。上帝將會為此護佑你與你的軍隊……” 這一段國王的政治遺囑也許說明了國王不願意看見他或他的繼承者輕易地消耗他所積累起的資本。也許國王真如他自己所形容的那樣“厭惡非正義戰爭”，但1740年的既定事實（fait accompli）向我們顯示大肆擴軍的普魯士完全有能力和十足的野心入侵周邊國家。
因而有一點需要說明——普魯士這樣的軍事能力是完全基於對軍隊建設的無止境投入以及一套為此而生的忠誠官僚體系這兩個前提而產生的，而非貧瘠的勃蘭登堡馬克邊區發現了什麼神秘資源能夠讓普魯士在1740年養起佔到全國總人口3.6%的軍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