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繼光是明朝傑出的愛國名將、抗倭英雄，又因文思敏捷，文武雙全，被人稱為“將帥詩人”和“儒將”。他出生將門，一生久戰沙場，在抵禦倭寇、鎮服胡虜、訓練士兵、修建長城、改進兵器和陣法創新等多方面，都有巨大的貢獻。同時，他又著書立說，撰有兵學名著《紀效新書》和《練兵實紀》，對中國古代軍事學術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雖然戰功卓著，晚年卻遭政黨傾軋，被罷官免職。最終，他一病不起，一代將星就此隕落。

戚繼光（1528-1587），字元敬，號南塘，晚號孟諸，山東蓬萊人。他出身於將門之家，17歲時父親去世，戚繼光襲父親戚景通之職，當了登州衛指揮僉事，雖然只負責管理登州的屯田事務，他卻心懷“封侯非我意，但願海波平”的大志，也正是在登州任上，他第一次見到倭寇燒殺搶掠的惡行，也認識到北蠻韃靼進犯的危害，由此寫下了《備俺答策》等數篇軍事策略。

嘉靖三十二年（1553），由於在“庚戌之變”和戍守薊州中的突出表現，戚繼光得到張居正的推薦，升任為蜀部指揮僉事，管理登州、文登、即墨3營25個衛所，負責山東沿海的倭寇防禦工作。嘉靖三十四年（1555），為了加強沿海邊防，明朝設定了寧紹臺參將一職，戚繼光被任命守衛寧波、紹興、台州三府的參將，這三個地區正是倭患氾濫的地區。戚繼光滿懷報國熱情，擔起重任，開始了他30餘年輝煌的戎馬生涯。

戚繼光上任後，發現當時明軍不僅戰鬥力差，軍紀又壞。他們在百姓面前如狼似虎，在倭寇面前卻膽小如鼠。百姓當中流傳：“遇倭猶可逃，遇兵不得生。”

以這樣的軍隊是絕對無法完成抗擊倭寇的重任的，戚繼光因此決定重建一支新軍。在一次偶然的礦工械鬥事件中，戚繼光發現義烏的民風彪悍，便立即上報胡宗憲，在義烏、永康的農民和礦工中招募了4000多忠誠勇猛的士兵，對他們加以訓練和整編，最終練成了一支訓練有素、軍紀嚴明、能征善戰的軍隊，也就是後來令倭寇聞風喪膽，名垂青史的“戚家軍”。

戚繼光對“戚家軍”的訓練，首先，對其進行衛國保民教育，激發其抗倭立功的熱情，還嚴明軍紀，賞罰分明，讓他們以南宋的“岳家軍”為榜樣，保家衛國，不侵擾百姓，做到“兵民一體”、“萬人一心”。其次，又根據江浙的地形和倭寇的作戰特點，創制了由12人組成的“鴛鴦陣”，根據實際作戰情況，又能靈活演變成“三才陣”、“五行陣”等多種陣法，在抗擊倭寇的作戰中所向披靡，大顯神威。再者，又配以新式的狼筅、火器、戰艦等裝配。

此後，“戚家軍”在和倭寇的80多次作戰中，戰績卓著，取得了台州大捷、林墩大捷、平海衛大捷等勝利，一舉蕩平了浙江、福建、廣東等地的倭寇，明朝的東南邊患，從此海晏河清，戚繼光也榮升為福建總兵，一時間意氣風發，塵囂直上，被譚綸稱讚為“豈直當今之虎臣，實為振古之名將”。

南方倭患已定，北方卻戰事未平，韃靼不時侵擾，實是明朝的一大隱患，朝廷遂復召戚繼光為總兵馬，鎮守薊州、永平和山海重鎮，並進封為右都督。戚繼光到任後，便總結出北方邊防的極大缺陷，加以整治，又組織修建了1000多座空心敵臺，創制出複合“車營”陣法，後來在他的指揮下，多次挫敗了蒙古騎兵的侵擾，有效地解決了北方的邊患。在戚繼光未上任前，17年間，薊州鎮曾換了10為大將，但都“率以罪去”，戚繼光到任後，“在鎮十六年，邊備修飭，薊門宴然。繼之者，踵其成法，數十年得無事。

戚繼光能夠屢建奇功，彪炳史冊，除了他個人傑出的軍事才能和時代機遇外，和譚綸、張居正等朝廷要員的支援和器重也是分不開的。他在擔任薊州總兵期間，張居正力排眾議，雷厲風行，將和戚繼光作對的官員調離薊州，使戚繼光能夠大展手腳，一展巨集圖，才能充分發揮出他的軍事才能。1582年，張居正去世後，隨即遭到政敵的清算，戚繼光和張居正關係密切，也因此受到排擠，先被調到廣東當總兵官，後又被罷官歸免，晚年生活窘迫，甚至連延醫治病的錢都沒有，最後在窮困中溘然長逝，終年59歲。